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八月我中学毕业唯一的出路就是上山下乡，那个时 文革已接近尾声，知青的下乡的形式已由同一个学校毕业的学生共同到一个乡镇，改为由学生的父母单位组织本单位的职工子女在一个固定的乡村下乡。当时我父亲的单位主管的知青是在大青乡，那是我们市最落后，最贫穷，日工分值最低的一个乡。那时还有一个政策是城市的学生可以投亲靠友到农村去，所以我的父亲就决定不让我去大青乡，而是去到我的一个叔伯爷爷所在的凡河乡当知青。我同意了父亲的决定但我提出的条件是：别的知青都是戴着大红花和父母单位统一制作的小木箱，由单位用大卡车敲锣打鼓的送到农村的。我去投亲靠友也必须有专车来送。父亲同意了，特意在单位要的一辆小吉普车（那时吉普车已经算是挺高档的了）送我去凡河乡。尽管没有享受到敲锣打鼓的欢送但有父亲的陪伴及由父亲亲自给我做的小木箱（我父亲是八级木匠，做的木箱比单位发的木箱好的多）带在身边，也觉得没有丢面子。
吉普车沿着辽河大堤向凡河乡江河泡村（江河泡村离市区只有二十里）驶去。大堤两旁的农田里大面积种植的苞米已开始抽穗灌浆，两排笔直的白杨树硕大的树冠像一把把巨伞撑起片片凉阴，树下平展的草地上白色，黄色，紫色的各色小野花争相怒放，几只蝴蝶在小野花中翩翩起舞，煞是好看。大堤上很静，偶尔也能看到一两辆马车通过。不知过的多长时间（我一路上都看欣赏这美丽的田园风光，没有注意时间，况且那时我也没有手表）听爸爸说“到了。该下堤了。”吉普车离开大堤拐向一坑洼不平的乡村小路，在爸爸的指引下在一处栅栏门前停下了下来，我走出吉普车看到的是，栅栏内的小院里的菜园里很茂盛的长着各种蔬菜。紫色的茄秧下挂满绿色的小茄苞，西红柿黄红相间，在茂密的枝叶下很是诱人。苏子散发着特有的香味沁人心脾。栅栏上爬满了豆角秧，八月忙粉紫色的小花很好看，一棵梨树在菜园的中央也已是硕果累累。一座低矮的小土房隐没在菜园深处。
爸爸扛着木箱，我拎着行李沿着栅栏围起的小路走到了小土屋前，门有点矮，我们需要低一下头才能进去。一位白发稀疏，面容慈善，身材偏瘦，腰板挺直的老人笑容满面的迎接着我们：
“你们来了，快坐，路上辛苦了吧？”老人说。
“这是爷爷，快叫二爷！”爸爸对我说。
“二爷好。”我小声说。
“二叔，这孩子放你这你就费心了。”爸爸说。
“哎，费啥心，孩子们到这来是要吃苦的呀"二爷说。
“我和司机得马上返回去，因为单位还要用车的，我也得上班。”爸爸说
“好的，放心回去吧”二爷说。
就这样爸爸只坐的一会儿就和司机返回了。
爸爸走后我一边和二爷说着话一边详细的看着屋里的一切。二爷家里的摆设挺简单，屋内南北两铺炕（东北民宅基本是这样的），南炕的西边靠墙是一个老式的被柜，柜子上边放了両床已经洗的被面花色已退得辨不清原来的花的颜色了被子，紧挨着被柜的是两个并排放置的那种上揭盖的木箱，木箱的油漆已经掉的差不多了。木箱上有几个酒瓶子，炕上放着一个矮腿的小木桌，也是十分的旧了。北炕上墙角处放了一个原本就没有油漆的黑了巴区的木箱。西面炕头上放了一个铺盖卷也是灰了巴涂的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外屋（即厨房）有点暗，墙壁及屋顶的房梁被烟薰成了黑色，靠东面墙有两个用木板架起的碗橱，两个水缸，几捆柴禾堆放在墙边。有两个大锅灶分别垒砌在外屋南北两侧的靠炕的一端。
“二爷，你这屋里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是双料的呀？”我问道。
“哦，你不知道，咱家的北炕上是你张爷爷住着呢，他是一个五保户，无儿无女的，他现在出去溜达去了，一会快晌午了他就会回来了。”二爷回答说。
后来我知道了，我的二奶奶在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去世了，两个女儿都在外边工作，不在身边，爷爷一直独居生活。张爷爷是从外省来此投亲的，结果他的亲人已经不在世了，村里将他收留安置在二爷的家里与二爷同住。
二爷已经七十多岁了，但身体很硬朗，早年间家里比较富裕所以读了几年的私塾，加之二爷头脑比较聪明灵活，在那个小村庄里也算是一位很学问的人了，谁家有什么大事小情的都爱去找二爷商量商量，让他给出出主意。 尤其要到春节的时候人们会带着大红纸求二爷给写春联，二爷的字写的挺好的也非常乐意帮别人做这些事，遇有人来求他帮忙办什么事情他都非常的高兴。有时他也自己写一点毛笔字贴在墙上，我还记得他的墙上贴了这样一副用正方形的白纸写的字:
春游芳草地，
夏赏绿莲池，
秋饮黄花酒，
冬吟白雪诗.
要用书法家的标准来评判的话，那个字写得很一般。
我看了后对二爷说“二爷，你的字写的挺好呀，诗也很有意境，很美的呀。”
“是啊，春夏秋冬各有所好，这不是神仙过的日子吗。”
二爷的名字叫殿臣，他曾经津津乐道的给我解释说：
“殿臣，金銮殿的臣子，丞相。年轻时大家都叫我丞相呢。哈哈。”
二爷很看重自己的名字、名望，做什么事都非常认真，一丝不苟。那一年村里开贫协会，二爷要参加并作发言，他在会前做了很充分的准备，认认真真的写了一份讲稿，还怕自己写的不好拿给我看，对我说:
“我对现在的新词不太清楚，说的话都是老话，你看看，这讲稿里哪些地方说的与现在的形势不符，给改改，免得到时闹出笑话。”
爷爷如此认真，我也不敢马虎怠慢，仔细的阅读这篇讲稿，二爷写的字基本都是繁体字，多亏我读书时也练了几天书法，对繁体字多数还都认识。二爷的讲稿写的还真挺好，想表述的意思说的都很清楚，我把一些在那个年代里不该说的话给删改了一些，又添加了一些当前形势必须说的话。然后给二爷讲了一下这样改的原因。几天后贫协会开完回来，二爷特别高兴的对我说：
“他们说会上我的发言最好。支书都表扬我了。”
看到二爷那么高兴我也挺高兴的。
二爷的生活挺简朴，挺有规律的，每天清晨天刚亮就起床自己做早饭，在大锅里用那个树杈棍代替锅帘上边放上几张苏子叶蒸几个窝头，锅底呼几个茄子土豆，再蒸上一碗辣椒酱，一锅饭菜都出来了。用苏子叶蒸出的窝头吃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味，挺好吃的。那位张爷爷也和二爷一起在自己的大锅里做饭，两位老人有说有笑的很开心。开饭时各自坐在南北炕上一边吃一边聊着村里的一些新鲜事，生活过的清贫而有意思。饭后他们会去侍弄自己的菜园子，坐在梨树下乘凉。
二爷很注意养生，他说童子尿祛病强身。二爷家隔壁住着一户袁氏人家有五个孩子，最小的只有两岁名叫小土子，他就经常的要那个娃娃的尿来喝（这件事，我不敢恭维，尽管中医药书上有记载童子尿可治挺多的疾病，但一般人很难做到）。二爷也很喜欢小土子，时常把他抱在怀里在自己的菜园子里摘一些梨了，西红柿了之类的东西给小土子吃。那时候农村生活很贫困，尤其是袁家孩子又多又小，只有他爸爸一个劳动力在队里挣工分，生活就更加窘困，二爷也时常把自己种的菜送给他们接济他们。
二爷有一个篮子吊在屋中央的棚顶上，里面装着新摘下来的西红柿和没吃完的窝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一直没敢问过，我猜想大概是怕老鼠吃吧。
我下乡后的前半个月是在二爷家住的，后来就搬到青年点去了，再后来恢复高考我就离开了那里去读书了。大概是在我读大四时放暑假妈妈告诉我二爷过世了。他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很深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