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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真的会做人吗?似乎不是,其实他到哪里都把人给得罪个遍

曾国藩为人推崇的一点就是一生经历逆境而不屈,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曾国藩面临的困境。

曾国藩写了本《挺经》教人怎么挺过困境

其实曾国藩的困境为我们说明了一些事情,那就是市面上有很多写曾国藩成功学的书,比如跟着他学做人或者学做官等等,好像曾国藩天生就是一个像韦小宝那样能在官场上下游走的圆滑人,其实不是这样的,像他那样每日在日记里动不动就拿圣人与禽兽做对比的人好像在生活中也是一个死板的人,如果说经过二十几年官场磨练之后的曾国藩变得很圆滑那是不加,但是在当初刚带领湘军打天下的时候,曾国藩可是不太会做人的,从湖南到江西,到哪里都得罪一大批人,当然那也不是因为曾国藩的个人品质有问题,而是利益集团之间根本利益的冲突。

先说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的时候,万事开头难啊,后来名震一时的湘军在创建之初也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民兵武装,大有点今日临时工的意思,加上他的领导者曾国藩虽然是受咸丰皇帝的旨意创办团练,但是也不太名正言顺,只有一个所谓的湖南政府的帮办团练职务,只是一个差事而已,在政府机关内并没有正式的挂名,再加上曾国藩还是一个在家戴孝丁忧的人,所以在官场上是一个尴尬的定位。再加上如此尴尬位置的曾国藩却建立了乱世用重法的审案局大肆杀了200多人,这就更为湖南官场所不容,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人给得罪了遍,41岁的曾国藩面临着人生中的一个坎儿。

审案局杀人

比如有一次曾国藩把审案局抓来的十几名犯人交给湖南巡抚仓景恬处理,仓景恬最后举全府之力花了二十几天给这些人录口供,厘清罪名,制成名单交给曾国藩。但是曾国藩却没有按照仓景恬这份名单中的建议处理罪犯,却把仓景恬认为几个应该轻判的犯人全部斩首,建议处决的犯人却全部无罪释放。这简直就是不给仓景恬面子嘛,仓景恬去质问曾国藩的时候,曾国藩却说自己这儿早有士绅朋友送来的一份鉴定他们所犯罪行的名单,这些人都在名单上面,我是按照知道实情的人的名单来处理的,这简直就是当众折仓景恬的面子嘛,两人在日后合作中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仓景恬还是一个书法大家

此后,曾国藩为训练湘军四处筹集经费,这又与湖南各地官场的利益直接发生冲突,因为能筹来的钱毕竟是有限的,到曾国藩这儿多了,到湖南政府手里的可就小了,先不说官员们贪污的少了,到政府手里用于办事的也少了不少啊,这直接就侵犯了有法理正当性的湖南省政府布政的权力,这个布政是一个官职,按照清代的行政体系,一个省的布政使和按察使是除了巡抚之外权力最大的人,这又让曾国藩得罪了一批人,也几乎把整个湖南官场上有实权的人给得罪全了。

后来由于募捐的效果不理想,一不做二不休的曾国藩直接动用武力强行勒捐,一次一个叫陶恍的年轻人因为抗捐而被曾国藩打入大牢,但是敢抗捐的人哪个没点背景,此人正是一个官二代,父亲是原两江总督陶澍,而岳父还是当时在湖南权倾一时后来也是一代大人物的左宗棠,当时是湖南巡抚骆秉章府上的师爷,虽是师爷但基本上巡抚有什么事儿都要向他询问,手里权力很大的。

骆秉章

当时也还没直接撕破脸,左宗棠亲自到曾国藩的府上替陶恍说情,说陶家的这一份就免了吧,也不知道曾国藩真的是太缺钱了还是真来劲了,说众生平等,怎么能陶家就单独免了呢?相反陶家最有钱还应该多捐才行。最后还是陶家把钱凑齐了给曾国藩送过去,曾国藩才放人,但是得罪了左宗棠也就是得罪了湖南巡抚骆秉章啊,离双方撕破脸的时候也不远了。

按说一个省里面是有各方势力的,你曾国藩得罪行政官员这一块也就可以了,军方的势力你倒是维护一下啊,结果这哥们连这一方面也不忘得罪一下。当时驻扎在湖南的政府军基本上都是绿营军,曾国藩曾把一位名为塔齐布的绿营将领聘为湘军的教官,让一部分绿营军和湘军团练一起训练。这听起来本没什么,都是为朝廷效力嘛,但是到了现实中怎么没有人不争这些事,塔齐布可是个绿营的督师啊,你一个没有官衔的帮办团练怎么能指挥绿营军呢,这一下把湖南提督又给得罪了。

塔齐布

当兵的可就没有当官的那么斯文了,很快双方就起事端,当时的军队也没什么娱乐的项目,就是赌博,只要事情不闹的太大一般也没人管,一次湘军和绿营军一起赌博的时候,绿营军输了钱就借口闹事,曾国藩就把闹事的人抓了起来,这时积聚已久的矛盾爆发了。

事态大了之后绿营军还打了湘军,曾国藩坚决要求提督把打人的人给交出来,毕竟是理亏,提督也把打人的人交到了曾国藩的衙门里,盯着曾国藩怎么处理,按说这个提督也够阴的,把人交给曾国藩之后马上怂恿一帮“乱兵”把曾国藩的衙门给围了,双方起了冲突还砍伤了几个湘军,连曾国藩还差点受伤。狼狈的曾国藩这时想起来湖南巡抚骆秉章正在隔壁,赶忙叫人去请骆秉章帮忙,这时骆秉章报复的机会可就来了,说自己不知道有什么事发生,迟迟不肯出来,等到最后都开枪了,骆秉章也怕事情闹得太大,就出去说了两句,没有训斥绿营军反而劝曾国藩让一步,曾国藩没辙了也就忍了。

曾国藩这回可是栽了,这种事出去一传,越传越邪性,他的威信可就一点都没有了,官场上的人也趁机都开始指责你曾国藩一个书生不应插手军务等等,本来你创建湘军就侵犯了当地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你还操之过急,于公于私把人都得罪光了,那你就更没再法待下去了,这件事可以看作当地官场对曾国藩矛盾的总爆发,最终也弄得曾国藩在长沙完全没法待下去了,把驻兵的地点从长沙迁到了衡阳。

在衡阳的曾国藩还可以,当地的小官也惹不起曾国藩,所以也还算是相安无事,两年后的1854年2月,43岁的曾国藩率领1万7千多名湘军东征,攻入江西,这时他一个外来户与地头蛇之间的矛盾又开始了,而且还更加激烈,后果也更加惨。

朝廷对湘军的态度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从咸丰对曾国藩的态度就完全能看出来了,是既利用又打压的态度,皇帝既然是这样了,那江西的地方也不是傻子,对曾国藩也自然是冷漠相对,这让刚刚经历过战场失利的曾国藩的处境更加雪上加霜。

咸丰帝

处境雪上加霜的人自然非常希望有人雪中送炭了,曾夫子也是如此,把希望都寄托到了当时江西巡抚陈启迈的身上。曾国藩也不是徒报幻想,他和陈启迈是故交,两人是湖南老乡,又有同年之谊,同一年考上的进士还是同一年入翰林院做官,交情还是很厚的。从流传下来的曾国藩的家书中也可以看出曾国藩和陈启迈的关系不错,曾国藩在京城做官的时候几次托陈启迈带东西给家人,私交还是不错的。

但是有句名言说得好啊,没有永远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而此时二人之间的利益正是相悖的,两人一个是地主,一个是客兵,曾国藩头上还没有一顶有权力的官帽子,所以因为利益不一致,陈启迈并不很买曾国藩的帐,更谈不上陈启迈听曾国藩的指挥了,一直是一种不冷不热若即若离的态度。

失望之余的曾国藩肯定非常生气了,除了友情的因素,曾国藩认为我是奉朝廷之命出兵,收复江西,就应该管着你们这群负责后勤的人,但是陈启迈认为你曾国藩无官无衔,凭什么指挥我,对曾国藩阳奉阴违。这里我们也可以从侧面看出曾国藩在日后为什么非要从咸丰皇帝那里得到一个有实权的官职了,因为没有官职就是没有听你的。

但是曾国藩虽然生气也不敢撕破脸啊,毕竟在江西驻军,还要打造水师这些都需要江西财政的支持,虽然自己很生气但是能忍也都忍了下来,双方维持着很不稳定的平衡。但有气总有憋不住的那一天,最后曾国藩和陈启迈之间的矛盾因为一个名为彭寿颐的举人而激化。

彭寿颐是江西的一个举人,因为在当地办团练办得不错受到曾国藩的赏识,而就在曾国藩与陈启迈的关系已经变得很脆弱的时候,彭寿颐因为和曾国藩早年一样需要经费等问题与他所在地的知县发生冲突,并被关押起来。

这件事传到关系脆弱的两人那里可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了,是到底坚持本地利益还是支持练兵哪个主义的问题了,曾国藩坚决支持彭寿颐,陈启迈作为巡抚自然力挺自己手下的地方官,两人激烈争吵。正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彭寿颐竟然又越狱逃跑,跑到了曾国藩那里寻求保护,这下陈启迈可就不干了,说政府还没有答应放人,你曾国藩怎么敢庇护一个逃犯,马上带着人到了曾国藩的大营外,大闹着要曾国藩把彭寿颐交出来,还诗兴大发,一连写下33首绝命诗,曾国藩不把人交出来就是不行。

由于事态已经闹得很大了,这时曾国藩也稍微服了一个软,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对彭寿颐说自己派人把你给陈启迈,但我保你彭寿颐不死,你陈启迈就顺坡下驴放过他算了,但是陈启迈愣是没给曾国藩的面子,不久之后彭寿颐就在审讯中拷打至死,两人的矛盾可是压不住了。

你陈启迈不给面子,就别怪我曾国藩撕破脸了,上书参了陈启迈一本,还把当时的江西按察使搞了进来,最后的结局是陈启迈走了,换了一个名叫文俊的人来接位。这个文俊没有什么强硬的后台,所以对曾国藩还是有很多顾忌的,但是原本的两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还在啊,所以这个文俊对曾国藩搞的小动作也不少,比如当时湘军的地位只是皇帝许可的民间练军而已,朝廷虽然承认你但是不会给你任何经费,但养军队是一件对费钱的事儿啊,所以曾国藩也想出了很多来钱的办法,比如设哨卡收过路费等等,这个文俊就专门在湘军设的哨卡后面再设一个哨卡,或者到湘军那说政府的经费被你们收走了,非要拿出一本分给政府等等,搞得曾国藩也很是头疼。

但是因为迟迟得不到足够的军饷和物资,湘军的问题很快就来了。一位名为毕金科的将领骁勇善战,深得曾国藩的欣赏,但是这支部队却在年关之际断了粮草,情况十分危急,没钱可是打不了仗的。当时毕金科找到了文俊,文俊却说要钱要粮可以,先把景德镇给我打下来,再回来跟我要钱要粮。当时景德镇可是布有太平军的重兵,而毕金科只有区区的一千多人,而且早因经费紧张和常年作战而疲惫不堪,这简直就是在有意为难湘军。但是为了钱,也知道只有胜仗才能让这些文官们信服,毕金科还是在大年初二率军出击,结果寡不敌众,全军覆没,毕金科也英勇战死,年仅25岁。

爱将战死,曾国藩既悲且愤,几年后湘军攻克景德镇的时候曾国藩还特意让人在毕金科战死的地方树碑,并自己用一整夜的时间亲自撰写了碑文。

这种悲壮的情况就是曾国藩在江西不得志的一个侧面反映了,不久之后他又在江西呆不下去了,上书咸丰要给自己由实权的官职,结果收到咸丰的奚落,最后曾国藩以父亲之死回家丁忧为由回到湖南,以图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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