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生活在古代，我可能不会选择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或洪武康乾等皇帝的统治之下。虽然他们的扩张和征服听起来令人振奋，但这些成就的代价是巨大的，导致了无数生命的消逝和社会的动荡。如果生活在他们的时代，我们可能会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因此，我认为民富则国强，没有人民的富饶和幸福，国家的强大和繁荣就没有真正的意义。
如果没得选，只能生活在专制皇帝的时代，我会选择一个相对平庸但注重民生和发展的皇帝，比如宋仁宗。虽然他的名字并不为许多人所知，但他却是一个非常有智慧和远见的皇帝。在他的统治下，北宋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就。他注重金融、科技和文化的发展，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同时，他推动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项的发展和应用，为科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宋仁宗，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宽待文人
在他的时代，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全部出现，人文艺术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因此，虽然他的资质并不出众，但他的统治时期却是一个繁荣和发展的时代。
仁宗对文人非常宽厚，有一次，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参加科举考试，在试卷中他批评仁宗，说宫中美女数以千计，皇上只顾饮酒作乐，不关心百姓疾苦，也不和大臣商量治国安邦大计。苏辙并没有在京城工作过，他听说的那些情况都是别人的传言，这样的言论简直是妄言，大逆不道。但是，仁宗却表示，他设立科举是为了欢迎敢言之士。苏辙虽然只是一个小官，但他敢于直言，应该给予功名。最终，苏辙和兄长苏轼一同登上了举人的位置。宋仁宗非常高兴，说他又为子孙找到了太平宰相。两人欣喜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苏辙，图片来源于网络
包拯，也就是传说中的包青天，弹劾仁宗张贵妃的伯父三司使张尧佐，指责他平庸无能，要求罢免他。在争论中，包拯的唾沫星子甚至喷到了仁宗的脸上。虽然仁宗不情愿，但他也只能同意，并且为了发泄不满，还骂了张贵妃一顿。作为口含天宪的皇上，被大臣逼得如此狼狈，这是前所未有的。相反，如果没有仁宗的泱泱大度，又怎么可能成就包拯的千古盛名呢？
四川有一位士子，他竟然给成都太守写诗：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这不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吗？成都太守将他绑送京城，但仁宗却说，这老秀才是急于想要官位，却始终未能如愿，这才写诗发泄愤懑。怎么能治他的罪呢？不如干脆给他一个官位，说不定他会因为感恩而做得很好。于是，仁宗任命他为私护参军。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取决于它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如果只会用权力暴力压制知识分子，不让他们发表意见，那么这个社会就还是一个丛林社会，与动物社会一样，只看谁的拳头更硬。然而，如果一个社会的统治者能够以天子之尊宽待文人，那么我们就可以从那个遥远的中国时代中看到一线文明之光。这说明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仅仅取决于它的物质发展水平，更取决于它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和文化底蕴。
二、不热衷战争
仁宗并不热衷于开疆拓土、大举兴兵，而是面对着冗官、冗兵、冗费等严重的三冗问题。宰相文彦博提出裁减6万冗兵，以减轻财政负担。然而，仁宗担心裁军会引发兵变，因此他与文彦博反复探讨，直到文彦博详细列出裁员条例和后续措施，并立下军令状，保证不会发生兵变，仁宗才最终决定实施。相比之下，明末崇祯皇帝在精简驿站时一次性裁掉了8万员工，为朝廷省下了大量白银，看似英明果决。然而，被裁掉的8万员工中有一位名叫李自成的人，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第一次宋朝和西夏的战争之初，北边的辽国把军队开到了宋辽边境，做出要趁火打劫的姿态。与此同时，半自治的广西壮族人民不堪交趾国，也就是越南的压迫，希望归顺宋朝，以图大宋的庇护。这看来是好事啊，但是此时答应无异于宣布同交趾为敌。面对这个情况，如果换成千古一帝的秦皇汉武，那肯定就是西夏辽国交趾三线开战，先打再说。仁宗不冒这个险，他暂时把广西的事儿搁在一边，同时呢以钱财换取辽国的支持，联辽抗夏，结束了宋夏战争，再转过头来解决广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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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战者必亡，忘战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帝王兴师，必以仁义为本，这是宋仁宗常常强调的理念。很少有封建帝王能像他这样具备这样的理念。我们常说宋朝软弱，总是打败仗，总是赔钱。然而，挑起战争很容易，但要善始善终却很难。皇上下达圣旨后，无论打赢还是打输，买单的都是老百姓。
仁宗的观念与美国前总统、二战欧洲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的想法有些相似。艾森豪威尔曾经说过，每一支制造的枪、每一艘下水的军舰，以及每一枚发射的火箭，最终都是从饥寒交迫的人们那里窃取来的。
三、爱民如子
仁宗皇帝以爱民著称。有一次，他在晚上特别想吃烧羊肉。然而，他担心此举会开创夜间烧烤的先例，于是忍住了馋虫，整夜没有入睡。某日深夜，仁宗在宫中听到丝竹之声，询问何处正在作乐。宫人回答说是民间酒楼在玩耍。仁宗听到后突然沉默了。宫人忍不住继续说，普通百姓都能如此快活，而皇宫却显得冷清。这时，宋仁宗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正因为我们在冷落中，他们才能如此快活。如果我们也想快活，那就轮到他们冷落了。”
实现物欲往往是帝王们最容易做到的，因为这只需要满足自己的需求即可。然而，真正的领袖不仅仅满足于个人的欲望，他们心中装着百姓，装着责任，因此他们展现出了难得的克制力。这种克制力是他们实现伟大事业的重要基石。除了这个原因，真的很难找到其他理由来解释他们的行为。
四、不滥用权力
仁宗并非没有权力，但他深知权力平衡对国家的重要性。因此，当他的亲信向他请求官职时，他因面子问题而不好拒绝，于是便写信给宰相，请求他们给予关照。然而，跑官者并不知道，仁宗已经事先与宰相沟通，并告诉他们不必遵从他的手诏，只需将其退回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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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也有过想亲自断案判刑的冲动，尤其是对于涉及内臣的违法行为。然而，他的这个想法被柬官王志否决了。这是因为司法是一门专业技艺，情有轻重，理分故事，其中的细微之处，君主未必通晓。如果一切由君主决定，可能会因为不专业而出现错审错判，甚至闹出笑话。因此，应该让对口的部门来处理司法事务。最终，仁宗打消了这个念头。
结语
宋仁宗确实无法被归类为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他缺乏野心、霸气和手腕。然而，这也许是北宋的福气。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所需要的，是宽容、法治和不折腾。那时的人民生活平安富足，知识分子独立且正义，权力不被滥用，君主实行无为而治。虽然仁宗时期的宋朝不算大国，但那时的人们最接近现代大国公民的形象。这也许才是文明的真正模样。在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中，很难再找到一个比仁宗朝更好的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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