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外情也可，离婚案也罢，对于现代人来讲，这都不是新鲜事。在今天，威胁现代家庭稳定的第一杀手莫过于婚外情。即使在传统社会，所谓“男女奸情”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有夫奸”历来是法律重点规制对象，对当事人的惩罚远胜于“无夫奸”。
其实，从人类学上说，婚姻不过是性关系的恒常化和性关系主体的固定化的结果。依据理查德.道金斯的观点：“自私的基因”是人类进化的动因，人类早期的行为选择都是以基因传递为旨归的。人类生育的特点决定了，虽然受精卵的形成需要男女双方的合作来完成，但怀胎与分娩从生理上讲却是女人自己的事。怀胎和分娩使女人相对于男人承担了额外的负担，这种负担使得她们的生存能力下降。
人的这种生理特点决定了女性单靠自己的力量很难完成抚育后代的任务，她必须长时间借助男人的力量为自己和孩子提供营养源，而男人欲使自己的基因安全传递就必须供养女人和孩子。受“自私的基因”的支配，男人不可能供养在血缘上不属于自己的孩子，于是，处于多元性关系中的女性便有可能成为“公地悲剧”中的受害者，因为当男人在不能确定女人胎内的基因是否归属自己时，他是不会向其投入更多的抚育资本的。这样，为了诱使男人做长效的投资从而换取固定的营养源，女人只能将配偶相对固定化。而男人为了保证基因的纯正和安全，也必须长期守护在固定的女人身边。由此婚姻得以产生，而传统的婚姻道德也往往以此为中心形成的。
然而，在人类婚姻的进化过程中，总会有“不忠诚”发生，因为从人类学上讲，对性的多元化追求，既源于“食色，性也”的人类生理本能，同时也是人的生存和进化的策略。依据理查德·道金斯的观点：为了使各自的基因更多地、更顺利地传递下去，男性和女性选择了不同的行为策略。因为男性孕育了更为丰富的基因载体（精子），因此对他们来说，最佳策略是“薄情”， 即尽可能拥有更多的性伙伴，以便最大化地增加其基因复制数量。为此，他通常要利用各种手段诱使或迫使对方（女方）承担更多的抚养责任，自己则脱身同另外的配偶再去生儿育女。
面对“不忠诚”带来的不利，女性通常也要以“不忠诚”来化解，但这种“不忠诚”不是针对原有的性伙伴，而是针对另一个“冤大头”。也就是说，女性一旦在被原有的性伙伴“薄情”后，她要通过欺骗策略来摆脱自己的尴尬并确保基因的顺利传递，即在孕育了“薄情”男性的基因的情况下，通过“隐性的受孕”的生理特点，欺骗另一个男性来抚育不属于他的幼儿。所以正如俗语所说的：“母子关系靠事实，父子关系靠推知”，千百年来让人困惑的是父子关系，而不是母子关系。无论是古代的“滴血认亲”还是现代的“亲子鉴定”都是针对父子关系进行的。
如果“欺骗策略”获得成功，该男性便成为彻头彻尾的输家，因为他的忙碌换来的是别人基因的成长，这种利他主义行为，在经济学上和生物学上绝对是一种不理性的行为。在一个男权主义社会里，这通常被视为该男子的奇耻大辱，同时也会被社会道德所不容。我们从“宝宝”冒着侵犯他人名誉权的危险通过微博的形式爆料妻子马蓉出轨的信息举动，足见其是何等的恼火！支持他的人常常将此举动视为受伤之深所致。
因此，在该案件中，在舆论面前马蓉自始至终都非常被动和孤立，人们更多地不愿意从“宝宝”一边找过错。因为按照人们通行的理念，给辛辛苦苦养活自己的男人带绿帽子的女人不是好女人。特别是王宝强自身和在所扮演的角色中表现出的憨厚形象与马蓉和宋喆靓丽的形象对比后形成反差，更强化了人们的这种情绪，人们更多地愿意相信前者是被委屈的，更容易推想后者是不道德的，甚至，有的网友还以“潘金莲的故事”作比。或许我们不能排除这些情绪中夹杂着因嫉妒别人的漂亮而产生的“与其得不到不如把她毁了”的冲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生活中的强势主体在舆论中注定是弱势的，而生活中弱势主体在舆论中注定是强势的。
在生物界也经常发生着这种欺骗，布谷鸟会把自己蛋生在其他鸟的窝里，利用鸟类“对待窝里鸟一视同仁”的孵育准则，让别人养育自己的孩子。而成年的鲭鸥不能识别自己所生的蛋，她会愉快地伏在其他海鸥的蛋上，白白地做“冤大头”。在更高级的哺乳动物中，丛林法则表现得更加明显，对于鹿王、猴王来讲，它往往垄断着整个族群的性资源，它会无情地杀死敢于挑战其性权威的他者。然而，伴随着杀戮，注定也会有欺骗，一个脱离兽王的视野而被他兽临幸过的母兽，即使怀揣着他兽的基因，她也依然享受着该兽王给予的福利。当一个流浪的公兽在染指了某一母兽，丝毫不影响它继续流浪，但对母兽来讲则可能是致命的，在营养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为了确保基因的安全，它必须伪装自己，以欺骗另一个公兽的方式来实现基因的传递。由此说来，即使在动物界，这种“偷梁换柱”，“李代桃僵”，“借鸡下蛋”的权谋也并不少有，甚至“鸠占鹊巢”、“引狼入室”的现象也多有发生。因此说，为了保证雌性动物腹中的孩子是自己的基因，一般的雄性要把自己性伙伴固定化，并长期守候在固定的雌性周围，不让他人染指，于是，婚姻便产生了。也正因如此，“婚姻”的概念必然要和“同居”的概念，即“长时间的持续的生活在一起”相联系。而缺少同居内容的婚姻是不稳固的，至少容易被他人钻了空子。虽然“宝宝”的婚姻纠纷扑朔迷离，起因真假难辨，但同情“宝宝”的网友更容易从“宝宝”“在外打拼导致了后方空虚”这方面想原因，而同情“蓉儿”的舆论则更容易认为：男人即使多忙，也应该抽时间多陪陪女人，否则如何称其为婚姻？“蓉儿”可能不对，“宝宝”就尽到责任了吗？
对于早期的人类来说，婚姻意味着男人对女人及其子女的供养和保护，正如俗语所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在丛林社会中，供养和保障能力强的男性才可以获得更多的妻子，没有供养和保障能力的通常得不到妻子。对于一般的男子因为没有能力供养过多的配偶和子女，因而不得不更多地选择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换言之，即使一个没有或失去供养能力的男子拥有了多名配偶，恐怕这种婚姻关系也是不稳固的，因为通常情况下，经济上羸弱和体力上无能的丈夫既无法保证让妻子永远留在自己身边，同时也无法阻止其他男子偷窥他的女人。因此，即使在允许一夫多妻制存在的社会里，经济能力一般的男性是不会拥有太多的妻子的，甚至还可能没有妻子，所以最为普适的婚姻形式还是一夫一妻制的。
现代的一夫一妻制婚姻是作为一种平均分配性配额的法定方式而存在的，由此形成了人和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现代社会，权利好比生活中一个个空间，空间内的区域是权利人的自由，他可以任意而为，在空间外区域是别人的权利，是他的义务，越权和侵权都会受到法律的禁止。家庭恰恰把人们的生活区分成了这样的一个个空间，恰似一个个的城堡，婚姻意味着男女双方在城堡里享受着固定的性配额，不容许他人染指。因此，婚姻意味夫妻的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性垄断，意味着每一方针对另一方都享有“配偶权”，意味着夫妻双方互负性忠诚的义务。
即使如此，现代婚姻也主要不是靠法律来维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只能做到让愿意生活在一起的且符合条件的人顺利结合，让不愿意生活在一起的人简便而快捷地分开，至于婚后生活是否幸福美满、夫妻关系是否和谐融洽则不是法律的任务。因此从这一点说，夫妻关系主要是靠情感维系的。情感是成就婚姻的重要因素。
从人类学上说，性行为持续在固定的主体间进行，感情才得以产生。这种由长时间默契的“性合作”而导致的或在共同抚育后代中产生的彼此间的感情，便成为了进一步促进男女双方结合的粘合剂。它既是促进婚姻形成的力量，又是强化婚姻维持的力量。在人类进化之初，或许情感只是为生殖的需要而演化出来的副产品，但随着人类的进步，它在婚姻中的作用便越发重要，以至于在现代社会中成为了婚姻成立与维系的主要理由。现代的婚姻道德也是基于感情产生的。难怪恩格斯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
现代的婚姻制度已经没有了强制性。两个人愿意生活在一起，甚至“十年如一日”，是基于感情；两个人不愿意生活在一起，以至于“度日如年”，是因为没有了感情。所以，感情和围绕着感情而生发的道德感，是婚姻得以维系的最主要力量。换言之，当丈夫在外“寻花问柳”的时候并不觉得负罪，一个妻子在家“红杏出墙”的时候也不觉得可耻，其实，这意味着他们的婚姻已经维持不下去了，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离婚。
如果把男女婚姻看成是一个合伙的话，那么就应该好聚好散！既然不想在一起过了，何必非要分个谁对谁错呢？如果把婚姻看成是一份契约的话，那么对于双方来讲，缔约是自由，违约也是自由。话又说回来了，在现代社会，违约也可，出轨也罢，都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就像合同履行，违约并不一定不道德，而违约以后不认罚，不交违约金，才是真正的不道德。既然，“宝宝”和“蓉儿”的婚姻纠纷已经诉诸公堂，既然我们的婚姻法规定了“过错者财产受罚”的原则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那么此中的是非曲直、过错与否，终将会在法官对财产的分割和经济的补偿的判决中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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