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死”咋成加班文化的“墓志铭”？

　　一个月加班时间190个小时，中餐和晚饭时间平均不超过15分钟。在连续一年持续高强度加班后，33岁冲模设计工程师刘先军猝死在东莞市长安镇的一个出租屋内。事实上，超时加班在制造业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存在普遍性，一些企业甚至以“加班文化”为企业文化，要求员工“爱岗敬业”。（皖江晚报4月21日）

　　又一条有才华、年轻的生命猝死，读到这篇新闻令人十分沉重，生命如此脆弱！东莞市一些企业将“加班文化”作为企业文化，并要求员工“爱岗敬业”，让公众吃惊：人不是机器，机器也要休息上油啊，何况是人。“加班文化”大行其道，让“不得不过劳”成为一种艰辛和无奈的现实，值得深思。

　　超时加班成为摧残劳动者生命健康的主要“元凶”。很多上班族都与刘先军有着类似的工作状态，尤其是那些收入高、压力大的白领和金领阶层：2006年中兴公司32岁工程师程明“过劳死”、2006年华为员工胡新宇连续加班30多天后“过劳死”、2011年普华永道25岁女白领潘洁“过劳死”。除了“白领”的过劳死个案，2010年的富士康十几名员工连续跳楼事件背后，也存在超时加班的问题。四十岁前用健康换钱，四十岁以后用钱买健康。这个怪圈绝非只是一句俏皮话，而是精确地概括了现代人奔波劳碌一生但终点又回到起点的“悲剧”人生。“加班”逐渐成为一种“企业文化”而盛行的现象，有其肥沃生长的土壤。　

　　看看那些夹着公文包行色匆匆的上班族，发现一些“过劳”的受害者来自于被迫高强度工作或压力的人群，尽管心不甘情不愿，但是上司的压榨、同事间的激烈竞争，让人无法不选择投入更多精力更多时间在工作上。有学者表示，目前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还没有“过劳死”的概念，只有“工伤”的概念，借此呼吁针对过劳死立法立规，对企业进行规范。据了解，在“过劳死”一词的发源地——日本，他们把工作过度列为“职业灾害”，把“过劳”正式列为职业病的一种，“过劳死”被写进了日本法律，并不断得到完善，为此政府还开设了“过劳死110热线”后，发起“整治运动”，严控企业行为。但在中国违法超时加班执法发现难、企业违法成本低、惩罚力度不大、劳动者维权难等，都是造成“加班文化”盛行多年的原因。

　　面对现实，在“高薪”与“健康的体魄”之间，该如何取舍，是当今白领、金领们及其他劳动者需要深思的重要问题。诚然，人们总是被物欲和惯性所推动，像一只永不停歇的陀螺一样转动，可是真的有一天陀螺一头栽倒时，你才发现谁都有脆弱的一面，世界上从来没有永动机。在工作与休闲、成就与健康之间，还是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如果真的珍爱生命，就应该有意识地远离过劳。然而，远离过劳除了工作者的主观选择之外，还需要工会组织和法律法规予以撑腰。在强势的公司面前，单一员工的博弈能力有限。面对强势的“加班文化”，劳动保障部门应该切实履行职责，须对违法企业尤其是加班严重超时的企业应处以更严厉的处罚，提高其违法成本，让其不敢越雷池。

　　“过劳死”终成加班文化的“墓志铭”，是一种物欲强烈冲动后的悲哀。面对“过劳死”现象，国家劳动、工会等有关部门应加强执法力度，拿出强而有力的措施，让关爱生命，珍惜生命，尊重劳动者应成为一种敬畏，而不是一种文件上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