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叶秋
“隐”为“蔽”义，指潜藏不露。隐士即潜居避世之人，或处山林，或在草野，或寓朝市，俱以不求闻达、不入仕途为其特征。隐居、隐士这两个词，先秦古籍已多见之夕其中的一些解释，和后来隐士的动止有很大的关系。《论语·季氏》：“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清刘宝楠《正义》云：“隐居求志，行义达道，若伊尹耕莘，而乐尧舜之道，及汤三聘而行其君臣之义，以达其所守之道者也。春秋之末，贤人多隐，故长沮、桀溺、接舆丈人，皆洁己自高，不复求其所志。夫子未见之叹，正缘于此。然夫子处无道之世，周游诸侯，栖栖不已，而又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隐者，即此隐居求志之谓，非如隐而果于忘世也。”这段话把孔子的原意阐发得非常透彻，可见儒家所谓“隐居”，本非“忘世”，乃是“养志”待时；遇到能施展抱负，以治国平天下的机会，并不排斥出仕。也可以说这时的“养志'，正是为将来的出仕作准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已经成为儒士依违仕隐之间的原则与借口，或先隐后仕，或仕而又隐，或隐而复出，个人的升沉起伏，实际主要皆在于时势的推移和政局的变化，并不完全为自己的意志所决定。古时世乱则隐士多，正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反映。《楚辞·七谏·沈江》：“怀计谋而不见用兮，岩穴处而隐藏。”不见用即将隐藏，虽未必真的身入岩穴，却显示了不肯苟合取容的态度。
隐居待时，一出即为王者师，是古代隐士的理想际遇。殷周时的傅说、吕尚(姜子牙、太公望)和三国时的诸葛亮，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传说傅说曾为胥靡(服劳役的刑徒)，筑于傅岩之野，武丁欲复兴殷朝，访求得说，举以为相，而国家大治(《史记·殷本记》)。吕尚年老贫困，钓于渭滨。周文王出猎遇之，与语大悦，载归立之为师，后佐武王伐纣灭殷，还出谋画策，采取措施，安定民生，巩固了周政权(《史记·齐太公世家》)。这两人原来俱处草野，而一为复兴之相，一成开国元勋，其收“济时”之效，是否出于夙愿，不得而知。倒是诸葛亮平日“躬耕陇亩”，即“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他经刘备“三顾”而出，建立功业岁可谓志事得偿，实非偶然。“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初衷，并不排斥他后来问政治国的积极行动。这也正是儒家仕隐观的随时消长推移的具体表现。在傅说、吕尚和诸葛亮这三个人中间，“出世'与“入世”未尝对立。
一心出世，想要“超然物外'的隐士，当远溯至传说中的人物巢父、许由。《庄子·逍遥游》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 成玄英疏于此解释说：“然实以名生，名从实起。实则是内是主，名便是外是宾。舍主取宾，丧内求外，既非隐者所尚，故云吾将为宾也。”许由是隐士，径径自守，只求独善其身，根本不愿“有天下”，何况接受尧已治理好的天下，使名实不符、自失操守呢?所以坚决拒绝，不肯越俎代庖。但《庄子》这段叙述，主要意思还在于“循名责实”，强调“名'与“实'的宾主、轻重关系，重实轻名。到了晋皇甫谧的《高士传》中，对巢父、许由的描写，即增加了其作为“狷介之士”的成分，说许由初隐沛泽，因尧让天下而逃去，耕于颍水之阳、箕山之下。尧又召为九州长，许由不愿闻之，洗耳于颍滨。适遇巢父牵牛犊来饮水，见许由洗耳，问明原故，责备许由隐居不深，欲求名誉，污吾犊口，遂牵牛犊至上流饮之。这里的叙述，颇有趣致，以尧之让贤授官为对自己人格的污辱，突出了以“鄙弃天下”为高，希望“独全其天'的意思，认为只有这样绝对排除“入世”的，才能算是真隐士，正反映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
隐士，即孔子所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日》)的“逸民”；“天下无隐士，无遗善'(《荀子·正论》)，是被作为时世清明的象征来看待的。因此历代帝王都把举用节操超逸、隐居未仕之人当成一件大事来办，但真正“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隐士，却往往不入其牢笼。东汉的严子陵(光)，少与光武帝(刘秀)一同游学，至光武即位，就改变姓名，隐居不见，及为光武访得，三聘始至，当光武亲临馆舍时，仍然高卧不起。光武入其卧所，抚光腹日：“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耶?'严光佯眠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日：“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光武无可奈何地“升舆叹息而去”。嗣又与光话旧，相对累日，因共偃卧，这时光竟“以足加帝腹上'，于帝王之尊，视之蔑如。最后拜官不受，光武也只好任其归隐富春山耕钓以终了(《后汉书·逸民传》)。这在当时，是不愧为“特立独行不肯屈节从人的真隐士的。宋范仲淹撰《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称赞严光“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认为他不做光武的官，“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于名教也”，给予很高的评价。
安贫守素，保持廉洁，是隐士敦品励行的重要条件。东晋的范宣，少尚隐遁，博览群书，而家境贫寒，太尉郗鉴命为主簿，诏征太学博士、散骑郎，皆不就。家住豫章，寓所失修，太守殷羡欲为改宅，宣亦固辞。躬耕自奉，常以讲诵为业，生徒甚多(《晋书·儒林传》)。韩康伯尝送绢百匹，不受；减五十匹，不受；递减至一匹，仍不受。韩不得己，就撕了两丈给他说：“人宁可使妇无裈邪？”这样，范宣才“笑而受之'(《世说新语·德行》)。他生平不入公门，韩康伯曾与之同车，想骗他入郡，结果范宣“于车后趋下'，逃走了(《世说新语·栖逸》)。又南朝宋南阳宗炳，工书画，善弹琴，精于言理，宋武帝(刘裕)辟为主簿，不起，自云“栖丘饮谷，三十余年'。平生好游山水，多历名山，曾在庐山久寓。后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因绘所经山水于室中以自娱。“卧游”一词，即出于此。唐竟陵陆羽，隐居不仕，闭门著书，自称桑苧翁。性嗜饮茶，著《茶经》三篇。当时卖茶者甚至画出陆羽的肖像，祀为茶神。宋钱塘林复，恬淡好古，不慕荣利，于西湖孤山结庐隐居，二十年不入城市，能诗善书，一生不娶，惟喜植梅养鹤。其《山园小梅》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一首，至今传诵。这三个人，分别以“卧游”、《茶经》和“梅妻鹤子'之称，见其“高致”，受老庄的出世思想影响较大，和范宣都可算是隐士中“巢许”一派的支流。其洁身自爱之意，是相同的。
此外如西汉时卖卜于成都市的严君平(遵)，自得百钱，即闭肆下帘读《老子》，被扬雄称为逸民(《汉书·王吉传序》)；东汉时卖药的韩伯休 (康)，采药名山，卖于长安市，桓帝以安车征聘，他中道而逃(《后汉书·逸民传》)；都是以一技自隐、不愿问政的“有道”之士。类似的“市隐”，还有宋黄庭坚的《陈留市隐》诗所赞扬的刀镊工。兹录其小序与诗如下：
陈留江端礼季共曰：陈留市上有刀镊工，年四十余，无室家子姓，惟一女，年七岁矣。日以刀镊所得钱与女子醉饱。醉则簪花吹长笛，肩女而归。无一朝之忧，而有终身之乐，疑以为有道者也。陈无已为赋诗，庭坚亦拟作。
市井怀珠玉，往来人未逢。乘肩娇小女，邂逅此生同。养性霜刀在，阅人清镜空。时时能举酒，弹镊送飞鸿。
自食其力，无虑无忧，“醉则簪花吹长笛，肩女而归”，其悠闲自在，确实可傲王侯；虽居市井而襟怀高旷，好似“胸怀珠玉”，故山谷疑为“有道者”。晋王康琚《皮招隐》诗：“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宋苏轼《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诗：“准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可见“隐”主要在人的内心，而不拘身在山林或城市。从严君平到这位刀镊工，皆属独善其身、不谐流俗的“市隐'，可算同一类型。其各以一技为人效劳，有益于世，也是一致的。
身在山林；心存魏阙的，是假隐士。这类人以隐居为出仕的资本，讨价还价。“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原是孔老夫子说过的，可以用作借口。东晋时谢安在东山，屡经征聘而不起，“尝往临安山中，坐石室，临溶谷，悠然叹日：此去伯夷何远!”后来出任桓温的司马，将发新亭，朝士皆送，中丞高崧和他开玩笑说：“卿累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苍生今亦将如卿何! ”讥笑其前后言行不一，谢安甚有愧色(《世说新语·排调》与《晋书》本传)。后来谢玄等破苻坚，谢安正下围棋，看完驿书，毫无喜色，照旧下棋。客问之，徐答云：“小儿辈遂已破贼。”可是当他回内宅时，就控制不住内心的狂喜，而在门坎上碰折了屐齿。《晋书》说“其矫情镇物如此”。以“矫情'二字，指其善于造作，非常恰当。在仕隐之间，他和伯夷，叔齐，毫无共同之点；以隐沽名，待时而动，出来做他认为合适的官，才是真情。
翻翻各史书的传纪，主要是逸民、隐逸、高士等传和题为汉刘向撰的《列仙传》、晋皇甫谧韵《高士传》、葛洪的《神仙传》等书。可以了解，古人所传隐士，有的就是“神仙”，有的很像政客，二者交织难分。如在下邳圯下，教张良替他穿鞋的黄石公，即为传奇人物。他约会张良，授一编书之后说：“读是则为王者师，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下黄石即我已。'足见这位隐士，并未遗弃世务，有心物色人才，传授道法，以求拨乱反正；而且留下一个怪异的尾巴，显示其通神变化。汉初，高祖(刘邦)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吕后用张良之计，叫太子卑辞厚币，迎来隐士商山四皓(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四人须眉皆白，故称四皓)，以挽危局。因为这四个人，是高祖欲见而不得，甚为敬佩的。高祖在饮宴时，见四人跟随太子，非常惊异；四人又为太子说了不少好话。于是高祖认为太子羽翼已成，不能再动，只好打消原来的想法(《史记·留侯世家》)。这四位商山高隐之士，居然应邀出山，以他们的影响，左右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斗争，这不是成了政客了吗?
在南朝的隐士中，陶弘景名气很大。他于齐高帝(萧道成)任宋相时，曾被引为诸王侍读，因家贫求宰县不遂，在武帝(萧赜)永明十年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而去，隐居句容之句曲山，自号华阳陶隐居。此人出身儒士，明阴阳五行，山川地理、医术本草等等，颇有著述。既好道家的神仙之说，耽于炼丹服药、辟谷导引这一套；晚年又归心释教，受戒奉佛，似欲融儒道释三家而为一。《南史》本传说他“特爱松风，庭院皆植松，每闻其响，欣然为乐。有时独游泉石，望见者以为仙人。”从表面看，真是一个仙气十足的隐士。但他和梁武帝(萧衍)关系颇为密切，在萧衍要篡齐时，他曾援引图谶来劝进。萧衍称帝之后，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都向陶弘景征询意见，常常一月数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栖隐山林，而参与朝廷机要，画策出谋，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这就大大改变了其高人逸士的身分。“山中宰相”之称，正好说明他实际是不上朝的公卿大员。9
比这更为露骨的是唐代的卢藏用。此人中了进士，不得调选，就隐居终南山，学炼气、辟谷之术，而一心不忘仕进，被人目为“随驾隐士”。武后长安年间，召授左拾遗，即以隐士的高名得官。嗣任中书舍人，吏部、黄门侍郎，修文馆学士，尚书右丞等职，以谄事权贵，奢靡淫纵，获讥于时。后来因附太平公主被流放，失势而终。不仅并非高士，而且品格甚为卑污。有道士司马承祯，尝应召到京，将还山，卢藏用要夸耀一下自己隐居的地方，指终南山谓之曰：“此中大有嘉处。'这位道士却毫不客气地徐徐答曰：“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一下子戳穿了他的假面具，卢藏用于是不免面有惭色(新、旧《唐书·卢藏用传》、唐刘肃《大唐新语·隐逸》)。推究根源，卢藏用之以退为进，以隐求官，能够称心如意，主要是封建社会“举逸民”的征辟制度流于形式，给了他投机取巧的机会。清孔尚任《桃花扇》的《余韵》一出，写明朝魏国公的公子徐青君，在南明亡后，当了上元县的一名皂隶，奉县官签票，访拿山林隐逸，遇见唱曲说书的苏昆生、柳敬亭和老赞礼三人，叫他们跟去回话。三人解释自己本非文人名士，皂隶说：“你们不晓得，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从三年前俱已出山了。目下正要访拿你辈哩!'于是三人只好仓惶逃走了。征聘隐逸，而曰“访拿”，已经令人忍俊不禁；皂隶的一番话，更妙不可言!这是对征辟制度和假隐士的淋漓尽致的讽刺!
概括说来，在士大夫之间，“仕”是出路。“隐”是退路，起伏不定，随时消长。评量隐士的得失，都不能离开其历史条件与具体情况。过分褒贬，俱所不宜。伯夷、叔齐，劝阻武王伐纣，不食周粟，实际是要历史开倒车，反对前进，不应赞扬。征聘山林隐逸，固为历代统治者所重；保留山林隐逸，有时又为朝廷的点缀，似不可少。《晋书。桓玄传》云：“玄以历代成有肥遁之士，而己世独无，乃征皇甫谧六世孙希之为著作，并给其资用，皆令让而不受，号曰高士，时人名为充隐。”桓玄篡位称帝之后，觉得当时没有隐士是个缺陷，于是弄虚作假，制造一名。这事看来很滑稽，却足以揭示古代士大夫“隐”的虚伪的一面。因此陶弘景有“山中宰相'之称，也就不足为怪。
古代的隐士，除去上文所谈卖卜的严君平、卖药的。韩康以及黄山谷呼之为“陈留市隐'’的刀镊工这一类靠一技之长自食其力的以外，大都有田地园林等产业，作为退隐的依恃。东晋的陶渊明任彭泽令，以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束带见督邮，弃官归隐，为后世所艳称，也是个有产者。“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正好说明这一点。遭逢乱世，逃避现实，为明哲保身之计，亦为许多隐士所同“有所不为”，不肯同流合污，值得称许；消极颓废，无益于人，亦不须讳言。但基于爱国情怀、民族意识而隐居的，如南宋的谢枋得、郑思肖，则又当别论。谢枋得，理宗宝祐间进士，曾任考官，恭帝德裙初，元兵东下。枋得在信州极力抗击，兵败州陷，乃变姓名逃入建宁唐石山隐居。至元统一，迁寓闽中，屡荐不起。其后福建行省参政强之北行，枋得痛骂之，到京绝食而死。(《宋史》本传)。郑思肖，曾为太学上舍生，应博学宏词科。元兵南下，叩阍上书，辞意切直，忤当路不报。宋亡，始改名字，以示不忘本朝。岁时南向而哭，闻北语则掩耳而走。善画墨兰。宋亡后，画兰，根不著土。或问之，日：“地为番人夺去矣'(《新元史》本传) 谢枋得始终不为二臣；大节可钦；郑思肖一心不忘故国，感情真挚；都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由此我想起在抗日战争时期，齐自石居北京，闭门谢客，拒绝日酋的来访；梅兰芳隐沪上，蓄须明志，不肯登台；程砚秋迁京郊青龙桥，躬耕自食；皆以显示抗敌不屈的高尚操守，是又不当以隐士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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