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一次针对周恩来总理的政治暗杀行动。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亚非会议将在印尼万隆举行，1月份周恩来总理收到印尼总理卡斯特罗·阿米佐约的邀请函电。2月份周总理复电表示荣幸，决定派代表团出席。
出席会议的共有29个国家，在当时，其中只有6个国家与中国建交，其他国家大多与蒋保持外交关系。会前，美、蒋不断叫嚣，使其他国家对中国产生疑惧。印尼的报纸也披露他们将会对中国代表团采取恐怖行动。
中国为了保密，直到代表团出发前才宣布周恩来总理是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代表团的顾问为廖承志、杨奇清、陈家康、黄华、达浦生。秘书长为王倬如。
按照计划，中国代表团从香港包乘印航（印度国际航空公司）C-69型星座式客机飞往印尼。因为中国当时没有远程飞机，而与中国建交的亚洲国家中只有印度这种飞机能连续飞行8小时不着陆。
指定的航班来时正常营业，到香港时再改为中国代表团专机。在香港加油等，大概停留一小时就可以起飞。
3月中旬，我们的情报部门获得消息，蒋特批，毛人凤等策划，准备在香港、印尼暗害周总理一行。主管情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立刻指示必须探明蒋的具体计划。
4月初，缅甸总理邀请中国代表团于4月14日至16日访问仰光，同时去的还有印尼、埃及、阿富汗有关领导人。
中国代表团人员在昆明集合，有部分人员因工作原因，需要提前到达万隆。刚做完手术还没完全康复的周总理乘坐中国民航伊尔-14飞机离开北京，途经重庆，于4月8日抵达昆明。
4月9日晚获悉，台特务分子将用定时炸弹破坏专机，周总理指示相关部门与香港英国当局交涉，务必确保代表团人员的安全。
可惜的是，飞机于4月11日中午起飞后，下午周总理才收到急电，特务分子知道周总理不经过香港后，仍然继续实施破坏计划，他们认为对代表团其他人员的打击，也是对中国的打击，因为时间仓促炸弹没来得及放入油箱，绑在油箱底部，预计下午4点左右爆炸。
“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飞越北婆罗洲西北的海面，爆炸坠毁。机上人员全部下落不明，其中中国记者等有11人。事后，香港英国当局声称飞机到香港降落后，派人严密看守，不让任何人靠近，也没见有任何可疑人员出入。
4月16日，周总理结束仰光之行后，包租的印航“空中霸王”式客机去印尼，由于飞机陈旧，爬高能力不行，中途遇到雷雨迫降新加坡，天气好转后继续飞行，当晚抵达雅加达。
飞机失事的幸存者卡尼克于1958年，写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一书，根据他的描述，4月11日飞机抵达香港后，他负责检修时，印航的一个办事员过来提醒他，注意周围的陌生人，可能有人要破坏。卡尼克并未在意，直到爆炸发生，他才明白。
4月26日，我国已经确认是地勤人员破坏的飞机，印尼总理尼赫鲁派R.N.Kao（当时译为高氏）前去香港调查此案。
高氏和中国人员抵达香港后，香港警方根据我们锁定的12名嫌疑人展开调查，其中5人无法找到，4人被拘留或者监视。一个叫周驹的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清洁夫，18日下班后没有回家，当天被发现在飞往台北的航班上，真名周梓铭。但是周驹已经落入台北保安队之手，被追回的可能性不大。
按规定飞机上的潜乘者可以被送回原地，但如果到达地愿意收留则不用送回。周驹好赌又好色，还有两个情妇，经常负债，这类人最容易成为他人的工具。
周驹是在高氏和中国调查人员到达香港那天逃走的，而且飞机和轮船、火车不同怎么会有潜乘者，周驹坐的是美国人陈纳德航空公司的飞机，人怎么会落入台北保安队的手里。疑点重重，我们没有直接和香港方面交涉，一切都是透过印尼的高氏转达，这样香港方面也不好赖账。
飞机残骸的检测结果也确定了是由定时炸弹爆炸导致坠毁的。调查结果也确认了炸弹就是在香港放上去的。
调查中发现香港警察司署政治部国民党调查组帮办的李福基，是台特务，曾在青岛国民党警察局任职，一直与台保持密切联系。此次也是他安排周驹离港，接下来准备销毁罪证。
港府政治部华籍帮办李洛夫也是蒋特分子，此次担任审讯和翻译，经常向台报告香港的侦查情况，并设法减轻案犯罪行。
破坏案的主使者赵斌成，直接指挥者金建夫，参与筹划者沈齐平，运藏炸弹者张祖顺，具体执行破坏任务者周驹，与周驹同受破坏训练者李瑞元，发放这一破坏活动的经费及奖金者蔡渭清等。
纵然真相已大白于天下，但是实际的罪犯大多逃之夭夭，周驹已经无法追回，其父亲偷渡到台湾，此后父子俩改名更姓，定居台湾。周驹当时获得承诺的金额高达60万。
在港被逮捕的涉案人员，香港迫于台湾的压力，大多将人释放，驱逐出境，而这些人随后抵达台湾。
牺牲的11人，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1975年重病的周总理，也是他去世前不到一年，听说空难牺牲的烈士碑文不清晰了，指立刻示相关部门加以保护，并派人慰问牺牲烈士的家属。
其实，在整个事件中，还有一批默默奉献的潜伏者，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情报，使得大陆能及时锁定罪犯，不断推进调查进程，实则也增加了暴露的风险。但是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历史的书页上可能不会镌刻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会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佩。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想想就后怕，敌人野心巨大，幸亏周总理是安全的，要想1955年，那时才建国不久，一切都需要他。
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背后的国际暗战。
1961年1月20日，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接替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正式宣誓就任美国第35任总统。
出生于1917年的肯尼迪当年才44岁，他年富力强，一心想要有所作为，他就任之后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冷战攻势采取了毫不留情的强硬态度，在1962年10月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中，他果断宣布对古巴实施封锁，并摆出了一副宁可爆发核大战，让全世界毁灭也不让步的架势。最后古巴导弹危机以赫鲁晓夫让步，从古巴撤走远程导弹和战略轰炸机而告终。
在对内政策方面，面对就任之初经济危机的挑战，肯尼迪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结构性减税、提高最低工资，对农民提供紧急救济和补贴，提高失业津贴和社会保险水平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为他在普通美国民众中赢得了较好的口碑。
可以说，肯尼迪的套路就是“内修王道，外修霸道”，他在就职演说上有一句著名的话：“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直译一下：别问你的国家能为自己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什么）。在任期间，他派遣特种部队和作战飞机进入南越，扩大越南战争，大力推行登月计划，加快和苏联的太空竞争，是比较好斗，比较鹰派的一个总统。
肯尼迪上台后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和新中国的关系问题。
肯尼迪和赫鲁晓夫
1958年8月，毛主席决策炮击金门，打破了美国试图搞“台湾独立”的阴谋，迫使美国回到华沙谈判桌前，美国当局对这种谈也不是，不谈也不是的状态十分恼火，于是不久就在联合国耍花招，把“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一原本只需要普通多数赞成的“一般性问题”升级为需要2/3多数赞成的“重要问题”，以阻挠国际朋友不断增多的新中国加入联合国。
随后，由于美国扩大侵越战争，毛主席指示周总理针锋相对地警告美国不得肆意进入北越领土，并宣布中国对美国侵越行为绝对不会坐视不理。从1961年开始，新中国加大了对北越政权的支援力度，使得美国在越南的代理人战争遭到严重挫折。
刚刚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获胜而志得意满的肯尼迪认识到，他遇到了真正的高手。很快，中情局告诉了他另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新中国的核武器研发工作已经接近成功，即将拥有自己的原子弹。其实，在1960年底，美国的间谍卫星就已经发现了新中国设立在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和相应的浓缩铀工厂，只不过由于获取的情报过于零碎，中情局一直没能掌握确凿的证据。
新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就受到过美国的核讹诈，1958年台海危机时，艾森豪威尔又再次叫嚣要用核武器“保卫台湾”。早在1956年，毛主席就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60年，赫鲁晓夫撤走全部专家，撕毁中苏之间的一系列合作协议。毛主席毅然领导不信邪、不怕鬼的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自己给自己争气。在钱学森、邓稼先、王淦昌等一大批老一辈科学家和千千万万科研人员、工人、战士艰苦奋斗、不懈努力下，在周总理、聂荣臻元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和支持下，到1962年底，新中国的原子弹实际上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根据美国的评估报告，新中国最快在1965年就能具备爆炸原子弹的能力。
毛主席：原子弹，没有它，人家说你说话不算数
让一个新的共产主义国家拥有原子弹，这是自诩自由世界领袖的肯尼迪所不能容忍的，他对新中国的行动绝对不能坐视不理，肯尼迪在白宫公开宣称“新中国试图进行核试验是60年代最糟糕的事情”。然而，他以武力干涉的想法却遭到了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内的一群军人的一致反对。
那些在朝鲜战争时期还是师长和团长，领教过中国军队可怕实力的美国将军们认为，新中国的核武器并不能影响亚洲的政治平衡（因为有原子弹和能够投射原子弹根本不是一回事），相反，如果摧毁新中国的核武器研发基地，将会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直接武装打击的道路行不通，肯尼迪眼珠一转，又找到了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肯尼迪相信，由于1950年代末开始中苏关系十分紧张，赫鲁晓夫当然也不愿意新中国研发自己的核武器。
国际政治的玩法就是这么吊诡，刚刚还是剑拔弩张，誓要拼个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现在却要为双方共同的利益而站到同一条战线上来了。
1963年5月，美国政府约见了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露骨地表示“希望在中国拥有核武器的问题上交换意见”，但苏联方面对此反应冷淡。1963年7月，美国新任驻苏大使哈里曼在莫斯科会见了赫鲁晓夫，公开鼓吹美苏联合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计划。
令美国人失望的是，赫鲁晓夫仅同意在政治层面上对新中国施加压力，并在美国人面前刻意淡化中苏之间的分歧，他认为新中国的核武器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并劝告美国人“当一个人没有核武器时，那他一定是叫得最凶的。”
被赫鲁晓夫的态度搞蒙了的肯尼迪开始病急乱投医，1963年9月，他乘着蒋大公子蒋经国访美的机会，与台湾方面秘密商定了由美国出动运输机，由台湾方面出动300-500人的特种部队，突袭并摧毁新中国的核试验基地的危险计划。
在肯尼迪的一再坚持下，1963年11月18日，在五角大楼举行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上，新任参联会主席，著名的鹰派人士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提出了一份关于阻止或推迟新中国成功实施原子弹研制计划的方案。
方案包括四个选项：一、美国实施常规轰炸、二、国民党军队实施常规轰炸、三、派遣间谍到中国实施秘密袭击、四、由国民党特种部队空投后进行破坏。
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
这时，距离新中国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已经不到一年了。
在会议上，肯尼迪表示将对这一方案在一周后进一步讨论，即11月25日。
可是，仅仅5天后，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被刺杀身亡，继任的总统约翰逊比较谨慎，认为袭击新中国的核武器研发设施无助于巩固美国的国际地位，于是终止了这个被称为“布拉沃”的非常规作战计划，疯狂的图谋最终胎死腹中。
1964年10月16日，新中国在罗布泊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冉冉升起的蘑菇云，宣告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核讹诈彻底破产，这是中国近现代100多年历史上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中华民族低人一等的时代彻底终结了。1948年，毛主席来到阜平县指挥解放战争。
这一年的5月18日清晨，毛主席还在休息，忽然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就带着几个战士闯进了毛主席的住处，天上也传来飞机的轰鸣声。原来敌机过来轰炸了。
毛主席当时还躺在床上休息，头天晚上主席睡得很晚。此刻的他还穿着那件旧蓝白条的睡衣。聂荣臻来不及解释，让战士们背起毛主席就往外跑去。毛主席的屋子后面有一个防空洞，聂帅就是想第一时间把主席转移到安全的洞中。
刚跑到洞口。一枚炸弹就在主席的住处爆炸了。幸亏主席转移及时，毫发无伤。但是他住的那间房子，被敌机的炸弹炸毁了。
据后来聂帅回忆，如果再晚转移一分钟，后果不堪设想。
为什么敌机炸得这么准？这明显是冲着主席来的。唯一的解释就是有内奸！
在聂帅的指挥下，整个军区开始了大排查。刚好咱们的保密部门截获了敌人的一封电报，里面的内容是：“组员刘从文自参加工作以来，以工作尚称努力，每次情报颇有价值，职挺对其按中尉待遇，正式任用。”
我方立即对电报中提到的“刘从文”进行了排查，查到了一个叫刘从文的司务长头上。
经过缜密的侦察，认定这个司务长就是敌人的特务，保卫部门将其逮捕。
据刘从文交待，他是被军区卷烟厂厂长孟建德拉下水的，正是他向敌人提供了主席在阜平的情报。
保卫部门根据这条重要的情况，破获了敌人一个隐藏在指挥系统中枢的情报网，抓获了刘从文、孟建德和敌保密局保定站长刘从志等七名特务，铲除了革命队伍中的毒瘤。
这次轰炸是毛主席一生经历的最危险的一刻，如果不是我军防空部门及时提供了敌机飞往阜平的情报，如果聂帅判断稍有偏差或者赶到的时间再晚上一两分钟，后果将不堪设想。
如果毛主席出了任何意外，中国革命的历史有可能改写。
面对这样一件很有可能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细节，难道不是细思极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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