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说“安全第一”，但实际上人们都会对安全有不同的评价，“安全”在他的价值排序中处于某个位置，对不同人来说，“安全”在价值排序中的位置不同。安全的满足是有代价的，人们不会因为“安全第一”就放弃其它欲望的满足，他们会在满足安全需要和满足其它需要之间进行权衡，他们一般会牺牲一点安全，来满足其它欲望，比如不会因为在马路上开车有风险（不安全），就呆在家里不出门。一个人要是想避免车祸的风险，呆在家里是最安全的，但那样将使他很多欲望不能满足。还有，一个人不可能做到完全避免风险，吃饭都有喉咙被食物卡住的风险，但人们不会因噎废食。如前所述，在风险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人们会承担一定的风险，去满足其它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欲望。
一个人要想获得更多的安全，他付出的代价就越高，不同人会根据自己的支付能力和对安全需求的迫切程度，支付不同的代价。因为人们对安全有需求，愿意支付的代价也不同，市场就会提供不同的“安全”产品和服务供他们选择，比如各种保险服务，还有各种消防和防护设备等等。安全服务的改善，是企业家会投入大量金钱开发的结果，也就是说，安全不是免费的，它意味着资源的耗费，需要有人去支付代价。换句话说，假如安全是免费的，那么我们只要要求政府多提供一点就可以了。
在现实生活中，政府提供安全服务也绝不是免费的，政府投入警力要花钱，购买相关设备要花钱，而这些钱都是来自老百姓。在市场中，通过价格信号的作用，资源被经济合理的方式配置到安全和其它服务中，它体现了人们对安全和其它服务的不同评价。但政府提供安全这种行为是没有价格机制的作用的，从而也是不“经济的”。政府不可能知道无数个体对安全的需求程度及愿意的支付，所以必然会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因为这样做对政府自己来说，或许是成本最低的，但往往以破坏公正为代价。
所以，我们会发现，不经济的，也不可能是公正的。“目标”本身不能赋予其行为以正当性，对政府的行为来说，目标与公正性之间往往会有冲突，这在其它方面也有体现，比如城市开发目标和强拆等，这是中国转型必须面对的问题。
有人会说个体在安全方面是“不理性的”，以此来为政府提供安全辩解，这是一种父权主义思想。实际上，当安全变成私人品后，个体才会更加充分地考虑自身的安全问题，因为他知道自己减少安全支出的“代价”（后果）是什么，他必须充分考虑这种代价，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样他的安全意识就比较强，相反，如安全变成了公共产品，那么由于政府已经在为他提供支付，他不需要付出代价，那么他的安全意识就会下降，这样“公地的悲剧”就会出现。
人们享有的安全程度是随着经济发展程度而提高的，当生活水平很低时，人们为了一口饭会去冒很大的风险，现在多数人都不需要为了生计去冒生命风险，也就是说，要让人们更安全，就必须让经济发展起来，而这有赖于市场经济，有赖于企业家的创造。
如我们承认市场经济之重要，那就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不同人享有不同程度的安全，这就如同不同的人在其它方面的消费水平是不同的一样。收入高的人对安全相关产品（如小区）有更强的支付能力，他们的居住环境将比收入低的人的居住环境更安全，这是对他们过去付出的努力的一个奖赏。我们要反对的是他们通过不正当的方式获得了收入，从而享有了比他人更安全的产品。
让政府提供安全，是一种福利国家思想。我们要区分“保护产权”和“提供（安全）保障”，要求政府保护产权，仅仅是指政府要保护我们免受他人的人为侵犯，比如打击纵火犯，而不是要求政府提供诸如安全保障这种服务。况且要求政府提供这种服务就意味着扩大了政府的权力。
因此，我们与其要求政府提供安全，不如要求政府充分尊重个体的创造，只要个体行为不直接伤害他人，就不要干涉，一个更有活力的市场才能更为充分地保障人们的安全。
长远而言，是观念，因而也是传播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进程——哈耶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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