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好并发布“商汤伐桀年月日考”系列，我对自己的成绩单相当满意——华夏文明上古帝系从少昊、颛顼、帝喾到尧、舜、禹的王年断代研究，夏商周断代研究，这些国家级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专题研究，我以一人之力画上句号——大家见证的，是数千年中外学术史和文化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
关于西周王年断代和“四要素俱全”青铜器铭文断代等专题，我还没有来得及发布全部系列，但已经发布的“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精确年月日考”部分，已经足够说明问题和展示成绩，人人可验，真实不虚。
至于“天象列次分野之图研究”系列，更展示了失传2500多年的华夏文明观象授时绝技已经在我手上“满血复活”，在世界古天文学研究和考古、历史研究中可以取得的无与伦比的成就。
这些成就，不是什么人看不看、认不认、服不服就可以轻易回避或遮蔽的。我不是卞和，一定要捧着美玉挨家挨户地去求人看，求人认，求人服，我的成就摆在这里，爱看不看，爱认不认，爱服不服，事实就是事实，谬误就是谬误，人人可验，万世不易。对事实不认账，自取其辱的并不是我；如果要给这耻辱加上一个期限，那就是亿万年。
真理不是请客吃饭，不必那么文质彬彬，不必那么温良恭俭让，真理往往就是霹雳烈焰，突如其来，焚如死如，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里无鸡鸣——
少昊挚/峤极/左彻——法老左塞尔，元年公元前2711年
颛顼——法老胡尼，元年公元前2629年
帝喾/帝俊/夋喾/昆仑曲阜——法老胡夫/khnum khufu，元年公元前2551年
唐尧，元年公元前2477年
虞舜——阿卡德帝国开国君主萨尔贡，元年公元前2378年
大禹，元年公元前2325年
商汤伐桀，公元前1599年
武王伐纣牧野之战，公元前1059年12月9日
上述论证结果是如何取得的？简而言之，对《尚书·尧典》叙录的“四仲中星”实证年代的考证，就是四两拨千斤的突破口，迎刃而解，势如破竹。
对先秦天文学尚不了解的读者，不必忙着补天文学的课，看看论证结果的验证情况，并没有任何难度。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两位专家赵永恒和李勇，合作撰写了一篇极为重要的论文《二十八宿的形成与演变》，其中在我看来特别重要的是计算出了《尧典》“四仲中星”的实测年代范围——公元前2494年到公元前2315年之间。
《尧典》“四仲中星”既然为实测，那么帝尧的存在就无可置疑，华夏文明可以追溯的确切历史纪年立即从公元前841年周召共和上调到了公元前2400年前后。英国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技史》中轻轻提了一句——如果《尧典》“四仲中星”确为实测，那么帝尧就未必在现在的中国境内。
很显然，赵永恒和李勇两位专家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其研究结论的重大价值和意义——既然帝尧时代真实存在，文献史料又明确记载了帝尧的王年纪年干支（如“甲辰年”登极）、存年数（在位98年）、帝尧之后虞舜登极的重大天文历法特征（“仲冬甲子，月次于毕”）、大禹王年的纪年干支等情况，那就可以在公元前2494年到公元前2315年之间寻找“甲辰年”，根据史料文献的记载情况将上至少昊、颛顼、帝喾，下至虞舜大禹的王年全部复原出来，然后用高精度专业天文软件对文献史料记载的重大天文历法现象进行一一验证，辨伪存真。
如果文献史料记载的重大天文历法现象经检验确实发生了，证明什么？证明史料文献的记载精确无误，华夏文明上古帝系王年断代问题一举解决。
我早就发布了一份年表，简要列举了考证情况——
史料文献记载颛顼在位78年，“岁在鹑火而崩”。根据复原的颛顼元年是公元前2629年，则颛顼驾崩之年就是公元前2552年。公元前2552年（天文年-2551年）是否正好“岁在鹑火”？正好是。
这证明颛顼元年是且仅是公元前2629年，在位确实是78年，是且仅是公元前2552年驾崩。
史料文献记载帝尧在位98年，三年丧毕，虞舜登极，登极当天“仲冬甲子，月次于毕”，即当天正好是阴历十一月和阳历甲子月，月亮运行到了毕宿天区。
公元前2378年（癸未年）12月25日，当天正好是大雪交节，一交节就是阳历甲子月，日出时刻月亮正好运行到毕宿天区。
不用更多举例，例证已经反复举过，华夏文明上古帝系王年断代如上所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颠扑不破，华夏文明的确切历史纪年至此已上溯到公元前2711年。
事实上，即使不用《尧典》“四仲中星”实测年代这个证据，用其他方面的证据同样可以复原出上述华夏文明上古帝系王年断代。
例如，韩国藏早期石刻版本“天象列次分野之图”精确标记这份星图的冬至点在玄枵初度，小雪点在牵牛初度恒星牛宿一，而牛宿一黄经240°是且仅是公元前2629年的天文历法特征；伶州鸠指出“十二次”（即黄道十二宫）这份用二十八宿标记的二十四节气刻度表是“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因此也能确认颛顼元年是且仅是公元前2629年，由此复原出华夏文明上古帝系王年断代。
上述论证结果，人人可验，没有任何复杂性。
但是，广大读者能够看到，也必须看到，做出上述精确论证，是基于对二十八宿和十二次设置情况的精确了解，没有这个基础，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
正是基于对二十八宿和十二次设置情况的精确了解，我以一人之力，用了三天时间就考证出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精确年月日——公元前1059年12月9日——相比之下，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200人，投资数千万，耗时四年，“阶段性成果”无一正确，全盘粉碎。
我不生气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民不生气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民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勿谓言之不预。
不了解先秦天文学的技术细节，是不是就不能验证我对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精确年月日的考证结果了？显然不是。
公元前1059年12月9日，按现在的纪日干支体系回推，是“己卯日”，但在西周武王时期却是“甲子日”，这说明后世的纪日干支体系比西周武王时期的纪日干支体系加多了15日。
后世的纪日干支体系是不是真的比西周武王时期的纪日干支体系加多了15日？从甲骨文记载的日食和月食纪日干支的验证情况来看，的确如此。按照纪日干支从殷商时期至今连续不断的假设，甲骨文记载的“己未夕庚申月食”，以及世界最早日珥记录“乙卯允明雾，三焰食日，大星”，在5000年日食表月食表中根本找不到对应的记录。
可是，按后世纪日干支体系比西周乃至殷商时期纪日干支体系加多了15日的论证，这两项日月食轻而易举地就能找到对应的记录。
这反过来也反复证明，我对武王伐纣牧野之战年月日的考证精确无比，成就无与伦比。
如此重大发现，中国学术界乃至世界学术界不理不睬，想干什么？这不是我个人的损失，这是对学术文化犯罪，是对中华民族犯罪。
根据我对华夏文明上古帝系的王年断代，对比国际学界对所谓“古埃及”王年断代和阿卡德帝国开国君王萨尔贡的王年断代等情况，综合中国古代文献史料的记载和语言学考察，公元前2477年帝尧元年以前的所谓“古埃及”是且仅是少昊、颛顼和帝喾的华夏帝国，“埃及” hu-ka-ptah 就是伏羲的“敷教台”，古埃及母系大神Nut 是且仅是黄帝嫡妻螺祖/嫘祖/雷祖。
虞舜就是阿卡德帝国开国君王萨尔贡，殷商和周人主体就是阿卡德人。
更进一步，大禹都城安邑是且仅是乌尔古城，乌尔神庙 Ekisnugal（阿卡德语“大光明”）就是华夏帝王的布政之宫“明堂”，“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崇有道，章有德”。
对夏仲康季秋九月庚戌日食“辰弗集于房”的论证，公元前2267年10月19日，这是发生在二十七宿房宿天区的日食，因此决定性地证明了所谓“哈拉帕文明”是且仅是夏朝。
图中蓝色线标记的就是二十七宿。
在上述一系列坚不可摧、无可置疑的论证基础之上，根据“同纬度迁徙原则”，以及哈拉帕文明二十七宿标记的最早冬至点在“虚宿（但尼瑟陀）初足起点”、夏至点在“柳宿（阿失丽洒）中部二足”，可以确证夏朝最后的都城就在印度河流域北纬30°的哈拉帕，“伊洛竭而夏亡”的迁都年代就在公元前1903年以前。
根据商汤和夏都的地理位置，以及商汤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的重大历法特征，史料文献记载商汤伐纣大军“升自陑”，在“河曲之阳”，战于“安邑之西”的“鸣条”，在“大水”流放夏桀，夏桀乘舟“南行千里”浮于海等情况，可以精确判定商汤伐桀的年月日及作战路线。
正因为我早就清楚这些基本情况，所以能精确判定三星堆以及长江流域北纬30°一带青铜文明遗址是且仅是夏朝亡国军民从夏都哈拉帕搬迁而来的夏天子传国祭祀重器，三星堆器物坑的大规模烧埋时间一定是在公元前1599年年底。
正因为这些精确判定，我一看考古发掘报告，就知道有人在三星堆器物坑烧埋年代碳14测定等重大问题上严重弄虚作假，长期刻意掩盖对三星堆一号坑约3立方米烧骨碎渣的碳14年代测定结果，测定结果一定是且仅是公元前1600年前后。
湖北盘龙城第四期遗址出土跟三星堆器物坑一样含有异常铅的青铜器，其文化地层碳14年代测定正好是公元前1690年到公元前1500年之间，再次验证我的判断。
最后的夏朝在哈拉帕，殷商和周人是在1599年伐桀之后才从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经中亚迁徙至黄河流域，带着从夏都哈拉帕劫掠的部分青铜重器。而殷商直到公元前1400年前后才从东北南下河南。
什么三星堆等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受到“中原/殷商文化”的影响，什么三星堆器物坑烧埋在“商末周初”，什么在滇东川西、秦岭、南阳、江西发现异常铅矿源——纯属一派胡言，造谣惑众，混淆视听。
华夏文明上古历史的断代研究，夏商周断代研究，我以一人之力画上句号。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遗址考古研究，如果不以我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就永远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只会衍生出无穷的荒唐谎言，祸国殃民，荼毒苍生。
人在做，天在看。加减乘除，上有苍穹。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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