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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权力与新得权力:谈“皇帝”和“儒生”的苟合

公历纪元前二二一年,是中国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一年,因为在那一年里秦王政完成了合并六国,统一天下的大工作。这是一个前古未有的新政治局面,秦王自己也知道他的成功是值得纪念的。从前的一切文物制度,已经不能代表这个新时代的精神了,所以都要改变,就是君主的名称也须随着文物制度而刷新。从此以后中国的政治和以前的政治完全不同了。皇帝的地位就日见崇高起来,而人民——特别是人民中的文人政客——的地位也就没落了。在秦统一以前,列国并立,文人政客奔走诸侯之间,在政治上有很大的操纵能力,所以诸侯对于他们也不得不加以相当的敬礼。但统一的皇帝用不着他们的奔走,不必对他们敷衍。政治上独裁专制的趋向日益显明,而国家与皇帝差不多变成为一件事。这就是所谓“皇帝制度之成立”。 

但秦享国未久即遭六国遗族、文人政客、士豪流氓的混合作乱而亡国。到刘邦兴起,打倒群雄,天下才有第二次的统一。

刘邦以小吏——泗上亭长——而得天下,是中国历史上平民做皇帝的第一次。但皇帝的地位并不因为他出身微贱而降低,实际上皇帝的地位反从此而更加神秘,更加尊崇。自汉氏兴起以后,天下变成皇帝的私产,二千年来的专制政局可以说真正自此开始。

造成新的政治局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英国学者罗素氏在他近著《权力》一书里把权力分为两大类:传统权力与新得权力。

传统权力有长久的习惯为其后盾,用不着特别的理由以维持它的存在。而且传统权力差不多都有强有力的宗教或类似宗教的东西来扶持它,如果有反抗的发生,就会被认为大逆不道。除非传统权力到了快要崩溃的时候,绝对没有人敢起而与之抗衡。传统权力比较容易保持,因为它自然地有一般人的同情与拥护。新得权力就不同了。它没有习惯以为其后盾,它没有舆论的同情。拥有新得权力的人所以常有自己地位不稳固的感觉。秦始皇统一天下是一种新得权力,因为他开了千古所未有的新政治局面。这种新局面自然要遇着不少的阻力,而使他有朝不保夕的恐惧心。他的苛政,他的焚书坑儒及其他政策,都是这种恐惧心理的表现。

刘邦代秦而有天下是中国史上第二次的统一。为巩固皇帝地位,遂大封同姓诸侯,以为王室的藩屏。免除秦代的苛法是收拾人心的工作。创造神话,说高祖是赤帝之子,封禅及五德受命的宣传是使皇帝的地位神秘化的工作。但这些工作还是不够,最重要的是得文人政客的同情与拥护。儒家的学说无疑的是对于皇帝最有利的思想,可以采用以为新得权力的精神基础。但高祖在最初的时候对于此点并不完全明了。

由流氓出身的刘邦对于寒酸不堪的儒生,当然是看不起。他每遇见儒生向他卖弄或讨好的时候,他不是破口大骂,就是把他们所戴的帽子解下来,溲溺于其中,以示侮辱。郦生以鼎鼎大名,年高六十余,身长八尺的老儒,去见高祖,高祖“踞床,使两女子洗足”慢不为礼。陆贾以诗书说之,高祖大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的答复是:“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陆贾的话是很有道理的。高祖听了虽大不高兴,但终不免有“惭色”。

儒者那一套哲学确是陆贾所说的“长久之术”。儒家“正名”、“礼教”的思想,对于维持皇帝地位确是再好不过。试看叔孙通起朝仪的故事,我们就可以知道儒家学说的力量。

刘邦和他的朋友们并了天下以后,大家在定陶的地方推他为皇帝。他虽然在名义上做了皇帝,但大家对他还不十分尊崇,所以“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闹的不亦乐乎。刘邦对于他们的争闹, 当然是讨厌不过,但也没很好的法子去制止他们。叔孙通是一个儒家者流,“知上益厌之也”,就向刘邦出了个主意。他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诸弟子共起朝仪。”高祖还恐怕这事不容易做到,叔孙通却甚有把握。他召集起来一百多名小儒生,在一起 演习礼仪,然后请高祖来参观。高祖一看极为高兴,说:“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这一次习肄的结果却有不可思议的效力。我们且看《史记·叔孙通列传》的记载: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大行设九宾,胪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

其效力如此,无怪高祖经过这一次的朝仪的举行,踌躇满志,兴高采烈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就这一件故事看来,就知道儒者对于巩固皇帝地位的方法是正名分。诸侯群臣虽然共推刘邦为皇帝,但当时君臣间的等差关系还没有确定,所以才有喧哗妄呼和拔剑击柱的情事。叔孙通起朝仪的目的即在唤起群臣诸侯“君君臣臣”的尊卑意识,其方法是用极繁缛的虚文来约束他们的行动,使他们深知皇帝的尊崇。有了这一套把戏,以前君臣关系丕然大变。从此以后君骄臣谄,“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

儒者的政治思想确是稳固政权及保持政权最好的方案。汉以后的皇帝,无论骨子里所信仰的是佛是道,都要表彰儒术。二千年来儒家 ——“难与进取,可与守成”的儒家——遂成为历代皇家的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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