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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钟志军 来源=《最后一杯：美国禁酒令的立与废》
2019年9月，我在旧金山Mikkeller Bar小酌，深为此地迷人的精酿啤酒风味倾倒。期间和酒保闲聊，提及我正在翻译关于美国禁酒令的书籍。酒保流露出一丝困惑，显然对一百年前的禁酒令（Prohibition）没有什么概念。不过这位酒保倒也爽快，既然都做着与酒相关的事，勉强也算半个同道中人，就又送了我一杯。酒量很浅的我，喝得微醺回到了酒店。
美国人对禁酒令的记忆都已经模糊，中国人更是陌生。大约十年前，我沉迷于电影《美国往事》，对电影中几位好兄弟经营地下酒吧发财致富的情节印象深刻，进而开始关注美国禁酒令的历史。同期美剧《大西洋帝国》开始上映，连播了五季。这部美剧制作精良，剧中黑帮的权欲情仇故事确实令人目眩神迷，而我更关注的仍是该剧的故事背景——禁酒令。
《大西洋帝国》豆瓣高分好剧！超过7万人评价，最低9.1分！
2010年，丹尼尔·奥克伦特（Daniel Okrent）关于禁酒令的全景式作品——Last Call: The Rise and Fall of Prohibition出版，一时大热。2011年，PBS以此书为底稿，制作了三集纪录片——《禁酒令》。
豆瓣评分9.1的纪录片
《禁酒令》
Last Call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关于禁酒令的深度研究作品，我读后第一时间就分享给了何帆和曾健两位老师。当时恰好翻译完《最高法院的“喜剧之王”：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传》，就想着手将之译成中文。不料因为种种插曲，直至今日，方才出版。
讲解百年前的罕见历史带法律人理解当下世界
《最后一杯：美国禁酒令的立与废》
这是一部精彩非凡且生动活泼的社会历史作品，兼具学术和趣味。奥克伦特如同一位极佳的导游，带领读者游览了一段与众不同的美国史。作者持论公正、见解独到、语言幽默，如大师一般旁征博引，令读者在这段醒酒之旅的每一阶段都获益匪浅。——劳伦斯·赖特《末日巨塔：基地组织与“9·11”之路》作者
01理想引领——传统社会的积极自救
禁酒令重塑了美国，但并不意味着禁酒令是一场革命。恰恰相反，具体到禁酒令（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本身，它实际上是美国传统社会在即将迈入现代社会时的一场积极自救。
禁酒令的出现有其社会基础。如作者丹尼尔·奥克伦特在书中所作的详细考证，美国是一个徜徉于酒精海洋的国家，饮酒在生活中如呼吸一样寻常。此时人们饮酒，更多是为了补充身体所需水分。中国人在古时就较为重视饮用水卫生问题，除了对水源的选择，把水烧开再饮用也是一种低成本的杀菌消毒方式。欧洲缺乏卫生的水源，城镇更是污水横流，居民补充水分主要依赖饮酒。欧洲大陆南部地区盛产葡萄，低酒精度的葡萄酒就成为当地主流饮品；而中东欧及英国缺乏葡萄，烈酒、啤酒就是主要水分来源。把饮酒作为生活所必须，经过长期的自然进化，欧美人的酒精耐受度之高可想而知。
随着美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大量来自中东欧、南欧，信奉东正教、天主教的新移民来到美国大陆。工业化之前的美国，广袤的农场、优雅的庄园、白人新教徒家庭，才是美式社会正统。新移民改变了美国以新教徒为主体的国民构成，也改变了美国人饮酒的习惯。
移居美洲大陆的传统新教徒习惯饮用以威士忌为代表的烈酒，新移民中包括大量擅长酿造并且喜欢喝啤酒的德裔，于是啤酒很快流行起来。相较于烈酒，啤酒酒精含量低，口感温和，更适合当作每日生活必须品饮用，有“液体面包”的美誉。随着“巴氏杀菌法”的发明应用，以及啤酒商开创性的啤酒馆加盟商业模式的推广，液体面包搭乘不断蔓延的铁路线，流向广袤中西部地区的每一处城镇、矿场。1850-1890年的四十年间，美国年啤酒消费量由3600万加仑猛增至8.55亿加仑，而同期美国人口仅增加不到两倍至6300万人。简单计算可知，当时的美国人均一年要喝掉近51升啤酒。考虑到不能饮酒的部分人，实际饮酒群体的人均啤酒消费量还要更高。
在工业化起步腾飞的历史转折点上，新移民为美国的工业化源源不断地贡献着低成本劳动力。《海上钢琴师》中有一个情节，讲的是欧洲移民远渡重洋抵达纽约，总会有人满怀期待地站在船头，争夺第一位看见自由女神像、第一位用激动的声音喊出“AMERICA!”的无上荣耀。下船之后，经过海关，移民官敲下一个章，合众国就多了一位新国民。大部分新移民除了几件换洗衣服，囊中皆是空空如也，不少还是逃避饥荒而来；抑或如《教父》里的老教父，在家乡得罪了恶霸逃命到美国。他们踏上纽约的国土，放眼望去皆是高楼大厦，水泥森林。除了劳动的双手，他们一无所有。于是乎，新移民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社会生产模式的革新洪流。矿场、工厂和城市，是这些后到新移民最理想的去处。
豆瓣高分电影
《海上钢琴师》
【推荐理由】本片讲述了一个钢琴天才传奇的一生。1900年，Virginian号豪华邮轮上，一个孤儿被遗弃在头等舱，由船上的水手抚养长大，取名1900（蒂姆·罗斯 饰）。1900慢慢长大，显示出了无师自通的非凡钢琴天赋，在船上的乐队表演钢琴，每个听过他演奏的人，都被深深打动。爵士乐鼻祖杰尼听说了1900的高超技艺，专门上船和他比赛，最后自叹弗如，黯然离去。
可惜，这一切的事情都发生在海上，1900从来不愿踏上陆地，直到有一天，他爱上了一个女孩，情愫在琴键上流淌。他会不会为了爱情，踏上陆地开始新的生活，用他的琴声惊艳世界？他将怎样谱写自己非凡的人生。
追逐利润是资本的天性。在十九世纪秉持自由放任精神的美国，资本家为了榨取利润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新移民背井离乡，工作时都要冒着生命危险，收入之微薄可想而知。新移民生活困苦，而且看不到希望。此时，酒精就是最好的麻醉品。对于广大男性而言，“喝酒名义上是为了从日常沉重的生活与劳作中获得一刻放松，但实际上更多是为了逃避对家庭和亲人的责任。哪怕只是片刻的沉醉，也是宝贵的欢愉。毕竟，喝酒是通往'遗忘之境’的最短路径。”美国镀金时代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底层为了生存苦苦挣扎的残酷社会现实，才是酒精泛滥日益加剧的根本推动力。
酒精毕竟是令人成瘾的物质，对人的身体和精神也有损害。虽然不如毒品那样严重，但酗酒影响工作和收入，引发家庭矛盾与暴力，给女性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进而冲击了新教教会的基础——家庭。在酒精的魔力面前，个人戒酒的意志，抑或地方城镇政府官员禁酒的努力，并不会有大的效果。酒精犹如恶魔撒旦的忠实奴仆，腐蚀上帝的子民，与教堂争夺会众，遮蔽了神的光辉。新教徒的美式田园牧歌被喧嚣的工业化城市所取代，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开垦出的新伊甸园，再次面临大洪水——酒精——的致命威胁。不解决酒精问题，美国新教徒的传统生活方式将荡然无存。
而到了1840年代，美国开始建设工业化输水系统，解决了居民清洁用水的需求，美国社会初步具备了将酒从生活必需品清单中国年排除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禁酒运动，最早是由深受酒精泛滥之苦的女性发起的。大规模组织化运作，则要归功于新教教会的女信徒及之后的女性基督徒戒酒联盟（WCTU）。而在其后推动制定禁酒修正案运动的旗手，也是新教教会组织（以卫理公会和浸信会为核心的反酒馆联盟）。 02专业领导——禁酒政治议程的运作
新教修女领导的祈祷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一种道德运动，而非政治话语体系内的政治议程。在合众国境内推动普遍禁酒，仅靠道德运动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完成。国家立法过程的背后，是“政治议程”运作的过程。禁酒运动的推动乃至胜利，有赖于熟练掌握政治议程运作技巧的专业组织和人士来实现。
这一历史重任，最后落在了来自俄亥俄州的反酒馆联盟（ASL），以及联盟的伟大旗手——韦恩·惠勒的肩上。ASL能够成为禁酒运动阵营的核心领导力量，除了其所依托的卫理公会及浸信会庞大的信众和组织体系，还要归功于联盟领导高超的政治头脑。是ASL，率先将禁酒当作一个政治议程来运作，在以选举政治为核心的美国政治体系内推动这一议程的实现。
在成为禁酒政治议程的核心领导组织之前，ASL认清了“一个现实”，发现了“一个关键”。
禁酒阵营所面临的现实是：酒精泛滥只是美国诸多有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中较为严重的一个而已。当时社会争议比较大的议题还有设立所得税、女性参政权、政府腐败、劳工权益、金本位问题、关税问题、种族歧视等等，其迫切性并不比禁酒低。禁酒不但与人的天性逆向而行，还严重影响诸多行业与个人的利益。远的不说，深度依赖酒税的联邦政府第一个就不愿意。从选民角度看，将禁酒作为最高政治诉求的群体并不多。汤普森修女的祈祷运动虽然短期内令大量酒馆关门，但没过多久，这些酒馆就死灰复燃，一切照旧；尼尔·道千辛万苦推动波特兰市通过禁酒立法，一场小小的暴动就令该市的地方禁酒令荡然无存。美国各级议会的立法，讲的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连普通立法都难以实现，更何况门槛更高的修宪。
一个关键，指的是美国政治体系运作的核心是选举，而且是竞争格局已经较为稳定的民主、共和两党制选举。在选举政治中，选民表达利益诉求、政客提炼并设置政治议程、政治精英操纵政治议程，政治议程结果反馈选民诉求。在这个循环中，选民与政客的连接点，或曰制衡关键，就在于选票。在政客们看来，影响决策或投票的因素是多样的，但正如R·道格拉斯·阿诺德在《美国国会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所揭示的，占据最高优先级的必然是“是否有助于当选或连任”。所以，选票就是推动运作政治议程的着力点。禁酒运动若不能影响政客所需的选票，就是天降一千或一万个手持利斧的凯莉·内森，美国的监狱也能全部收治。
《美国国会行动的逻辑》
荣获1991年美国政治学会立法研究部门理查德·F.芬诺（Richard F. Fenno）奖。在这部获奖著作中，R.道格拉斯·阿诺德提出了一种理论模型，用以解释立法者如何制定国内政策，为什么有组织的利益经常胜出，而一般公众有时会胜利。阿诺德的研究涉及美国经济、税收和能源等领域的立法决策。
这将是美国国会、乃至美国政治研究方面最有影响力的一本书。
——小理查德·F.芬诺，著有Home Style: House Members in Their Districts
按照古希腊伟大物理学者阿基米德的原理，如果能够为选票加上杠杆，那就再好不过了。此时，ASL及其领导人珀利·贝克、韦恩·惠勒都展现出卓越的政治天赋与领导才能，连续为ASL的禁酒政治议程加了两次杠杆。
ASL的第一次“政治加杠杆”是以“关键少数”操纵选举结果，驯服两党政客为己所用。此次加杠杆的关键，就在于联盟的“威吓”策略。
民间政治压力团体虽然是政治议程的重要参与方，但ASL之前及同时期许多禁酒政治团体，如WCTU、禁酒党等，在组织宗旨上贪大求全，不断追逐社会热点议题。结果显而易见，组织有限的资源被分散到无限的赛道上，最后往往一事无成。相反，ASL专注于实现禁酒这一最高目标，其“专注”策略与“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斗争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妙。
经过“专注”策略的洗礼，ASL所留下的信众都是目标最纯粹、信念最坚定的禁酒基本盘，而且还有教会作为组织体系，使其能够如鱼得水地运用“威吓”策略。
ASL将自身定位为超越党派的政治压力团体，不偏向任何党派，充分利用美国两党制选举政治留下的政治议程运作空间，把禁酒议程与其他政治议程捆绑，以信念坚定的“关键少数”左右两党选举结果，实现第一次“政治加杠杆”。假如两党在选民中的基本盘分别是45%（其中或许也有部分选民关心禁酒，但优先级不高），ASL的坚定基本盘有10%（也关心其他议程，但禁酒最为重要），则其所掌控的10%选票将左右两党候选人的胜负。谁支持禁酒，ASL就带领这10%选票支持谁；谁反对禁酒，这10%选票就会流向其竞选对手。ASL将此策略定义为“威吓”——威吓两党候选人接受ASL的驱使，推动禁酒政治议程。如其曾经的领袖霍华德·拉塞尔所言，“ASL，本身就是为了实施政治威吓而组建。”
ASL的“威吓”策略并非流于空谈。他们小试牛刀，就将反对禁酒的俄亥俄州政坛大佬——州长迈伦·赫里克——拉下马。良好的示范效应，足以震慑那些心存侥幸的投机政客。许多政客，无论是真心支持，还是假意合作，都慑服于ASL手中“关键少数”的选票力量，支持禁酒政治议程。
ASL的第二次“政治加杠杆”是建立禁酒联盟。“专注”和“威吓”策略，本质上还是ASL单打独斗。随着酒精政治议程的推进，ASL深感自身力量仍然不足以抗衡反禁酒势力。与此同时，同样坚持单一议程的女性参政权运动阵营也有同感，其领袖苏珊·安东尼适时向ASL抛出了合作橄榄枝。
ASL随后重新定义了“专注”策略，在坚持禁酒目标不动摇的同时，利用自身力量去帮助一切可以帮助其实现禁酒目标的其他政治势力，吸收其力量为己所用。不仅仅是女性参政权运动，以设立所得税为重要目标的平民主义运动、以促进社会革新为目标的进步主义运动，乃至于为了强化种族隔离为目标的南方种族主义者，都被ASL吸纳为禁酒盟友。
通过“专注与威吓”策略，以及组建“禁酒联盟”，ASL在推动禁酒政治议程的过程中连续两次运用政治杠杆。得益于政治高杠杆的威力，韦恩·惠勒率领人数不多的ASL信众，立下了惊人的伟业。犹如摩西带领犹太子民抵达红海，振臂高呼，于美国酒精的历史长河中开辟出一条十三年的时空通道。那通道的大地上，刻着硕大的“Prohibition”。 03纵横捭阖——禁酒联盟的利益联合
政治联盟必须以利益为基础，禁酒联盟内各政治势力的最高政治目标并非都是禁酒，但它们之间通过禁酒都能联系在一起。
（一）女性也顶半边天
在19世纪中期，女权运动在美国已经颇有影响力。1848年，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以讨论女性权利为主题的“塞涅卡福尔斯大会”，将女权运动推向第一个高潮。同时代的女权运动领导人，如苏珊·安东尼、伊莉莎白·斯坦顿、露西·斯通等，也广泛参与废奴运动、禁酒运动，可谓时代新思潮的旗手。
早期女权运动的旗手们曾与废奴运动力量联合，约定相互支持废奴运动和女权运动。第十五修正案仅解决了黑人宪法权利问题，却未解决女性参政权。在此过程中，黑人领袖背弃诺言，与女权运动分道扬镳。
到了1870年代，女权运动旗手率先成立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WCTU），成为有组织禁酒运动的领导者。新教修女祈祷圣战的失败，也促使了女性对参政权的价值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既然酒精泛滥是导致女性上千年来承受生活贫穷、家庭暴力等恶果的重要元凶，那就要利用选票，而且是女性自己手中的选票，推动立法实现禁酒。相对于选票的力量，以往的跪地祈祷、道德诉求都显得苍白无力，而且本质上还是女性匍匐于男权社会的脚下，渴求男权的恩赐，是绝对行不通的。
然而如何获得参政权，却是横亘在美国女性前方一座高山，第十五修正案的失败并不久远。后来，ASL取代分裂的WCTU，成为新的禁酒运动领袖，但女性的力量在禁酒过程中不能被忽视。ASL需要女性在舆论和行动上支持禁酒，更希望未来能够获得女性选票上的支持。选票，双方都需要更多的选票。随着WCTU与ASL结盟，两者的力量都得到了加强。
二者合作成果显著。在1910年，西部有七个州实施了地方版本的禁酒令，而这七个州的女性也都已经获得了选举权。1914年，通过修宪实现禁酒和女性参政权的两个议案在同一天进入国会讨论环节。1917年12月，国会通过了关于禁酒的第十八修正案草案；1919年6月，关系女性参政权的第十九修正案草案也完成国会审议。1920年，两条修正案先后生效，成为美国宪法的姐妹条款。
（二）所得税重塑美国
禁酒令之前的美国，酒精不光是酒鬼的生命，也是联邦政府的血脉，二者都离不开“饮酒”。要想让人民禁酒，就要首先令联邦政府戒酒。
根据1789年美国宪法的框架，联邦政府实力弱小，并且受到严格约束，以保障州权和个人权利不受联邦政府侵蚀。美利坚合众国发端于对宗主国课税的反抗，建国一代深知征税权力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关系。为此，联邦政府征税的权力受到极大压制，主要收入依靠关税和商品流通中的消费税。独立战争结束后，各州意图赖掉战争期间约定承担的联邦政府战争债务。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顶住压力，拒做老赖，立法增加消费税（酒税是大头）以偿还债务。未曾想到，竟然激起一场“威士忌叛乱”，以爱民著称的乔治·华盛顿总统不得不亲帅军队前往镇压。酒税之重要，可见一斑。
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后，联邦政府为了应付庞大的战争开支，立法提高了包括酒税在内的消费税税率，并新设所得税。严格来说，联邦政府此举有违宪法第九款征收直接税的原则，所以1972年又取消了所得税。1895年，联邦最高法院在“波洛克诉农民贷款及信托有限公司案”中裁定国会此前通过的所得税法案违宪。没有所得税为代表的直接税，联邦政府长期以来就不得不依赖关税和酒税。要不是国民拼命喝酒充实国库，美国根本打不起对外战争。
酒精产业早期还曾试图反对政府增加酒税。但随着联邦政府对酒税收入的依赖加深，酒精产业也认识到了酒税是自身与政府之间共同的利益基础，并且双方形成的政商利益同盟在当时限制征收直接税的美国宪法体系内牢不可破。如此一来，酒精产业就变成了酒税的忠实拥护者。
早在1883年，WCTU就认识到了酒税是禁酒运动前进道路上必须解决的一个障碍，主张以所得税替代酒税。其后，禁酒党及ASL等禁酒运动团体都积极支持设立所得税，解决反对阵营提出的“政府收入损失问题”。
征收所得税有历史先例，也有民意基础。迈入工业社会的美国贫富差距加剧，东北部产业财阀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而且还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主张维持高关税。在当时美国税收框架下，政府税负（关税、消费税）大多由占人口多数的底层人民承担，有钱人的纳税贡献微乎其微。财政困难的政府就是连爪牙都没有的纸老虎，对资本主义经济只能秉持自由放任理念，对社会民众要求改革政府、干预经济及改善底层人民生活状况的迫切呼声不闻不问。不止联邦政府，州政府也面临着扩大财政收入的压力，特别是在战争与经济危机期间。好在联邦宪法只限制联邦政府开征所得税，并不约束州政府。在1913年前，美国48个州中已有35个州设立了州所得税。
到了进步主义时代，美国社会兴起了一股修改宪法设立所得税的政治潮流，并且获得与北部联邦有仇的南方历史蓄奴州，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的中西部州实体及选民的广泛支持。毕竟，联邦所得税修正案通过后，大部分税负将由富得流油的纽约州和产业财阀们承担。
基于征收所得税的价值，禁酒阵营和支持所得税修正案阵营的合作水到渠成。当所得税宪法修正案提交国会表决时，两个阵营的议员愉快地达成一致。支持所得税宪法修正案的重量级议员，恰好都是支持禁酒宪法修正案的议员。所得税修正案阵营领导人科德尔·赫尔深知ASL的组织力量，全力支持其禁酒目标。
所得税宪法修正案对美国的影响并不仅限于为禁酒令铺平了道路，它也重塑了美国。前文曾经提及，美国自1789年建国至1913年所得税宪法修正案通过，联邦政府乃至整个政府体系都相对弱势，非常符合美国制宪者对政府的定位。自1913年设立所得税宪法修正案后，所得税占联邦政府的收入比例稳步上升，在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918年甚至高达67%（美国税务总署数据），二战后至今一直稳定在50%-60%之间。
所得税为美国政府提供了稳定的财源，禁酒令为政府创造了干预公民自由的极端执法实践，大萧条摧毁了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最后堡垒。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禁酒令后的美国政府，特别是联邦政府，一改往日孱弱形象，迅速演变为一个极其强势的中央政府。大市场、小政府的那个美国，只存在于历史故纸堆，以及如今部分迂腐不化之人的头脑中了。
（三）联合一切禁酒力量
禁酒联盟内除了女性参政权运动和所得税运动这两大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还包括一些看似矛盾，但也能贡献力量的政治运动团体，包括进步主义、南方种族主义及美国本土的排外势力等。
进步主义为禁酒运动提供了科学武装。作为二十世纪初美国政坛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进步主义运动主张提升人民政治参与水平，治理政府腐败，改革治理水平；同时扩大政府权力，加强对经济的干预，防范资本巨头破坏民主体制；调和劳资关系，改善底层民众工作环境和生活水平。进步主义运动的目标充满人文关怀，也将危害底层人民生活水平的酒精作为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和禁酒阵营的目标不谋而合。
进步主义运动的成员多是社会精英，包括各领域的众多知名学者，擅长通过科学的方法和组织形式解决社会中的问题。他们在禁酒运动中发挥所长，组成以社会知名学者为主的各种“调查委员会”，积极宣传酒精的危害，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与进步主义人士相反，敌视黑人的南方种族主义分子，和仇视一切非诺迪克人的本土主义者往往欠缺有关人类社会的科学知识，但却拥有狂热的政治激情，以及庞大的选民基本盘。种族主义者试图将酒精的罪恶与黑人种族相捆绑，通过对酒精的攻击达到继续污化黑人，进而强化种族隔离政策。以盎格鲁-撒克逊、北欧诺迪克为主体的本土主义者披着伪科学外衣，把其他种族都视为劣等种族。
此种荒唐排外之举之所以能够流行开来，本质上是美国传统新教徒和新移民之间的利益冲突。来自中欧、东欧及南欧的新移民，与原有老移民争夺工作机会，经济利益直接对立；政治上，新移民导致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绝对数量迅速接近并即将超过农村人口。国会众议员席位需要根据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结果重新调整，所以人口地理分布的变化，还将影响政治利益分配。反对新移民需要靶子，而以喝酒酿酒著称的德国、爱尔兰裔移民，以及天主教徒，就成了理想的目标。排外分子搬来禁酒阵营关于酒精危害的论断，将酒精与新移民捆绑，激发传统新教徒的仇外情绪。
禁酒联盟内的各方势力，通过不断碰撞，均发现了推动禁酒的共同政治利益基础。各方为了各自不同的最高目标，站在同一面旗帜下，为禁酒政治议程推波助澜。 04目标实现——从辉煌胜利走向崩溃
在ASL领导的禁酒联盟的推动下，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于1920年1月17日正式生效。自此日其，“在合众国任何州、领地或属地内，凡违反当地法律为在当地发货或使用而运送或输入致醉酒类，均予以禁止。”
从事金融工作的人都知道，杠杆是一把双刃剑——顺应市场时快速致富，大势相悖时快速破产。所以经验丰富的老手都谨慎加杠杆，甚至根本不用杠杆。
选举政治和金融市场有着相似的特点——民意（市场）多变。ASL连续两次加杠杆组建禁酒联盟，充分享受了高杠杆的好处：从1914年首次提出禁酒宪法修正案，到1919年第十八修正案通过，不过五年时间；如果从1898年WCTU领袖弗朗西斯·威拉德去世、ASL接过禁酒运动领袖地位起算，也不过二十余年。二十年间，ASL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政治压力团体，推动制定了一条限制公民自由的宪法修正案，并且深刻改变了美国社会。
然则，ASL也必将承受两次政治加杠杆的高风险。禁酒阵营中那些整日喝得酩酊大醉的假干派、充满种族仇恨的3K党，以及不择手段拒绝重新分配议席的民主制度破坏者，都是ASL政治加杠杆高成本、高风险的体现。禁酒令的通过，不仅意味着ASL理想的实现，也意味着禁酒联盟内部共同利益基础的崩溃。
所得税宪法修正案已经实现，但推动所得税的阵营希望政府能够有更多的收入。禁酒后美国人的饮酒量不降反升，原本应当由政府收取的庞大酒税在禁酒之后都流入到了私酒商贩、黑帮分子、外国酒商，乃至外国政府的账户，而美国政府还要耗费大量人物物力徒劳地执行禁酒令，以至于私酒四流、黑帮横行、腐败成风、民怨沸腾。史无前例的大萧条，更是严重冲击了美国政府的所得税收入。站在政府及推动所得税修正案人士的角度，禁酒这笔账亏大了。
第十九修正案紧随禁酒令通过，女性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参政权，从宪法权利上不再依赖男权政治的恩惠。禁酒滋养了人性深处对禁忌的渴望，女性也不愿意整天守在家中无聊社交。家庭之外的广阔天地，地下酒吧的推杯换盏，成为喧嚣年代女性的最新时尚。禁酒，此时不再是女性平权道路上的盟友，而是女性争取更大自由的桎梏。如同曾经手持利斧打杂酒吧的凯莉·内森，禁酒令时代的新女性代表——保利娜·萨宾——率领女同胞积极参与反禁酒政治，尽其所能打碎禁酒令的束缚。
禁酒令生效后，能和ASL能够继续保持紧密团结，且利益捆绑更深的盟友是那些拒绝重新分配国会议席的既得利益政客。在国会内部，主张重新分配议席的议员和支持禁酒令的议员基本重合。美国联邦宪法第一条第二款明确无误地规定，国会议席必须根据每十年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而重新计算分配。纵观整个美国历史，即使内战也未曾影响重新分配议席。但在1920年，重新分配议席的工作却没能完成，此后就一直拖到了1929年。1921年，惠勒竟然不顾民主原则，号召ASL的忠实信众为了拒绝重新分配议席而战斗（不过，直至今日两党为了获得更多席位，依然采用非常丑陋的方式操纵选区划分）。在整个1920年代，臭名昭彰的国会代表权失衡问题扭曲了美国立法机关的构成。禁酒阵营和破坏民主的利益团体狼狈为奸，利用这个被扭曲的立法机关，定义着《沃尔斯泰德法》内各项法律条款的准确内涵，塑造着整个联邦法院系统的结构，左右着众多执法部门的经费划拨，设定着违反禁酒法律的各项惩罚措施，以及决定着第十八修正案对每个美国人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或曰冲击）。
自禁酒宪法修正案推动阶段起，ASL就不断与各方政治势力及投机政客妥协，交换政治支持。禁酒令通过后，面对“宪法上一套，口中一套”的禁酒闹剧，惠勒领导的ASL不断勾连国会中整天喝酒的所谓禁酒派议员，制定更为严苛的禁酒法律，开展更加强力的执法，事实上早已偏离了禁酒的初心，更像是为了“禁酒令”而禁酒。
禁酒令通过前，ASL推动的禁酒政治议程确实拥有一定的民意基础，但禁酒令能够通过，依靠的是ASL的两次政治加杠杆，以强烈希望禁酒的10%选民的诉求裹挟整个美国社会修改宪法，将美国推入禁酒时代。此后十余年间，随着民意日渐流失，ASL的所作所为愈加反动。政治加杠杆的权术反噬自身，以“威吓”策略裹挟而成的禁酒同盟大军很快四分五裂。
事后回头看，1919年1月16日，禁酒宪法修正案通过，正是高杠杆禁酒政治议程的转折点，也是禁酒联盟迅速走向崩溃的起点。 尾声：一切皆是议程
笔者此前翻译的《最高法院的喜剧之王：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传》中曾有一章内容，标题是“我无议程”（I Have No Agenda），当时“议程”（Agenda）一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带着“议程”概念观察美国政治，多年来有了不少新认识。往小了说，“议程”就是一件件具体的政治事务；往大了说，“议程”就是美式政治的载体；继续将之抽象提炼，“议程”其实就是政治学的屠龙术。如何设置议程，如何在推动议程中不断筛选、强化自身基本盘，同时以利益连接点建立同盟关系，正是政治的要义。
《最高法院的喜剧之王：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传》
【推荐理由】立场保守，却文笔犀利；争强好胜，但逻辑严密；性格狂放，可魅力十足，这些貌似矛盾的特质，却集中在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一人之身，使他呈现出复杂面貌。两百多年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出现过诸多富有个性的大法官，但像斯卡利亚这样将司法立场、人格魅力发挥到极致的，却独一无二。资深记者琼·比斯丘皮克通过扎实采访，以精彩笔触，为我们讲述了这位美国最具争议的大法官的成长之路、内心历程、多元个性，揭开了最高法院近20年来围绕死刑、持枪、堕胎、政教关系等重大议题的决策内幕。
一百年前的美国禁酒令，就是这样一个观察学习美式“政治议程”运作的极佳样本。而其运作过程中高杠杆的成与败，更令人深思运作“政治议程”到底应该以何为基础。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