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必须仔细关注的一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遗症”反复发作，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贸易增速回落，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世界及地区秩序新旧交替错综复杂、艰难曲折，国际形势惊心动魄。
其一，发达国家经济困局严重拖累世界经济复苏。欧美深陷“三高”（高债务、高成本、高失业）与“三低”（低增长、低储蓄、低消费）困境，特别是欧洲难以自拔。金融危机向债务危机发散，欧美主权债务危机同时发作，亟待紧缩财政与削减福利，但遭到民意抵制与党争掣肘，致使危机持续发酵、增长乏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1年发达经济体经济仅增长1.6%，而日本因受巨震冲击负增长0.5%。美欧为转嫁危机推行量化宽松与保护主义，加剧国际金融与大宗商品市场动荡，加大新兴经济体外部压力。庆幸的是发展中国家靠扩大内需与“南南”贸易，有望实现6.4%的较快增长，让全球经济免于“二次探底”，预计全年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分别增长4%和5.8%。
其二，政治社会风潮迭起凸显传统治理模式失灵。金融危机向社会政治领域扩散，引发大范围抗争潮，两大“重灾区”动荡纷呈。
在中东北非，其单一经济结构备受冲击，社会问题积弊凸显，加上西方势力的影响和插手，引爆阿拉伯国家连锁动荡，突尼斯、埃及、也门改朝换代，利比亚血雨腥风，卡扎菲被处决，叙利亚危局仍在。
在欧美，英国百年老报窃听丑闻东窗事发，挪威极端分子制造血案触目惊心，伦敦发生大规模骚乱，“占领华尔街”运动蔓延美国，西方诚信缺失、族群矛盾、金融垄断、金权政治、贫富分化等制度困境凸显，资本主义“民主”的片面性与阴暗面曝光，其“绝对自由”价值观的扭曲性与危害性的一面集中显现出来。
在两大“重灾区”之中，三个特殊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分别是青年失业群体绝望情绪滋长，经济困境导致社会容忍度下降，社交网络推波助澜。
其三，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两大集群“竞合”博弈，构成大国关系“主线”。双方经济表现反差巨大，加剧彼此力量对比消长，发达国家更多借债，有的被迫削减军费。新兴大国财力相对上升。两大集群“竞合”博弈聚焦三大议题：
一是中东北非变局。美欧滥用安理会决议，强推“保护责任”与“人权高于主权”，军事介入利比亚内战。“金砖国家”坚持维护主权与不干涉内政，中俄联手否决美欧制裁叙利亚的议案。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总裁人选与“增资扩股”。西方坚持把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职位，反对向新兴大国增资扩股，“金砖国家”携手扩大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三是应对气候变化。由新兴大国组成的“基础四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承担量化温室气体减排责任。世界力量对比“南升北降”导致国际体系主导权面临重组，发达国家虽总体占优，但新兴大国作用已呈上升态势。
其四，五大安全挑战并发恶化国际安全环境。
一是中东北非“裂变效应”复杂。北约武力“倒卡”再露西方强权政治之习，美国幕后指挥、借助盟友与利用内应的“新干涉模式”成型。中东秩序出现新的变化，亲美势力、极端势力都有变化，以色列的处境更为复杂，土耳其的影响增大。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主动“弃核”反遭西方强权剿灭，这一现实使得伊朗核问题愈发难解。中东持续动荡又对全球能源市场造成冲击。
二是日本“3·11”大地震海啸核泄漏影响深远。全球产业链被波及，核能风险被关注，多国决定或酝酿“弃核”，使国际能源供应格局面临新的选择和调整。
三是反恐进入“后拉丹时代”。美国“战略东移”与财政吃紧，加之“基地”组织首领拉丹与奥拉基相继毙命，致使反恐对美国而言不再优先。而南亚与也门成为恐袭“重灾区”，欧美恐情“本土化”加重。
四是国际军事竞争高位运行。多方加大尖端军事装备研发投入。美国加紧推进“全球即时打击系统”，广泛运用无人机，策划“空海一体战”，强化军力霸权。俄罗斯着力提升海基核威慑战力。美俄围绕欧洲反导问题“斗法”。印度大量采购先进军备。
五是网络空间角逐升温。美国发布网空《国际战略》《行动战略》，将其视为“行动领域”，强化攻防体系，极力主导规则制定权。与此同时，其他国家也在努力争取信息安全国际话语权。
其五，亚太地缘战略博弈复杂激烈。世界地缘格局“东升西降”与“亚洲崛起”助推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主要大国趁势聚焦亚太，美国力推亚太新战略。在外界看来，亚太格局复杂多变、牵动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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