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一个由外族统治的王朝。
清朝的建立者是满族人,他们原本居住在东北地区,后来逐渐扩张势力,于1644年入关灭亡明朝,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征服了全国大部分地区。
(清顺治皇帝登基诏书)
然而,满人入主中原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轻易地获得天下人民的认同和拥护,汉民族对“外夷统治”有着天然的抵抗。
为了巩固统治,清初的皇帝想了诸多办法,最后通过将自身形象与儒家道统结合的方式度过了统治危机,清王朝成功打破了“胡不过百年”的历史循环。
那么,这些清初皇帝到底做了什么?
树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
在清兵入关之初,他们希望能够化汉为满,在统治地区强行推行满族文化,要求百姓剃发易服,对于不服从者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希望以此震慑汉民族,巩固清政府的统治。
(努尔哈赤颁布剃发令)
不过,他们很快意识到,这种做法只会激起更加强烈的反抗,而汉民族人口基数远远大于满族,拼消耗绝不是汉民族的对手。
因此,满族统治者转变了对汉文化的态度,从期望灭绝汉文化转而期望利用汉文化中的“有用”因素。
他们很快找到了合适的切入点——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自汉代被确立为正统思想之后,已经得到了汉民族的极大认同,而其中的忠君爱国等内容也很符合统治者的口味。
因此,从顺治时代开始,清王朝统治者就开始对外宣传他们将会继续以儒治国,以赢得汉族民众的好感。
顺治九年九月二十二日,顺治皇帝经过了斋戒之后,带领文武百官共同祭祀孔子,行二跪六叩之礼,表达了清政府对孔子的尊崇。
(顺治皇帝)
在完成了一场政治作秀之后,顺治皇帝正式对外宣布,“崇儒重道”是清政府的国策,并给衍圣公、五经博士等在儒家思想中有代表地位的人员赏赐,表示自己对他们的重视。
而在顺治皇帝之后,康熙皇帝更是刚一亲政就顶着满族思维浓厚的摄政大臣鳌拜的压力带领礼部诸臣前去国子监视学,并举行祭祀仪式,以表达自己对儒学的看重。
在康熙皇帝亲政之后,更是在第一次出巡时就往曲阜孔庙祭祀,行三跪九叩大礼,并亲笔题写了“万世师表”的匾额,以表达对“至圣先师”的礼敬。
之后,他亲自拨款修缮孔庙,并在孔庙落成之后多次派遣皇子前往祭祀,都是用三跪九叩大礼。
(康熙为孔庙题写匾额)
而在康熙皇帝之后,雍正皇帝与乾隆皇帝也对祭孔十分上心,乾隆皇帝甚至在85岁高龄时也要亲行祭拜仪式。
当然,仅仅是政治作秀,不足以让万民信服,真正让人们相信清皇室尊儒的,还是从康熙皇帝开始,历代清朝皇帝对经筵日讲的重视。
有学者查阅古籍,发现清朝士大夫进入政治体制内几乎都兼任侍读或侍讲,这充分表明了清王朝遵儒的诚意,令他们获取了儒家士大夫的认可。
对于古代中国来说,掌控了儒家士大夫就是掌控了士绅宗族,掌握了宗族就是掌握了地方,清统治者成功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帝王形象与儒家道统结合
尊儒确实能够达到清朝统治者想要缓和满汉矛盾,赢得汉族民众支持的目的,但是对于清朝的皇帝们来说,只是这样远远不能令他们满足。
他们不打算当儒家文化中垂拱而治的明君,被士大夫们指手画脚,而是打算继续当草原上说一不二的奴隶主。
这当然与儒家思想不和,但是他们也想出了解决的办法,就是把帝王的形象与儒家道统融为一体。
(康熙皇帝)
从康熙皇帝开始,清王朝统治者们就致力于在推行遵儒的同时“夹带私货”,进一步改造儒家思想,成为他们想要的统治工具。
康熙皇帝自命“天生圣贤”,并将儒家道统与清政府统治相结合,形成了一套帝王是“天下师”的理论。
这种思想其实在顺治时就已经显现出端倪,顺治皇帝在敕令编书,大行“文治”时,就给书名加上“御制”、“御定”等前缀,以标榜皇帝对学术的指导权。
而到了康熙,更是直接提出帝王就是“天下师”,并以师者的口吻批判“书生妄论误国”驯化儒者,要求他们决定服从。
原本的儒家思想中,士大夫应当以天下为己任,有训诫君王不足的义务,然而经过了清朝统治者的改造之后,士大夫彻底成为了皇帝的统治工具。
大兴文字狱打击异端
对于清朝统治者的这种篡改行为,当然会引起一批坚持原则的人的不满,对于这些人,清朝统治者实行了严酷的打压。
(文字狱)
他们对文人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和审查,其作品稍有“不敬”,就大兴刑狱,树立自己的权威,仅见于史书的文字狱就多达180多宗。
尤其是在乾隆时期,这种监察甚至从官员范围扩大到了平民阶层,而“罪名”也从“反对统治”扩大到了“妄论经义”。
在这种高压之下,民间学术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训诂学从此成为主流。
这一学派抛弃了此前的儒家学者的理想政治抱负,转身投身古籍考证,以确保自己的安全。
通过这种方式,清王朝的统治者彻底确立了自己对文化的解释权,清朝统治者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彻底成为了“天下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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