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结构上来看，秦国所占据的关中平原、汉中盆地、四川盆地，都可以算得上是四塞之地。楚人无论从丹江、汉江还是长江通道，攻击秦国，实际上都只能形成单线进攻的态势。由于楚国的地理劣势，即使是秦楚之间实力相当，胜算也是掌握在秦人一边的。
如果中原诸国，特别是三晋肯和楚人协同作战，从崤函通道一线同时对秦国施加压力的话，那么秦国在两线作战的时候，倒还是有可能露出破绽的。只不过山东诸国虽然屡屡合纵攻秦，但从来没的真的齐心协力过。除了大家与秦国地缘矛盾有大小之别，导致出力不同以外，秦人的对六国所施展的“连横”之策也是重要的因素。所以说，后来三国时期，曹操每每听到对手又寻来了新的盟军便知道胜算会在自己一边了。
既然这些潜在的盟友都靠不住，那么楚国就只能自己想办法应付秦人了。如果一定要追求两线出击的表面效果，楚人倒也可以做到，即从丹江、汉江、长江三个方位，任选两线甚至三线，同时攻击秦国。只不过我们之前也说了，楚国在这三个方向上都没有地理优势，更何况就算强行展开攻击，也算不上是两路包夹的战术，因为所攻击的是相互独立的地理单元。
如果要想真正实现两线攻击的战术，并让楚国最少在一条攻击路线上占据地理优势，以和秦国达成战略均势的话，楚人只有想办法在云贵高原开辟第二战场，才有可能翻盘成功。从地理结构上来看，云贵高原的地势比四川盆地高，如果在此建立战略基地，并寻找一条由高原流入四川盆地的河流作为攻击线路，那么楚人就可以对四川盆地占据一定地理优势了。
从战术的角度看，楚人云贵高原建立战略基地后，除了由南向北，向四川盆地的秦人发动攻击外，还可以由涪陵溯江而上，攻击秦人所占据的巴国故地。以共同对四川盆地形成包夹之势，并最终从秦人手中夺取巴蜀之地。如果四川盆地在秦楚之间易手的话，那么秦楚之间的战略形式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到那时，也许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为刘备所定立战略计划，就有机会提前实践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
图——西南地区地理结构图
在我们所接受的教育中，这片地处四川盆地南面的高原，一直是以“云贵高原”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对于其中“云”、“贵”二字的理解，也无非是因为它地跨云贵两省，因此各取一字，以示公平罢了。而实际上，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云贵高原的确是由云南、贵州两个相接的高原所组成的，尽管从大局上来看可以被视为一个整体，但二者的地理结构却有着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云贵高原最终成为了二个省的主体，而不是合为一体。
从地缘结构上来看，楚人似乎应该选择贵州高原作为经营重点。这主要考虑到，贵州高原处在云贵高原东部，靠近武陵山区（武陵山区其实是贵州高原的延伸），楚国如果以此为基地的话，离洞庭湖平原的核心区会更近，更易于相互呼应。不过如果考虑到楚国向西渗透的目的，是为了最终能够对四川盆地的秦人，尤其是那个富庶的粮仓——成都平原构成战略压力，贵州高原就没有什么优势了。
贵州高原不适合做攻击四川盆地的战略基地，首先是因为他的相对位置。由于贵州高原的位置在东，即使楚国在此能够经营好，并找到合适的攻击线路，他们攻击线路所指向的区域也会是当年巴人所占据的“川东平行岭谷”地区。而在这些山地中纠缠的话，时间就会站在秦人一边了；其次从攻击线路的具体选择上来看，楚人如果想从贵州高原上发起攻击，那条水系覆盖了贵州大部分土地的“乌江”，是最有可能的选择。不过问题是，虽然沿乌江发起攻击，有上水优势，但当楚军沿乌江顺流而下到达长江时，会发现他们还是没有突破秦人的防线，因为乌江与长江的交汇处——涪陵已经是楚的对抗秦人的桥头堡了，花费这么大力气，绕个圈子去增援涪陵的楚军没有任何必要。
而贵州高原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片高原上，山势的起伏较大，由于河流切割的力度大，造成峡谷众多、相对落差明显，所以也被称之为“贵州山原”。正因为此，贵州地区才有“地无三尺平”之说，整体条件并不比武陵山区好多少。这种地形条件，甚至影响了贵州地区的小气候环境，通俗的说就是“天无三日睛”。
当然，贵州高原上也并非没有地势较平的地区，但从整体的面积来看，与云南高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以至于后来的二千多年间，云南地区一直是云贵高原的核心区域。这种由于地理结构所造成的地缘潜力上差别，在上个世纪军阀割据的年代中亦有体现。云南军阀的能量和影响力就要远高于贵州。
本文由中华书会特约作者温骏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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