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之后的百年乱世算是一个非常不堪回首的时期，整个中华大地陷入了一轮又一轮的战乱当中。在北方少数民族面前，中原王朝居然还没出现什么力挽狂澜的名臣名将，西晋政权就以极快的速度崩溃了。莫非中原地区的英雄都在三国时期被打光，以至于后来无人能打？
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攻灭东吴，中国重新归于一统。按正常历史规律，大一统王朝在立国之初，会通过集中权力、打压地方豪强以稳固政权；同时要休养生息、整理土地秩序来稳定社会；最后还要在四方建立稳固的威信，阻止可能的外敌入侵。西晋的神奇之处在于，他们几乎在以上每一个方面都开了历史的倒车。这些昏庸的举措不但毁掉了好不容易得来的统一秩序，还给周边少数民族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比如，西晋王朝建立之初，晋武帝司马炎就开始大封诸侯王。他在位期间，一口气封的诸侯王多达27个。更重要的是，封王也就封了，还把军事经济政治大权一并封给了这些诸侯王，这就给日后的动荡埋下祸根。
司马炎此举有防范其他世家大族的意思，毕竟其他世家大族可以拥护他们，就也可以联合起来反对他们。但是，权力的分散造成了地方诸侯王事实上的割据。割据必然会产生矛盾，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内乱不可避免。
果然，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去世，皇太子司马衷即位。这位说出“何不食肉糜”的皇帝，引发了 “八王之乱”。在这场惨烈的内乱中，中原大地的主力部队被消耗殆尽，为了弥补自己的军力不足，造反的诸侯王又主动引北方少数民族的兵马来为自己助战。
很快，这些北方少数民族发现，他们恐惧已久的中原军队，已经越来越衰弱不堪。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虽然眼馋中原的富裕，但仍忌惮西晋的军力。
除了大封同姓诸侯王外，西晋另一个著名的政策就是所谓的“占田制”。“占田制”的具体实施方式，是在保证世家大族利益基础上，对流民进行安置。
比如，西晋制定了详细政策，规定世家大族的土地面积。据《职官志》记载：太宰、太傅、太保和一品大员，给菜田10顷，田驺10人；二品大员则给菜田8顷，田驺8人；光禄大夫、尚书令等，给菜田6顷，以此类推。同时，在占田制下，西晋严格限制人口流动，刺激人口在当地生产作业，鼓励农民开垦荒芜土地。这一政策在实施初期还是起到了恢复生产的作用。
然而，政策的副作用很快显现出来，占田制在暂时刺激了经济发展后，犹如癌细胞一样开始在社会中蔓延，最大的问题是，占田制本身就是西晋朝廷跟世家大族妥协的产物，而实际上，朝廷根本没有足够的权力来束缚世家大族。
不受约束的世家大族往往利用各种方式继续兼并土地，在西晋初年地多人少的时候，问题还不是很明显。随着土地被划分完毕，接下来的土地兼并开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兼并土地往往意味着大量流民的出现，接下来的日子里，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给西晋王朝带来了数不清的麻烦，在不停地镇压战争中，本来已被“八王之乱”严重消耗的西晋军队，又被进一步削弱。
在西晋危机四伏之际，北方的问题也越发明显。当时，大量北方少数民族被引入中原参战，这也成了西晋噩梦的开始。
三国时期，为了填补战乱引起的人口缺失、劳动力下降问题，曹魏安置了许多少数民族在边境一带。后来，曹操为了对付蜀汉，更是把大量北方少数民族引入关中地区。到了西晋，这些人早已在关中地区站稳脚跟，并有割据之势。
当时，一些西晋的有识之士认为，这些人实力强大后迟早要出事。
可是，无人真正重视这个问题。主要原因还是三国后人口损失巨大，实在是需要劳动力填补空缺，更何况，还能满足世家大族聚敛财富的需要。既然能创造价值，管他是什么人，统统都可以利用。再加上当时西晋朝野都觉得自己兵力强大，北方少数民族不足为惧。
如此一来，他们开始在西晋的眼皮子底下不断积累实力，在学习中原文明的过程中，也开始越来越有组织，手中的武器也越来越精良。直到后来，包括南匈奴在内的许多少数民族，组织力和凝聚力已经不下于中原王朝，且装备精良，士气高昂。此时此刻的北方少数民族大军，已经蜕变成西晋军队难以抵御的劲旅了。他们虎视眈眈，时刻盯着西晋的一举一动，安静地等待合适的机会。
西晋在一片危机中开始了历时十年的“太康盛世”，却也埋下了祸根。在这个只属于世家大族的太平日子里，西晋那些自以为坐稳位子的王公贵族开始了“放飞自我”之路，最为著名的就是世家大族之间的斗富。
以“名留史书”的石崇和王恺斗富为例，二人的斗富极为离谱，一个用饴糖洗锅，另一个就用蜡烛烧火；一个用紫纱做步障，一个就用锦做步障；一个搬珊瑚树炫耀，一个就把这个砸碎，再赔好几个珊瑚树……
类似的斗富不仅限于这二位，西晋时期，炫富已蔚然成风，在这股风气之下，能培养出什么废物公子哥也就可想而知了。
除了斗富，西晋在人才选拔机制上也有严重问题。整个西晋时期，所有的升官发财之位被各个世家大族牢牢掌握，几乎垄断了全部的向上通道。
以西晋推行的九品中正制为例，九品中正制大体是指由各州郡分别推选大中正一人，所推举大中正必为在中央任职、所谓“德名俱高”的人物。中正就是品评人才的官职名称。大、小中正产生后，由中央分发人才调查表，在调查表中将人才分为九等。再由吏部统一评估后进行分配。
九品中正制的实行解决了选拔官吏无标准的问题，缓解了中央政府与世家大族的紧张关系，把世家大族统统纳入国家机器中。但是，这种方式带来的问题也很明显，在一片奢侈萎靡的生活中，推举上去的“人才”，自然大多是绣花枕头，国家官僚机器逐渐变成了一坨废铁，平时还能平稳运转，到了生死关口，基本筛糠。
西晋王朝在自己的文恬武嬉之下，危机逐渐积累。最终等到“八王之乱”和农民起义后，整个西晋王朝已经陷入风雨飘摇之中，此时的世家大族和王公贵族依然毫无警惕地过着逍遥日子，或是忙着吸毒，或是忙着写诗，对真正即将到来的风暴毫无应对之策。
在多种情况的叠加下，历史这架“马车”周围掀起了一场完美风暴，直接导致中原王朝第一次被外敌入侵打崩。
很快，那些平日看上去不起眼的少数民族看中机会、群起造反，杀入中原大地。从南匈奴制造的永嘉之乱开始，长达数百年的乱世造成了无数人间惨剧。平日锦衣玉食的王公贵族完全没了抵抗的能力。
比如宁平城之战，十几万晋军被匈奴人石勒轻易歼灭，数十位宗室悉数被俘后惨遭杀害。令人心寒的是，在社稷大厦将倾之际，汉末三国时期人才辈出的中华大地，竟已充满了唯利是图、钩心斗角、厚颜无耻的小人。
平日或是高谈阔论，或是放飞自我，或是与世无争的世家大族，不但没有出现文韬武略的名将和谋臣，反而出现了各种不是临阵脱逃就是束手就擒的废物。这些人在动乱年代毫无疑问地成了被血洗的对象。
当过宰辅的王衍，四处钻营，无耻背盟，眼看大事不妙，临阵畏缩辞官逃跑，被羯族首领石勒杀死。死前他曾哀叹——“唉！我们即使不如古人，平时如果不崇尚浮华虚诞，勉力来匡扶天下，也不至于到今天的地步。”
摘自 | 《领导文萃》2022年8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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