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的乱象来源于：三纲五常的丢失（不合时宜？）

 

仔细分析：当今社会的乱象来源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妻不妻；关系虽然存在，但没有了主次；没有了主次就是没有了主要负责人；没有了主要负责人后，社会特别是家庭整个就是一盘散沙。大家都负责=大家都不负责；我们对传统文化仍然在批判，而韩国人却在认真地继承。我们对传统的理解已经大大的落后于韩国与日本了。

三纲五常的发展（选自木子的博客）。

如本章，孔子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没有太多的解释。

孟子进而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

话说到了西汉，中国出来了一个目不窥园的董仲舒，也就是后来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那位学者。他写了一本书——《春秋繁露》，按照他的大道“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对五伦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董仲舒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是最主要的，而这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亦即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三纲皆取于阴阳之道。具体地说，君、父、夫体现了天的“阳”面，臣、子、妻体现了天的“阴”面；阳永远处于主宰、尊贵的地位，阴永远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董仲舒以此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把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五常之道”实际上是“三纲”的具体化，他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则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治国者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他看来，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五常之道。坚持五常之道，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所以自西汉以后，三纲五常就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开始起着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积极作用。

当然也有人批评三纲五常，“为封建阶级统治和等级秩序的神圣性和合理性而辩护，成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基本理论，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维护和提倡。它们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道德原则和观念，被写进封建家族的族谱中，起着规范、禁锢人们思想、行为的作用。2000多年来，它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国民性。”对此我只想说，我们不能用今日的民主思想去衡量孔子及董仲舒们，相信三纲五常远比相信宗教或迷信更加哲学化。它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所起的积极作用：如重视主观意志力量，注重气节、品德，自我节制、发奋立志，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等，远比其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为多。

《春秋左传》里有一段齐侯与晏子的对话，也很切合本章之意：

齐侯与晏子坐于路寝，……对曰：“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闻此礼之上也。”对曰：“先王所禀于天地，以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春秋左传·昭公二十七年》）

他山之石——韩国学者赵骏河在他的《东方伦理道德》（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一书中对“三纲”解释如下：“纲”具有“模范”的意义，在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中，“君为臣纲”就是说上级是下级的模范，“父为子纲”是说父母是孩子的模范，“夫为妻纲”是说丈夫是妻子的模范。模范具有带头和示范的决定作用，是主导的方面。赋予“三纲”以“模范”和“示范”的意义，说明在“三纲”的伦理关系中，主导方应该承担起更多的道德责任和社会义务，“当家作主”既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责任。在“君臣体系”、“父子体系”和“夫妻体系”中，“三纲”体现了整体性、主导性和有效性，如果没有这个“纲”，就难免出现互相推诿、彼此扯皮、责任纠缠不清的问题。有了“三纲”，复杂的社会、家庭关系就会有一个简单有效的处理方法，纲举目张，事半功倍。受此影响，我将钱师的译文作了另译，不如钱师的好，但要作为一个父亲对儿子进行教育，则觉更易于理解。

教育孩子要言传身教，则父为子纲可用矣，如果我们这些做父亲的能够经常想着这句话，必然会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时时反省自己：己之所言我儿可学乎？己之所行我儿可效乎？己之所思我儿可思乎？……伴随着孩子的成长，我们也在成长。

哲学的本义从某种角度讲是爱智慧，爱智慧甚于爱一切，包括甚于爱生命。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被拘后，在法庭申辩时说：“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在他看来，哲学家是一些把生命的意义看得比生命本身更重要的人，他们一生孜孜于思考、寻求和创造这种意义，如果要他们停止这种寻求，或者寻求而不可得，他们就活不下去。用苏格拉底的话来说，就是“必须追求好的生活远过于生活”(《克力同》)。所以，当法庭以抛弃哲学为条件赦他的罪时，他拒绝了。苏格拉底可以算是自觉地把哲学对象限制在人生问题范围内的第一人吧。我们不是哲学家，但是我们也要反思自己，反思社会，反思别人所言，切不可如孔子所批评的那样：“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17·14』孔子说：“听到道路传言就四处传播，这是应该革除的作风。”）

读者自详之。

于服从、卑贱的地位。董仲舒以此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把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 “五常之道”实际上是“三纲”的具体化，他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则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治国者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他看来，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五常之道。坚持五常之道，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所以自西汉以后，三纲五常就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开始起着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积极作用。

当然也有人批评三纲五常，“为封建阶级统治和等级秩序的神圣性和合理性而辩护，成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基本理论，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维护和提倡。它们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道德原则和观念，被写进封建家族的族谱中，起着规范、禁锢人们思想、行为的作用。2000多年来，它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国民性。”对此我只想说，我们不能用今日的民主思想去衡量孔子及董仲舒们，相信三纲五常远比相信宗教或迷信更加哲学化。它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所起的积极作用：如重视主观意志力量，注重气节、品德，自我节制、发奋立志，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等，远比其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为多。

《春秋左传》里有一段齐侯与晏子的对话，也很切合本章之意：

齐侯与晏子坐于路寝，……对曰：“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闻此礼之上也。”对曰：“先王所禀于天地，以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春秋左传·昭公二十七年》）

他山之石——韩国学者赵骏河在他的《东方伦理道德》（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一书中对“三纲”解释如下：“纲”具有“模范”的意义，在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中，“君为臣纲”就是说上级是下级的模范，“父为子纲”是说父母是孩子的模范，“夫为妻纲”是说丈夫是妻子的模范。模范具有带头和示范的决定作用，是主导的方面。赋予“三纲”以“模范”和“示范”的意义，说明在“三纲”的伦理关系中，主导方应该承担起更多的道德责任和社会义务，“当家作主”既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责任。在“君臣体系”、“父子体系”和“夫妻体系”中，“三纲”体现了整体性、主导性和有效性，如果没有这个“纲”，就难免出现互相推诿、彼此扯皮、责任纠缠不清的问题。有了“三纲”，复杂的社会、家庭关系就会有一个简单有效的处理方法，纲举目张，事半功倍。受此影响，我将钱师的译文作了另译，不如钱师的好，但要作为一个父亲对儿子进行教育，则觉更易于理解。

教育孩子要言传身教，则父为子纲可用矣，如果我们这些做父亲的能够经常想着这句话，必然会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时时反省自己：己之所言我儿可学乎？己之所行我儿可效乎？己之所思我儿可思乎？……伴随着孩子的成长，我们也在成长。

哲学的本义从某种角度讲是爱智慧，爱智慧甚于爱一切，包括甚于爱生命。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被拘后，在法庭申辩时说：“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在他看来，哲学家是一些把生命的意义看得比生命本身更重要的人，他们一生孜孜于思考、寻求和创造这种意义，如果要他们停止这种寻求，或者寻求而不可得，他们就活不下去。用苏格拉底的话来说，就是“必须追求好的生活远过于生活”(《克力同》)。所以，当法庭以抛弃哲学为条件赦他的罪时，他拒绝了。苏格拉底可以算是自觉地把哲学对象限制在人生问题范围内的第一人吧。我们不是哲学家，但是我们也要反思自己，反思社会，反思别人所言，切不可如孔子所批评的那样：“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17·14』孔子说：“听到道路传言就四处传播，这是应该革除的作风。”）

读者自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