摘 要： 湘军“兵争”思想深度融合了传统兵学思想及理学哲学理念, 成为理学思想全面运用于军事实践的集中表现。湘军经世派从哲学层面将“兵儒合一”推向了传统兵学发展的顶峰。理学不仅为湘军经世派提供了“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理想范式, 而且以丰富的哲学方法论为其认识和探索军事活动规律提供了具体借鉴。湘军的系列军事—理学哲学概念范畴, 形成了其对军事活动理学化的深刻认识, 并以此指导军事实践。
关键词： 湘军; “兵争”思想; 理学;
“兵争”是中国传统兵学的一个范畴, 其内涵十分丰富, 涵盖了军事谋略、战术运用、行军作战等军事学运作方面的内容。湘军“兵争”思想的突出特点, 即深度融合了传统兵学思想及理学哲学理念, 成为理学思想全面运用到军事实践中的集中表现。
中国兵儒融合起源于先秦荀子儒兵之说;从宋代开始, 随着文人领兵成为传统而不断深化。曾国藩言:“要以精微之意, 行吾威厉之事”[1]19。表明其以理学指导军事的重要思想特征。湘军经世派以理学为指导, 从哲学层面将“兵儒合一”推向了传统兵学发展的顶峰。
湘军注重自觉地以理学融入、指导军事实践。左宗棠言“行军用兵之法, 皆得力于《四书注》中”[2]。“尝论用兵须全体《周易》, 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才为万全”[3]211-212。罗泽南亦“练勇之暇, 即览《周易》, 于进退消长之理, 颇有所得”[4]326-327。可见以《四书》为主要文本的理学, 不仅为理学经世派提供了“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理想范式, 而且以精致的哲学方法论为其认识、探索军事活动规律提供了具体借鉴;以研究变易关系为重的《易经》涵育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也为其在错综复杂的军事活动中明辨主次, 预判趋向提供了理论指导。
在湘系理学经世派看来, “天下无理外之事”[5]。兵学又充满着辩证关系, 操之于己, 验之于事, 通晓之难, 驾驭之艰, 绝非俗儒所能就, 必须持之以方, 行之有度, 才能扶危持颠, 出神入化。故胡林翼认为“兵学为儒学之至精, 非寻常士流所能及也”[6]。王錱在经历初期军事惨败、挚友战亡的痛苦之后, 多方“深求古人所以致胜于万全之道”, 在彻悟之后引用唐代名将张巡的诗句“不辨风尘色, 安知天地心”, 表明自己“顺理行将去, 凭天分付来”的思想定力。[7]470-471
王定安评价曾国藩“不急目前之效, 宜若迂远而阔于事情, 然其坚定不摇, 排众议而孤行己意, 其成功亦卒以此, 由学力胜也”[8]119。《清史稿》评价:“国藩事功, 本于学问”[9]3058。不是说, 曾国藩仗打得好, 就因为他学问做得好, 而是指其军事行政有文化根底, 是理论指导实践的典范。这一评价, 也适用于整个湘军。
湘军人物从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角度分析把握军事规律, 高度提炼出的“心智”“主客”“动静”“奇正”“气几”“人器”“形势”等对立统一的哲学概念, 形成了自身对军事活动理学化的深刻认识, 并以此指导军事实践。
心智
湘军人物秉承理学心性之学, 从正心入手, 尽心即为尽性, 克己方能应物。军务喧嚣, 尤重正心、养心, 养成此心不动, 才能始终保持对外在事物客观清醒的认识和判断。黄埔军校版《曾胡治兵语录》特增补“治心”一章, 正是反映了湘军这一理学治军的思想特色。
罗泽南谓“临阵止争此心不动”[4]329, “兵在将, 将在心。……不动心本领非临时所能办, 便由平日学养得来”[10]237。曾国藩在军中“日必围棋一局, 以养其心”[11]。“事之成败, 不暇深思, 饷只有无, 亦不暇熟计, 但期稍振人心而作士气, 即臣区区效命之微诚也”[12]。李续宜以为平日只要操练不动心, 拿得定, 站得住, 临阵自会随机应变。[13]498胡林翼言:“两军交馁, 不能不有所损。固不可因一眚而挠其心, 亦不可因大胜而有自骄轻敌之心。……惟心念国家艰难, 生民涂炭, 勉竭其愚, 以求有万一之补救。成败利钝, 实关天命, 吾尽吾心而已”[14]439。都表达了正人心以求外功, 尽己心以待天命的思想意识。理学家治心不归于佛家玄虚枯寂, 而时时保持一种积极进取的“活泼泼”状态, 故能发而不泄, 劳而不竭。王錱言:“要练得此心极稳极静, 无丝毫忙乱躁暴, 方为有用。……练到纯熟时, 虽入百万贼中, 此心也有把握”[15]286。故左宗棠曰:“璞山以治心之学治兵, 克己之学克敌”[16]。
湘军还有一个重要的治军思想——“求智”。湘军多推崇智将、智兵, 反对愚兵。胡林翼认为统将“总须智、勇二字相兼, 有智无勇, 能说而不能行;有勇无智, 则兵弱而败, 兵强亦败, 不明方略, 不知布置, 不能审势, 不能审机, 即千万人终必败也”[14]282。胡氏强调智略之士是军队的核心和灵魂:“设五百人之营, 无一二谋略之士、英达之才, 必不成军。千人之营, 无六七谋略英达之士, 亦不成军”[14]198。郭嵩焘“考求伦敦募兵之法, 皆先使读书, 通知兵法, 而后入选。……其根柢厚矣”[17]!可见当时湘系经世派已经对近代军事教育有了初步感受。
同时, 湘军中多无“上智下愚”的阶级偏见, 而是强调“才不择地而生”, “虽愚蒙而可勉”[18]24-25。曾国藩以“成人”为带兵的最高境界, 湘军将弁常教士卒作字读书, 以义理相训谕。湘军中从基层将弁、士卒成长起来的将帅不乏其人。农夫苦力、兵弁群氓, 皆起自民间而彪炳史册。王錱所部, 其手下小卒兵勇, 如张运兰、蒋益澧、刘松山等, 日后都成为一方大将疆吏。
主客
太平军众而不整, 故每凭坚城用大炮, 而湘军以血肉之躯当之, 往往冒险仰攻, 毙命于弹丸之下。湘军在实战中体会到:主强而客弱、主逸而客劳、主有利而客不利, 作战中主张以主待客、以逸待劳。基于这种认识, 曾国藩不赞同单纯追求先发制人和采取攻势作战, 亦不求军事上的速效, 而是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术。“去贼百里而遥, 营垒未成, 不敢止宿;去贼虽十里而近, 营垒未立, 亦不出队趋利”[19]529-230。蔡锷也认为湘军“攻击精神未由奋兴。故战术偏重于攻势防御, 盖亦因时制宜之法”[18]203。胡林翼也强调利用地形, 以守为攻。左宗棠分析清军屡败的因由:“论者不得其要, 辄谓贼勇而我怯也, 贼诈而我拙也。亦知贼常为主乎, 我常为客乎”[20]69?
在实战中, 湘军也并非一味强调后发和防守, 而是两者交错使用, 讲求变化, 甚至化客为主。湘军自东征以来, 总体上采取攻势作战态势, 而具体到一城一地, 则多采守势。除王錱、鲍超游击之师和李续宾部外, 湘军各军行军迟缓;湘军作战水陆相依, 水军进, 陆军跟, 战胜利于清剿, 战败便于撤离;湘军早期夺取城池多取强攻, 后克九江、安庆、天京, 则多采取长围、堡垒、长壕困敌, 从而达到化攻为守, 变客为主的目的。
这种看来相对保守的作战思想之所以在湘军中根深蒂固, 且多能行之有效, 还有以下原因:
一是受当时兵力对比等现实条件影响。太平军人数众多, 且长于就地裹挟发动, 清军受兵额、粮饷限制, 兵员必然有限, 故不宜多取主动攻势作战。
二是与当时武器装备水平相匹配。当时交战双方火器均以前膛抬枪、鸟枪和劈山炮为主, 攻坚能力有限, 凭险据守一方往往有利。而湘军装备较好, 训练有素, 火力较强, 故采用防守战术是扬长避短的优案选择。
三是湘军陆师多为步兵, 不利于长途奔袭, 必须时时以防后路, 保粮道为重, 惟水师机动性较强, 在与太平军作战之时主要在于争夺制江权, 而不在于一城一地之得失。
动静
动、静是重要的理学范畴。如果说, 哲学层面的动静观, 还是一种对本体运动的描述和认识, 理学功夫论中的动静观还是一种对修身之道的探求和体味, 而军事层面的动静观, 则是一种对战争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战争法则的高度提炼了。细加考论, 不难看出湘军对“静”这一状态的偏好。
曾国藩以诸葛亮、王阳明为榜样, “千军万马金鼓皇联之中, 未始非宁静致远, 精思通神之地”[1]85。“须将生前之名, 身后之事与一切妄念铲除净尽, 自然有一种恬淡意味, 而寂定之余, 真阳自生。此以静制动之法也”[1]67。罗泽南自述临阵制敌之道:“无他, 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虑, 虑而后能得’数语, 尽之矣”[21]20-21。“制敌无妙法, 只是以静制动。凡初大事, 临大敌, 所守者约而所施者博”[10]237。王錱解释“静”之一字:“必先使我心真如鉴之渣滓净尽, 而后妍媸毕照, 如衡之毫厘不爽, 而后轻重不淆。……此非独居安闲为然, 即极之仓皇急遽之中, 尤当力持此心”[7]461。
求静之道在去噪沈机。胡林翼战时百事纷纭, 而亲撰“主静箴”自励, “日对三军, 我虑则一, 彼纷不纷”[22]。曾国藩言:“军事变幻无常, 每当危疑震撼之际, 愈当澄心定虑, 不可发之太骤”[23]77。求静之道在守拙敛神。胡林翼曰:“破天下之巧者以拙, 驭天下之至纷者以静”[14]64。左宗棠高度赞赏王錱“气愈王而神愈敛”一语, 认为“直揭古今用兵要诀”[2]211。湘军后期名将刘锦堂认为:“惟古之善于用兵者, 每多意思安闲如不欲战, 而战则必胜”[24]。
在湘军人物看来, 静可以去燥养心, 临阵整齐划一, 不留瑕疵予人相乘。以静制动在湘军军事行动中屡见不鲜:曾国藩要求湘军“不出队, 不喊呐, 枪炮不能命中者不许乱放一声, 稳住一二日, 则大局已定”[25]333。李续宾临阵安闲静镇“如与客燕见之仪”[26]280。李续宜治兵, “只实做程朱主敬存诚功夫, 终日静默, 不妄言, 不妄动”。平日训士卒, “只训其勤于各人职分内事。凡各人器械行李, 无不收拾锋利, 整整肃肃。如临战, 如移营, 绝无临时预备之事”[13]498。可见“静”是主敬存诚的修炼功夫, 不仅深刻影响着湘军将弁的心理素质、行为方式, 而且在静的蛰伏状态中, 并非被动无为, 而是养蓄精锐, 预备一切。
奇正
“奇正”二语是中国兵学传统范畴, 正兵讲求堂堂之阵, 奇兵讲求变化莫测。而湘军对此从理学的视角进行了发挥。一是强调奇正兼用。胡林翼认为:“有正无奇, 遇险而覆;有奇无正, 势极而沮”[14]198。二是在战术上以正为体, 以奇为用。湘军人物的动静观既以静为本, 就决定了其在作战中以正为体。曾国藩用兵最重扎硬寨, 打死仗, 不尚诡谋奇计。他自我解释道:“吾辈读书人, 大约失之笨拙, 即当自安于拙, 而以勤补之, 以慎出之, 不可弄巧卖智, 而所误更甚”[23]34-35。
湘军用奇, 在于多留后手, 保持源源不竭之势。胡林翼提出:“有围城之兵, 须先另筹打仗之兵。有临阵打仗之兵, 必须安排后劲, 或预杜抄后之敌, 或备策应之举”[18]199。曾国藩言:“如以万人与彼交战, 只可以一成为正兵, 以二成为接应兵, 而以七成为张翼设伏之兵”[27]。湘军用奇, 还讲求审度形势, 抢占先着。“莫若从贼所不经意之处下手;既得之后, 贼乃知其为要隘, 起而争之, 则我占先着矣”[9]3085。胡林翼曰:“军事有先一着而胜者, 如险要之地, 先发一军据之, 此必胜之道也。有最后一着而胜者, 待敌有变, 乃起而应之, 此必胜之道也”[14]434。
湘军以考察奇正关系为重点, 结合理学动静观, 打造了攻守相依, 游击之师与常驻之兵相结合, 既能严密防守, 又能攻城野战的战法, 丰富了传统兵学实践。如左宗棠虽持重, 但一旦发现战机, 即敢于冒险出奇。他说:“靠定营盘, 可打稳仗也;然其不能打大胜仗, 亦即自此。与此贼战, 须取势、用奇、苦战, 然后可得大胜”[20]69。胡林翼也表示“兵事怕不得许多, 算到五六分, 便须放胆放手, 本无万全之策也”[14]748。
气几
“气”是理学思想中具有物质意义的概念。无论是朱熹还是张载, 都关注气的重要作用。同时儒家强调察物入微, “穷神知几”。几者, 动之微, 事变将起而未起、善恶将分而未分之机, 也可说是新事物初现端倪的动变之“势”。“气”具有宏观的本体性或本原性, “几”则具有纵向的历时性、发展性。湘军人物自觉地将这两种命题与军事活动相结合, 形成了自己的气、几军事理论。
湘军注重军队的养气、练气, 认为气与军队内在精神和胜负密切相关。罗泽南言:“战阵所争者在理, 亦在气也”[4]329。胡林翼认为:“兵勇之气, 如猪脬然。当其盛时, 千锤不破;一针之隙, 全脬皆消”[14]208。左宗棠强调“惟兵事强弱, 在乎气之盛衰, 无以司其消长之权, 则强者弱矣;有以妙其鼓舞之用, 则弱者能强”[20]100-101。曾国藩认为“胜负不在形而在气”[28]。在这里, 气被解释为全军上下所普遍具有的一种精神气质和气概, 它是作战胜负的关键性因素, 甚至强过传统兵学所推崇的“形”。
湘军提出了军中养气之法。曾国藩经过体认, 认为“军事不可无悍鸷之气, 而骄气即与之相连;不可无安详之气, 而惰气即与之相连。有二气之利而无其害, 有道君子尚难养得恰好, 况弁勇乎”[29]?郭崑焘提倡军中之气, “欲其聚, 不欲其散, 束之愈固, 则发之愈刚”[30]。湘军强调以“静”养气, 培植“主气”“真气”, 消除“客气”“浮气”, 更要防止锐气太甚, 客气为主, 一挫即可不振;军中养气, 必须“有余不尽”。因此, 必须讲求提倡之法, 蓄养之法、节宣之法。
湘军的“气论”影响着军队文化建设。曾国藩治军, 讲求“哀气”“朴气”, 其军“愀然若秋”, “虽忠勇愤发, 兵气惨郁极矣”[31]。而同为湘军的胡林翼所部则“熙熙如春, 上下欢欣而少礼纪”, 鲍超霆军更是锐气常新, 铁血之气一往无前。鲍超自言:“臣以偏师常破数十万之众, 而能使海宇廓清者, 气足以胜之也”[19]549。
湘军的“气论”影响着军队训练管理。曾国藩提出“气敛局紧四字, 凡用兵处处皆然”[32]。湘军中, “凡禁喧哗, 寡言笑, 皆养气也。养气有素, 无论平日起居、视听、言动, 并无丝毫躁暴。即奋勇冲杀之时, 如波涛汹涌, 龙虎跳跃, 而其中自有一种深固不摇之气存焉”[15]289。
湘军的“气论”影响着战略实施和战术选择。湘军在军事决策和战略谋划中, 十分看重“辨气析理”。正是在保“有余不尽”之气的指导下, 湘军创造出“各军更番互战步步稳进, 我之锐气常新”的战术。[21]42-43曾国藩反对打疲劳战, 自江西肃清后, 更是“屡嘱霆军休息, 以养锋锐”[19]425。当西征太平军攻击武汉, 征战江西的湘军上下腹背受敌时, 曾国藩从保持军队锐气的角度出发, 坚决反对退兵。“无故退兵, 兵家上忌, 此不可也”[26]5。从而树立了湘军“不轻进, 不轻退”的军事传统, 并保住了湘军前期战争的基本成果。湘军的这些军事决策, 都离不开“辨气析理”的理学功夫。
湘军将帅常以军容军风察量军队思想现状, 预判战争胜负。李续宾“每阅营伍, 不在观其操演, 只于平时到其营前, 观其兵士之勤惰整散, 可以决之, 且不必观全营, 即一、二人可决耳”[13]498。曾国藩还有一个通过“辨气”得来的重要论断, 他通过前线两军状态的体察分析, 认为“咸丰三年以前, 粤匪为哀者;咸丰十年以后, 官军为哀者”[25]1320。应该说, 这个判断准确勾画出了作为城市占领者太平军战斗意志逐渐衰退, 而起自山农的湘军经过多年征战渐入佳境的这样一种此消彼长的重大变化, 从而精准地把握住了大局转捩的关键。
在理学思想中, “几”是事物将发未发, 将动未动之时的一种临界状态。它包含了事物变化内因驱动、外因作用等种种因素, 是把握事物发展规律趋向的重要哲学概念。湖湘学人对《易经》中描述事物变动“前状态”的“几”十分重视, 并直接将之运用于军事领域。郭嵩焘认为“得几则势如破竹, 不得几则寸寸抵牾, 事劳而功不能半”[10]220。“几”与“机”是相互关联而又各具内涵的概念, 几是隐含的、未发的, 机是表面的、已发的。通过察几观物, 才能把握事机。机同时又具有机心、机括等涵义, 因此不能以机代几。湘军对过度强调“机”表示否定。如曾国藩言:“天下惟忘机可以消众机, 惟懵懂可以祓不祥”[33]。表达了传统文化中以诚为本, 忘机应物的价值倾向。
湘军人物在察“几”过程中, 突出了诚的概念。郭嵩焘曰:“诚者本体, 神者作用, 几者作用微妙之发端也。……然几之失, 大抵由于一念之私。或蔽而不见, 或见及之而不能决, 皆此一私之萦绕也。故审几者, 尤以诚为本”[10]220。又言:“凡战有数, 其动也为几, 其发也为情。审其情之所以终极, 以察其几之动, 则得应敌之术”[34]。在湘军人物看来, 几是决策的重要依据。几既然是将发未发的, 就必须提前考量谋求先机;几既然是隐含入微的, 就必须澄心静虑, 察几观变, 几既然是有征可察的, 就必须观物入微, 持之以诚, 几既然是变动不测的, 就必须深入实质把握机理。总之, 只有循理而为, 方能察几用神, 运用自如。纵观湘军发展史, 其对“几”的体察运用, 每在关键时刻均能在时机、条件、态势方面予以准确把握, 从而化被动为主动。如早期谋划筹建水师, 不仅为湘军发展史上一大转机, 而且江南战场局势为之一变;咸丰十年, 江南大营再陷, 苏、常相继失守。左宗棠却在此中看见了大局转捩的契机。再如左宗棠分析甘陕形势, 于同治六年七月“奏五年可竣”[26]121。“迨左宗棠移师西征, ……至癸酉而奏肃清, 适符入觐五年蒇事之对”[35]。
人器
在武器和人的因素孰轻孰重的问题上, 湘军人物高度肯定人的因素是决定性的。更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气”与“志”在作战中的重要地位, 为打造一支有理学信仰的军队提供了理论依据。
胡林翼指出“兵事以人才为根本, 人才以志气为根本”[14]290。军队建设“不可专用火器也, ……兵因火器强, 亦因火器弱”。他明确表示, 伺后军营“以火器四三成, 刀矛六七成为要”[14]109-110。湘军与敌“短兵相接, 自湘潭始。我军自此始知战事不以炮为生死, 而名将飙起”[26]468。曾国藩明确提出:“制胜之道, 实在人而不在器”。他用“真美人不甚争珠翠, 真书家不甚争笔墨”来比拟将领对武器的追求, 认为“真善战者, 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23]1079?湘军在初讲水师时, “用鱼网、藤牌编发为甲, 皆不验, ”后乃尽屏弗用, 水师将弁露身挺立船头, 披襟当炮矢, 反而令敌军夺气。曾国藩总结捻军作战特点时说:“捻仅用长矛二丈, 飞腾入阵, 枪炮不得再施。知捻之可以胜官军, 则知西夷之可以战也。……胜负在人不在器。然安得二三孟浪不畏死者, 为吾前驱哉”[8]261!
自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后, 世界兵器发展几乎日新月异。湘军重人轻器之说似乎显得有些落伍。而实际上湘军集团对武器的改进装配亦非常重视。湘军水师东征之初即拥有大小洋炮五百七十门;陆师火器配比也不断增加, 并因此屡改营制。左宗棠将军中抬炮改为劈山炮和西洋火炮, 并在兰州创办兰州机器局生产武器弹药, 在西征时面对凶悍异常的回军骑兵部队, “每用火炮, 庶几致胜”[36]。
然而, 湘军将人的因素看成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 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湘军集团中也有人洞察到, 西洋军队的强盛, 并非专靠武器装备, 而是法制、政事、人才、文化的综合作用。如湘军幕僚李宗羲认为:“论中国自强之策, 决非专恃火器所能致胜, ……西人之所以强者, 其心志和而齐, 其法制简而严, 其取人必课实用, 其任事者无欺诳侵渔之习, 其选兵甚精, 故临阵勇敢而不畏死。不察其所以强, 而徒效其器械, 岂足恃哉”[37]?
形势
“形”主要指包括兵力部署、地理环境在内的兵形地势, “势”主要指宏观上的政治军事态势和微观上的战场形势。两者相辅相成, 对战争胜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湘军极为重视军事地理知识, 并以此作为经世之学的必备科目。如罗泽南、左宗棠尤为注重研习地学。左宗棠不是僵化地学习, 而且将地理地形与风土文化、历代兵事相结合。他认为攻守之形, 取决于具体的战争特点和战略需要, 不可预先谋划;因此一旦兵权在握, 即能“审机最微, 取势甚远”[38]。湘军重视在实战中对地势进行考察, 以取得先机。胡林翼认为:“兵事决于临机, 而地势审于平日”[18]173。郭嵩焘言:“地利云者, 非仅国史所载山川一定之险也。……虽渐车之浍、数仞之冈, 苟形势在所必争, 即机会不可偶失”[39]。如霆军“凡敌营之前后左右、山川向背、径途纡折, 了然于心。……于厅事画地为贼垒, 令诸将各议进兵路径, 次第按行, 使人人如虏在目中, 次日乃决战”[40]。湘军对地势的分析把握运用, 可谓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湘军军事思想中的“势”既包括战场形势, 又包括军事战略态势。胡林翼认为“兵事当布远势, 忌近谋”[14]534。具体到战场形势上, 湘军主张明察地理, 抢占先机, 蓄势而发, 倾尽全力夺取战场主导权。在战略态势上, 曾、胡、左等大帅乃至罗泽南、刘蓉、彭玉麟、杨载福等将领都注重结合地形地势和战争双方军事政治态势分析制定不同阶段的战略目标。如夺取武汉为重点的第一个军事战略, “谋江南者。必以上游为本。谋西域者。必以关内为本。”[41]平定江南, 底定甘陕、新疆的国家重大战略, 均出自湘军人物之手, 充分体现了湘军长于谋略的军事思想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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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左宗棠.答胡润之, 答曾节相 (二) ,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M]∥朱汉民, 丁平一.湘军 (第6册)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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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曾国藩.五箴并序;曾文正公全集:诗文[M]∥朱汉民, 丁平一.湘军 (第3册)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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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刘锦棠.布置南路暨哈密等处防务折;刘襄勤公奏稿 (卷2) [M]∥朱汉民, 丁平一.湘军 (第5册)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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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朱孔彰.咸丰以来功臣别传[M]∥朱汉民, 丁平一.湘军 (第9册)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27]刘连捷.临阵心法序[M]∥朱汉民, 丁平一.湘军 (第2册)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301.
[28]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M]∥朱汉民, 丁平一.湘军 (第7册)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166.
[29] 曾国藩全集:书信[M].长沙:岳麓书社, 1990:937.
[30] 郭崑焘.致刘霞仙抚部蓉;云卧山庄尺牍 (卷1) [M]∥朱汉民, 丁平一.湘军 (第6册)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656.
[31]朱德裳.续湘军志[M].长沙:岳麓书社, 1983:270.
[32]常万里点评曾国藩兵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4:168.
[33] 曾国藩全集 (第1册) [M].长沙:岳麓书社, 1987:419.
[34] 郭嵩焘.曾沅甫宫保六十寿序;养知书屋诗文集[M]∥朱汉民, 丁平一.湘军 (第3册)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232.
[35] 曾毓瑜撰.征西纪略 (卷2) 陕甘靖寇记中[M]∥朱汉民, 丁平一.湘军 (第8册)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658.
[36] 刘泱泱等点校.左宗棠全集 (第2册) [M].长沙:岳麓书社, 2009:16.
[37] 清史列传 (卷54) :李宗羲[M]∥朱汉民, 丁平一.湘军 (第10册)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141.
[38]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蒋益澧奏报闽省军情吃紧现派兵进驻蒲城折[M]∥朱汉民, 丁平一.湘军 (第5册)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381.
[39] 郭嵩焘.赠总督安徽巡抚江忠源行政;养知书屋文集[M]∥朱汉民, 丁平一.湘军 (第9册)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175.
[40] 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 (卷5) [M]∥朱汉民, 丁平一.湘军 (第8册)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595.
[41] 曾国藩.通筹滇黔大局折;曾国藩全集 (第8册) [M].长沙:岳麓书社, 201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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