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范西园
▌1 狩猎中的谈话
唐朝宰相姚崇的高光时刻，就是在他上任之初向皇帝李隆基提出的“十事”谏言。这相当于姚崇在下车伊始的执政宣言。
那是在先天二年皇帝的一次会猎仪式后，李隆基下令召同州刺史姚崇前来，有意让姚崇填补宰相的空缺。
渭川之上，当姚崇奉命赶到时，皇帝的狩猎还没有结束。皇帝见姚崇赶来，没有和他做过多的客套，只是问道：“姚卿会打猎么？”
“臣年轻时，打猎便是小菜一碟。如今虽然把人荒废了，人也老了，但是说到骑马射箭，那照样还是一碟小菜。”姚崇的回答也是毫不谦虚。
说起来，打猎是姚崇的拿手本领了。二十岁之前，姚崇走的是体育特长生路线，一直勤习武艺，最大爱好就是骑马打猎，十里八乡的野鹿、獐鼠，一见姚崇就抱头鼠窜。只是二十岁之后，姚崇收了心，决定要步入仕途，因此发奋读书，这才有了后来的成就。他和过去的很多大唐宰相一样，从来不是简单的文臣，而是出将入相，能文能武，在河北、朔方等地都有领兵的经验。
他与皇帝一拍即合，仆从们放出猎狗，吹响鹰哨，他们于是一起骑马追逐狡兔，弓马娴熟的他连连弯弓搭箭，箭无虚发，很快就取得了丰硕的战果，让皇帝心满意足地达成了猎获目标。皇帝心满意足，提前满载而归，在归途中，他对姚崇说道：“朕好久没有见到姚卿了，路上可能有事要找你，姚卿可以同宰相们一起随行。”
姚崇躬身领命，仿佛丝毫没有看见宰相班列前，张说铁青着的脸。
他们一路沿着渭川，返回皇帝的行辕。姚崇是中书门下的老资历了，如今的宰相们，很多都是他的老部下，但他还是小心地与张说等宰相们保持着距离，慢慢地便与宰相们的车驾渐行渐远，等到姚崇再跟上的时候，却发现皇帝正在路边驻马等待着他。“姚卿为何落后了？”皇帝问道。
“臣官位低微，与宰相们同行并不合适。”
“这有什么问题？朕现在便拜卿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皇帝满不在乎地挥手说道。
皇帝当场任命宰相，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一旁的侍臣们听得瞪大了眼睛，但姚崇却没有太大的反应，没有推辞，也没有拜谢，这反常的应对，连皇帝自己都感觉到有些诧异。他们一路继续前行，终于到达了皇帝行辕安顿了下来。这一天的狩猎收获颇丰，车马劳顿却也不小，皇帝与宰臣们便在大帐里稍作休憩。大唐朝廷历来优待宰辅，赐下坐席，皇帝与宰相们一同在帐内落座。
这时，姚崇并没有坐下，而是跪在了皇帝面前：“适才臣之所以不拜谢，是因为有十件大事上奏陛下，若是陛下不允，不能施行，那臣就不敢奉诏就任。”
皇帝与宰相之间，很少行跪拜礼，姚崇在御前跪奏，足以显出他这一番启奏的隆重。“都一件件说吧，朕量力而行，看看是否可以应允。”皇帝说道。
“第一件事，那就是改变从武后当政以来，朝廷用酷吏刑法治理天下的方针，而是用仁义之道来施政，可否？”
这个请求，几乎说出了天下士人的心声，神龙以来，虽然李唐光复，但原本的特务政治、酷吏政治仍旧实施着。此时姚崇终于提出，要终止这样的统治，这也是皇帝所想之事，于是皇帝答道：“有姚公在，必须得如此。”一口答应了下来。
“第二件事，自从当年朝廷在大非川、青海等地惨败以来，军事一直处于下风，却从来没有真正对这些年的穷兵黩武有所反思。臣请陛下答允，三十年内不求开边之攻，可否？”
“这件事，也可答允。”
“第三件事，自武后临朝以来，朝廷对外的喉舌之任，都被阉宦所包揽，臣请陛下答允，宦官不得干预政事，可否？”
“这件事情也是我一直想做的，自然可以。”皇帝点头。
“第四、第五件事，多年以来，武氏亲族占据朝中要职，而后韦庶人、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当权，违规引入了大量斜封墨敕的后门官员，导致吏治紊乱，臣请陛下答允，皇亲国戚不得担任中枢官员，凡是斜封墨敕、候补待阙、编制以外的官员，全都免官罢职，可否？”
“这也是朕素来之志。”
“第六件事，这些年来的亲近佞臣，纵然违反宪纲律令，却逍遥法外，臣请陛下答允，严格执法处刑，可否？”
“这也是朕切齿已久的恨事。”皇帝说道。
姚崇每说一件，皇帝便答允一件，大帐中的侍臣们侧耳听着，他们心中也明白，这就是姚崇的施政方针，也是大唐接下来的政治改革的关键要点。
第七件事，为了防止豪族贵戚巧立名目，压榨民脂民膏，自此以后，除了法定的租、庸、调之外，不得设立其它名目。
第八件事，停止自武后以来大肆兴造佛寺、道观的风气，凡是寺观宫殿，全部停止修建。
第九件事，自之前大臣因劝谏而获罪以后，朝廷言路闭塞，自此以后，凡是朝中臣子，都可以犯颜直谏。
第十件事，为了防止外戚、后宫把持朝政的事情再度发生，朝廷要将这些年的历史如实地记载于史册之中，用为殷鉴，万代效法。
姚崇这十件事，所言无不切中皇帝的下怀，仿佛就是皇帝把自己的意志通过姚崇之口说出来一般。见皇帝全部答允，姚崇于是再次拜了两拜说道：“陛下如此，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2 吏能之臣
唐代中叶开始，文官系统开始分野成了文儒派和吏能派，后者主要以新进职业官僚为主，注重实际的吏干工作。姚崇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但到了宰相这个位置，不管是文儒还是吏能，以往的文章之才、吏干之才只是晋升之阶，站在执政者的立场处理政务的能力是最重要的。
而姚崇的使命，是解决唐朝建立久事多年来所积累下的顽疾，那些武周、中宗时代以来唐廷政务中的乱象，在姚崇的手中，被暂时地化解了。他让一个几乎开始摇摇欲坠的王朝重新出现生机。但这种能力不能过高评价，把姚崇抬举到萧何、葛亮这样的高度。姚崇主政之所以成功，其实也是和玄宗君臣两方相互配合、相互信任甚至相互制衡分不开的。
举一个例子。
姚崇成为首相之后，做的头一件事情便是整顿吏治。他得到皇帝的支持之后，便一刀切地罢黜了斜封墨敕的员外官员。数千名斜封官、员外官一朝罢免，这本可以是震动朝野的大事，但姚崇终究是那个姚崇，如此一件事情，被他处理得波澜不惊，没有弄出任何水花，这让高力士也不得不佩服。姚崇深谙人事，借着皇帝新政之威，挥舞大棒摆平了斜封官们之后，自然也要为剩下的官员们喂点胡萝卜，所以接下来他又上奏皇帝，打算提拔一批低阶的郎吏，帮助官员们建立上升通道，安抚这些人惴惴不安的心情。
但这件事情，恰恰是皇帝所敏感的。在皇帝看来，姚崇这一把操作，就是先借着皇帝来免官，又以姚崇自己的名义为一些人加官，这难道不是让他李隆基做恶人，却让姚崇做了好人？所以姚崇接连请示，皇帝始终没有给批；姚崇索性在朝议会上，把序进郎吏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必要性，当着朝臣们的面，原原本本地说给他听。
但李隆基只是答应了要听劝谏，却没说过要听进去。姚崇讲话的时候，李隆基全程仰着头，看着头顶的殿屋房梁发呆。姚崇再三启奏，李隆基总是不予回应。
朝臣们看着姚崇，姚崇则看着御座上的李隆基，脸上现出了恐惧。皇帝不回应宰相的发言，意味着什么？心思细腻如姚崇，已经想到了一百种可能的后果。
高力士在一旁看在眼里，罢朝之后，等朝臣们退走，他对李隆基劝道：“陛下刚刚总理万机，宰相有事启奏，本应当面明确事情是否可行，怎可对其置之不理呢？”
这句话，提醒了李隆基，他沉吟了一会儿回道：“朕任命姚崇执政，他只要把国家大事奏报给朕一起商议便可，至于那些低阶的郎吏升迁这些事情，难道还要一件件地报告给朕么？”
李隆基的这番话是有思量的，话中的意思，既是明确支持姚崇的决定，又是向大臣们的一种宣示，告诉大家，朝廷政务他已经委托给了姚崇，自己垂拱而治。于是高力士前往政事堂，把李隆基的话原原本本地转述给了姚崇和其他宰臣们，这才让姚崇转忧为喜，和其他宰臣们一起佩服皇帝的格局与气魄。
这件事情，也是开元初年君臣相得的缩影。原本姚崇用来收揽人心的手段，被皇帝巧妙化解，让天下人更佩服起了皇帝。姚崇也得以在皇帝的支持下放手大胆地干，逐步穿越大唐帝国体制改革的深水区。而这其中，同样也离不开宦官高力士的调节与缓冲。
高手过招，势均力敌，政局才因此变得平衡而稳固。
▌3 灾情之前
开元初年，过得并不顺利。
自骊山讲武以后，关中等地便爆发了瘟疫，连皇帝都受了感染。
太平公主的死仿佛真的终止了长安城的秋雨，自先天二年秋天到开元二年的正月，关中雨雪全无，旱情严重。而后的几年里，关东与关中的水灾与旱灾也是反复不断。所谓旱极而蝗，大旱之后，常常伴随着蝗灾，开元三年六月的关东诸州便出现了大规模的蝗虫，所幸姚崇派人扑杀，灾情有所缓解。但是这场蝗灾，只是更大的一场蝗灾的预热，蝗虫们在地底上所下的虫卵，在干旱的天气作用之下，终于在第二年成功化出了数目更为惊人的蝗群。开元四年夏天，山东、河南、河北再次爆发了罕见的大蝗灾，蝗虫如黑云一般遮天蔽日，所过之处，粮食颗粒无收。
相比起来，水灾、旱灾尚且有部分庄稼可以幸免，但蝗灾却不一样，那些个头不大的蝗虫聚集在一起，外貌、习性便会忽然大变，变得贪食而且暴躁，它们聚在一块的时候，所过之处，不仅田地里的禾苗被啃食得干干净净，蓄养的牛羊也会被噬咬而死。整个州县无一幸免。要是在前朝，遇上了蝗灾，难保不会出现人吃人的场面。
蝗虫的起因捉摸不定，人们不明白为什么好端端地会突然有数不清的蝗虫从地底下冒出来，化为遮天蔽日的蝗灾，往往将其归结为超自然的因素。山东州县的百姓们因此认为，蝗虫来自于天神的意志，因此将蝗神供奉起来，虔诚祭拜。每当蝗群经过，便在旁边的田埂上设下祭品，焚香膜拜，丝毫不敢去捕杀。
好在姚崇执政以来，恢复了唐初的常平仓，关东州县的仓廪中尚有余粮，所以官府和富户开仓赈济之后，总算是没怎么出现人吃人的情况。
可应当如何赈济灾情，也是朝廷议论纷纷的问题。按照儒家的论点，灾者，天之谴也。按照天人感应的理论，天上降下的灾害，是因为人君的失德，失德在哪里，朝臣们不敢说，只敢私下里谈论。至于灾情，很多人认为，蝗灾既然是天灾，除之不尽，人力无法克服，那就不应该捕杀蝗虫、触犯神灵。
在议论面前，连皇帝李隆基也犹豫了。
但在朝廷当中，要说务实敢为，姚崇称第二，那就没人敢称第一。防灾灭蝗是一项技术工作，而恰巧，姚崇就略懂一点。他在各地州府任官多年，治蝗方面，已经总结出了经验。因为蝗虫有趋光的特性，只要晚上点起一片火，就能吸引周围的蝗虫，人们便可以在蝗虫飞向火光会被火烧到时，在火堆边挖抗，用土填埋。这个方法他让人使用时，便屡试不爽。所以他坚决提出，要有效控制灾情，唯有灭蝗这条路。“要是杀蝗虫会有祸端，那便全都降在我姚崇身上好了！”
捕获了的蝗虫，便无法在地底下产卵，来年也就不会再有新的一波蝗灾。在姚崇的指挥安排之下，这场蝗灾终于过去了，关东也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饥荒。
▌4 救时之憾
中书门下，都知道姚崇强大的理政能力。只要姚崇还在，唐廷决策中枢日益复杂的政务工作就会如同一台精密的机器一样运转，要是姚崇一日不在，朝廷中枢便可能会出乱子。要是姚崇十日不在，那整个中书门下就会乱了套。
有一次姚崇因为儿子去世，而请了十几天的假，原先的政务都交给宰相卢怀慎代为处理，卢怀慎虽然是清官，但却处理不了如此多的政务，案卷便因此堆积如山，甚至惊动了皇帝。终于等到了姚崇回来，只见他坐在案头前，三下两下便处理好了堆积如山的文件。
看文件其实是一门学问。你就算是个绝世天才，看到下属单位送上来的公文，如果不了解某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不清楚下属单位心里的小算盘、那些弯弯绕绕，你一样会两眼一抹黑。而姚崇之所以可以迅速处理这些公文，关键就是他对于“吏事”的极度熟稔，也就是对中央各官署、全国各州县的那些工作、人事，全部门清。这就是姚崇的关键能力。
看着眼前被处理得清清爽爽的案卷，姚崇自感十分满意，问身边的紫薇舍人齐澣：“你来说一说，我担任宰相，可以同哪些人相比？”齐澣沉吟着没有回答，姚崇却早已把想好的答案说了出来，“同管仲、晏婴相比如何？”
这么问，确实有些膨胀了，姚崇却并不觉得有些托大，他不敢和李斯、诸葛亮开创了一代功业的贤相相比，甚至也没有和房玄龄、杜如晦这些开国宰相们相比，仅仅只是自比了管仲、晏婴，他们中兴了齐国，姚崇中兴的却是整个大唐，这么比，姚崇觉得理所当然，甚至有些谦虚了。
但齐澣是个耿直的汉子，直接回答道：“管仲、晏婴所制定的政令，虽然不能长期适用，传至后世，但起码他们在世之时，始终奉行着他们的政令制度。但姚公制定的制度，却一直在变化，看起来尚不如他们吧！”
这话有些刺耳，但姚崇也不以为意：“既然这样，那我算是什么水平的宰相？”
齐澣看着姚崇，意味深长地回答道：“姚公可以说是一位，救时宰相。”
姚崇听了，爽朗地大笑起来，放下手中的笔说道：“甚好，做一个救时宰相，不也很难得么？”
他心里也清楚自己的能力，作为一个职业官僚，姚崇这些年整顿了吏治，又抗击了灾情疫情，还解决了寺庙僧侣过多的问题，为百姓减轻了身上的税负劳役，让大唐的行政中枢重新高效地运转了起来，这些，都是他完成的善莫大焉之事，也正好是皇帝李隆基重掌大权、整顿超纲之际所需要的。但是，大唐的开元朝应当是如何一个气象，帝国如何建立起新的辉煌，这些问题，姚崇没有回答，也并没有能力回答。
姚崇当政，救了大唐的一时之急，但并没有达到李隆基的期望，这些年姚崇的执政，只是处理了多年来积弊的表面问题，根本的制度问题却并没有解决。姚崇擅长的是“权变”，却并不擅长“守恒”，他的施政方针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随时调整，导致了执政三年多时间，却仍然没能明确开元朝的基本政策路线。
武周以来，宰相越来越多，政事堂人满为患，这些宰相相互掣肘，导致朝廷中枢运转低效。李隆基吸取了这个教训，不仅减少了宰相的数量，还在姚崇任相之后，遵从他的意思，将与姚崇有矛盾的先天政变功臣张说、刘幽求等人全都调出中书，把可能与姚崇扯皮或者拖累的因素全都解决了，就是为了让姚崇在执政时，能放心大胆地干。但姚崇交出的答卷却只是堪堪差强人意，功劳虽然不少，却没有达到李隆基的期望。当初在渭川会猎时，姚崇提出了那十条施政纲领，本身都是几个十分务实而具体的政策。可就连这些政策，姚崇都没有自始至终地奉行。
他救了大唐的一时之急，但只是处理了多年来积弊的表面问题，根本的制度问题却并没有解决。归根到底，姚崇擅长的是“权变”，却并不擅长“守恒”，他的施政方针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随时调整，导致了执政三年多时间，却仍然没能明确开元朝的基本政策路线。
归根到底，他只是一个能救一时之急的宰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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