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上古时代的黄帝，在脱离传说境界以后，最初是向神仙偶像发展的；被塑造成为历史人物则较晚，是西汉时期的事情。顾颉刚先生将早期黄帝形象的演变过程归纳为六个阶段：
（1）黄帝是秦国崇奉的上帝之一（假定《史记·封禅书》语为可信）。
（2）加上战国时神仙家的涂饰（战国时方士以燕、齐为盛，而阪泉、涿鹿均属燕地）
（3）为庄子等论道之人所容纳，又加上一层“道”的涂饰。
（4）传说既盛，儒家亦不能不容纳，因此推为古代帝王，而有《易系辞》及《五帝德》等记截。
（5）既为儒家所取，于是为汉代之道家所攻击，如《庄子》中《在宥》、《天运》诸篇之说他太人间化（《庄子》中汉人的作品甚多，例如言“六经”及“三皇五帝”之文）。
（6）汉以后定一尊于儒家，故《易》、《礼》、《国语》中所说之黄帝竟成为历史。
照此理解可知，
春秋以降，神仙家和论道之人将黄帝涂饰成神仙形象；战国以降，儒家将黄帝推崇为古代帝王，为塑造黄帝的历史形象预设下铺垫；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黄帝竟成为历史”。
顾颉刚先生又指出：
黄帝传说初至中原，其时儒、墨两显学言古史者皆曰“尧、舜、禹、汤”，未引而远之也，故黄帝遂翘然居首座。《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曰：“郑人有相与争年者，其一人曰‘我与尧同年’，其一人曰‘我与黄帝之兄同年’。讼此而不决，以後息者为胜耳”。言尧者循儒、墨之旧说，言黄帝之兄者接受新来之说而又增益之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曰：“驺衍，……语闳大不经，……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邹衍，齐人，当战国後期，其时黄帝传说流至中原已久，为学者所共术，群奉为最古之人王，故衍由此而推远之也。自此以来，黄帝之说遂为言古史者所不能废，司马迁冠《五帝本纪》于《史记》全书者以此。
按照这段论述理解，使“黄帝竟成为历史”者是司马迁。
中华正史第一本纪
一、中华正史第一本纪
司马迁编撰《史记》，首卷为《五帝本纪》，五帝之首是黄帝。司马迁这样做的理由，在该卷之末“太史公曰”中有所解释：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司马迁虽然承认五帝的事迹或者“难言”，或者“不传”，或者内容“缺有间”，但是仍然坚持认为“其所表见皆不虚”，因此“择其言尤雅者”为五帝撰写了本纪。
在中华传统文献中，《史记》是影响最深远的经典。但是，作为该书开篇的《五帝本纪》，由于所述对象时代久远，其史料是否可信，在司马迁之后成为长期争论的问题。尤其自20世纪初以来，许多学者对《五帝本纪》提出质疑，其中黄帝更是受重点批判乃至被否定的对象。
不过，黄帝的影响甚为广泛，早就超出史学讨论的范畴。如今的黄帝，已经从神仙偶像与历史人物之中超脱出来，升华成为中华民族人文初祖形象，是深入海内外人心的文化符号。因此，继续讨论黄帝形象的问题，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作为人文初祖形象，是由黄帝的历史人物形象放大与推广而成的；而作为黄帝的历史人物形象，则脱胎于上古传说。所以，讨论与黄帝相关的问题，又不得不回到原点，再议以往对于《五帝本纪》的批判。
深受西方史学熏陶的史学大师陆懋德先生是否定《五帝本纪》的代表，他认为：
司马迁既非黄帝时人，而作《史记》所述之黄帝事迹，又未说明材料出处，而并不见于上古记载，则其来源不明。最多亦只是杂钞周秦人传说，自不能谓为原料。此因所谓原料者，本有同时代的人所留遗之义。《史记》于黄帝事迹，既未说明所用的是何人材料，吾人又焉知其所用者为同时代，或非同时代。
陆懋德先生还认为：
吾人试取《史记》首篇《五帝本纪》为例如下：此篇是真本，作者是司马迁，作成于汉时，写定于汉京，已无问题。但此篇之材料不是得之观察，而是得之传闻，且其传闻是取之于《五帝德》、《帝系姓》及《尧典》、《舜典》等书。前二章已言史料须用同时代的记载。今考《五帝德》、《帝系姓》，今在《大戴礼》内，是汉初作品；而《尧典》、《舜典》，今在《尚书》内，是周末作品：皆非五帝时的同时代的史料。如此，则《五帝本纪》之价值自见。价值如此，则此篇之不足为信史，不问可知。
陆懋德先生指出，《五帝本纪》的材料得之于“传闻”，而这些“传闻”都不出自“五帝时的同时代的史料”。他从文献产生与发展的角度出发，运用史源学的原理加以分析，认定《五帝本纪》“不足为信史”。
陆懋德先生似乎从根本上颠覆了《五帝本纪》，但是我们不得不说他忽略了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背景。由于西汉距离上古已经久远，口头的“传闻”很可能会变得模糊或者发生扭曲。由于五帝时代处于文明的早期阶段，是否有当时的文献流传下来已很难说；即使有相关的文献流传下来，也必然是非直接的，数量很有限的，而且往往是遗存在其他后世文献中的。所以，作为司马迁本人，肯定不能直接“观察”到五帝时代的情景。他撰写《五帝本纪》时，只能从“传闻”之中汲取史料，或者转述他所能见到的间接的文献记载。而他听到的传闻与见到的文献也必然是模糊的，甚至是扭曲的。至于五帝之首的黄帝，相关史料必然甚为稀缺，即使有所流传，也往往遗存在后世文献中。陆懋德先生的看法值得商榷。
缺乏文献，不等于没有历史。实际上，人类没有文献的历史远比具有文献的历史漫长得多。不能因为缺乏文献就不去考察上古历史，陆懋德先生就曾这样主张过，他在批判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时指出：
在西国，凡研究上古史事，纯为考古学家之责任。历史学家不必皆是考古学家，故作上古史者必须借用考古学家所得之证据。今顾君仅作文字上之推求，故难得圆满之结果；然此因吾国考古学之成绩不良，不足以为顾君之资助故也。
陆懋德先生还指出：
顾君所标之治史方法虽极精确，然如尧、舜、禹等均为历史前（Pre-historic）的人物，终当待地下之发掘以定真伪，实不能仅凭书本字面之推求而定其有无者也。余甚愿顾君能用其方法以治周以后之史事，则其廓清之功有益于学界者必大于此矣。顾君之书虽未求得结论，而三千年以前之尧舜禹者，其存在已受其影响，而其地位已感其动摇，则此书势力之大亦可惊矣。
陆懋德先生在称赞顾颉刚先生治史方法极精确的同时，对他的上古史理论作了严厉的批判。这番批判是中肯的，但却使陆懋德先生自己关于《五帝本纪》的言论陷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尴尬境地。既然尧、舜、禹“终当待地下之发掘以定真伪”，那么黄帝、颛顼、帝喾也就应该“待地下之发掘以定真伪”。既然五帝都应该“待地下之发掘以定真伪”，为何司马迁笔下的《五帝本纪》就一定“不足为信史”呢？
对于传闻模糊和文献稀缺造成的困难，司马迁还是充分认识到的，但是他并未知难而退。为了探求真知，司马迁曾经“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到达黄帝及尧、舜等活动过的区域作广泛的考察，并且亲自采访各地的长老。为了“心知其意”， 他曾经遍览《五帝德》、《帝系姓》、《尧典》、《舜典》等文献。最后，司马迁将他所能听到的传闻和他所能见到的文献相比照，终于得出二者“近是”的结论。《五帝本纪》正是经过司马迁如此“好学深思”之后才完成的。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没有现代发达的科技手段，却能够寻找到在口头上还流传着五帝故事的相关地区与相关长老，这是现代的历史学家难以再得的机遇，所以是非常宝贵的。如果真的要否定《五帝本纪》的价值，就必须具体地分析《五帝本纪》的内容，才能够找到它的要害或不足之处，而不应藉史源学的原理一言以蔽之。
与陆懋德先生不同，清末民初的政论家梁启超是直接针对《五帝本纪》的文字加以批判的。他言辞激烈地指出：
带有神话性的，纵然伟大，不应作传。譬如黄帝很伟大，但不见得真有其人。太史公作《五帝本纪》，亦作得恍惚迷离。不过说他“生而神明，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这些话，很像词章家的点缀堆砌，一点不踏实，其余的传说，资料尽管丰富，但绝对靠不住。纵不抹杀，亦应怀疑。……无论古人近人，只要带有神话性，都不应替他做传。作起来，亦是渺渺茫茫，无从索解。
梁启超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他在文中引述的“生而神明”等词句，是司马迁对于黄帝智商的称颂之语。这番话显得空洞不实，似乎给人以“不踏实”的感觉。但是，《五帝本纪》中《黄帝本纪》的大部分内容却并非如此，所以梁启超所谓“绝对靠不住”的话未免流于绝对；而且，梁启超的抹杀面也过于宽泛，远不止于黄帝一位。对此下节再作详论。
其实，作为古史辨理论的倡导者，顾颉刚先生对于司马迁当时面临的难处倒是颇能理解的，所以他的观点不像陆懋德和梁启超那样激烈。他写道：
《六艺》中的《尚书》是始于尧舜的；还有礼家杂记的《五帝德》和《帝系姓》，虽然“儒者或不传”，究竟还为一部分的儒者所信，这两篇中的历史系统是从黄帝开始的。司马迁在他自己所立的标准之下，根据了这些材料来写史，所以他的书也起于黄帝。黄帝以前，他已在传说中知道有神农氏（《五帝本纪》）、伏羲（《自序》）、无怀氏和泰帝（《封禅书》），但他毅然以黄帝为断限，黄帝以前的一切付之不闻不问。这件事看似容易，其实甚难；我们只要看唐司马贞忍不住替他补作《三皇本纪》，就可知道他在方士和阴阳家极活动的空气之中排斥许多古帝王是怎样的有眼光与有勇气了。
在顾颉刚先生看来，《五帝本纪》的编排体例显示了司马迁的“历史系统”，这个系统在人物的“断限”上是立有“标准”的。这个“标准”的上限以黄帝为界，在黄帝之前有神农氏、伏羲、无怀氏和泰帝等，他们都属于传说人物；而在黄帝之后者，均归入司马迁的“历史系统”。所以，上述这番话正好是顾颉刚先生对于自己所说的“黄帝竟成为历史”之语的诠释。
不过，顾颉刚先生虽然理解司马迁的历史系统，赞成以“黄帝为断限”的“标准”，但是对于与黄帝相关的记载却颇为怀疑。因此，在盛赞司马迁“排斥许多古帝王”的决断之后，他紧接着就指出：
他（指司马迁）虽然承认有黄帝，而好些黄帝的记载他都不信。所以他说：“予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三代世表》）似乎可以在他自己书中排出一个综合的年表来，然而他决绝地说：“稷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同上》）他因为把各种年表比较的结果没有一种相同，觉得与其任意选取一种，不如干脆缺着，所以共和以前但记世数。我们只要看《史记》以后讲古史的书有哪几种是没有共和以前的年数的，就可以知道他的裁断精神是怎样的严厉和确定了。
体会这番话语，第一句正是整段的中心思想。顾颉刚先生认为，司马迁心中处于矛盾的状态，一方面他承认黄帝，另一方面他又不相信与黄帝相关的记载。顾颉刚先生之所以要指出司马迁心中的所谓矛盾，其实宗旨在于表达他自己在黄帝问题上的困惑。
不过，顾颉刚先生虽然声称司马迁对有关黄帝的记载“都不信”，但又不得不在所谓司马迁不相信的“黄帝的记载”之前加上“好些”二字，而没有采用“全部”这样的词作为司马迁不相信“黄帝的记载”之定语。而且，顾颉刚先生也无法否认司马迁“承认有黄帝”这样的大前提，因为以《黄帝纪》为首篇的《五帝本纪》分明地摆在《史记》的最前列。所以，我们不管怎样依照顾颉刚先生的思路去领会，也难以想象出司马迁自己对于有关黄帝的记载“都不信”。
顾颉刚先生声称司马迁对“好些黄帝的记载”都不相信的理由，主要出自于他对《史记》卷13《三代世表》序言的理解。顾颉刚先生指出，司马迁在该序言中表示，因为西周共和以前难以排定年数，所以《三代世表》在相关方面只能“但记世数”。由此顾颉刚先生认为，年代上的不确定性影响了“好些黄帝的记载”的可信度。
《三代世表》只能“但记世数”，这确实让人感到遗憾。对于这种情况，司马迁并非不了解，也非不承认，他在《三代世表》序言之中表述得很清楚：
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
司马迁认识到，由于五帝、三代的时代太遥远，所以在按时间顺序排列相关文献时就会出现缺失或矛盾的现象，具体表现为或者“略”而“无年月”，或者“多阙”而“不可录”，或者“咸不同”而“乖异”。如此客观的分析，正说明司马迁在编排史料时态度的审慎，正如顾颉刚先生赞扬的那样，“他的裁断精神是怎样的严厉和确定”。然而，即使在这般困难的情况下，司马迁还是编定了《三代世表》。这恰恰说明他对于共和以前的“历史系统”是坚信不疑的，绝不能就此证明他对于“好些黄帝的记载”都不相信。
按照顾颉刚先生的话去理解，司马迁面对的有关黄帝的史料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连司马迁都不相信的“好些黄帝的记载”；另一类则属于所谓“好些黄帝的记载”之外，应该是司马迁都相信的内容。而相信与否的标准，则是能否排出确切的年代。《三代世表》不能排出确切的年代，因此属于司马迁都不相信的内容。不过，我们看到，与《三代世表》一样，《五帝本纪》也是无法排出确切年代的，倘若据此理由而将《五帝本纪》也列入连司马迁自己都不相信的内容，那么所谓“好些黄帝的记载”就应该改为“全部黄帝的记载”，而司马迁“承认有黄帝”的大前提也就应该被否定掉了。于是，按照这样的逻辑，便会推导出司马迁为自己并不相信的黄帝撰写了本纪的观点。这样的观点，当然是难以令人接受的。不仅令他人难以接受，顾颉刚先生自己也会感到矛盾，因为他分明对于司马迁建立的历史系统是盛赞的。
不错，在《五帝本纪》卷末司马迁确实禁不住大发感慨道“《书》缺有间矣”，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接着又说“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这表明，尽管文献的内容和年代有所缺失，都没有动摇司马迁为黄帝撰述本纪的坚定意志。意志的坚定与处事的谨慎并不矛盾，在甄别具体的史料上司马迁的态度是严格的。为了谨慎起见，他对史料的时代采取“共和以前但记世数”的处理办法，对史料的内容则抱定“传疑”的态度。所谓“传疑”，就是保留史料的原貌，对其疑惑之处绝不轻易作出判断或者篡改，更不笼统地否定。这就并非如顾颉刚所说的那样，对于“好些黄帝的记载他都不信”。其实，时间愈是久远，年代就愈是难以准确，史料的内容也愈是难以精细。所以，就上古史而言，以能否排出确切的年代作为依据去甄别相应的史实并不一定妥当。近代以来，在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上有许多重大发现，并不因其年代的模糊而遭受否定，这是一样的道理。
要之，顾颉刚先生声称司马迁对“好些黄帝的记载”都不相信的目的，其实是要表明他自己对“好些黄帝的记载”的质疑。不过，顾颉刚先生的质疑是在间接地分析《三代世表》序言之后提出来的，而“好些黄帝的记载”却是集中在《五帝本纪》中阐述的。讨论黄帝的问题，只有回到品读《五帝本纪》上来，其结论才能令人信服。
作为严谨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虽然对黄帝的历史存在提出了质疑，但是对《五帝本纪》并不像梁启超那样绝对地否定。他对其中的记载是抱着一分为二态度分析的，为此第三节中将要谈到。在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顾颉刚先生对于与黄帝相关的记载心存质疑，却还是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充分肯定了司马迁为黄帝撰写本纪这件事情的深远意义。顾颉刚先生指出，司马迁通过“自己所立的标准”，建立了“历史系统”，并且划定了传说人物与历史人物之间的界限，这件事看似容易，其实甚难。他认为，在传说人物的取舍方面班固就不如司马迁，因此感叹地写道：
司马迁生于战国百家寓言之后，帝王能舍伏羲、神农、燧人、有巢，名人能舍许由、务光、列御寇，确不容易，辨伪史中当列一席。使班固为《史记》，则《古今人表》中许多神话人物悉当收入矣。
撇开众多的传说人物，从上古混沌的史料中整理出头绪，进而建立起清晰的历史系统，无疑是司马迁对中国历史学所作的伟大贡献。通过盛赞司马迁的辞句，我们也能够感受到顾颉刚先生高屋建瓴的史识。
不过，司马迁的卓越之功更在于，将《五帝本纪》定为《史记》开篇，将《黄帝本纪》列为《五帝本纪》之首，从而将黄帝树立为他的“历史系统”中的第一人。司马迁的作法，是有意而为的决定，绝非出于偶然的选择。司马迁在《三代世表》序言之中称，“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又在《史记》末篇《太史公自序》之尾，以“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作为结束之语：以此反复地照应开篇之首的《黄帝本纪》。如此作法正表明，对于确立黄帝的独尊地位，司马迁抱着十分强烈的意识。唯其如此，黄帝才能从众多传说人物之中脱颖而出；唯其如此，黄帝才会作为历史人物而被历史学家塑造；唯其如此，黄帝才有被后世社会弘扬成为人文初祖的价值。唯其如此，司马迁的历史学成就才超出了历史学的范畴，从而受到社会广泛而持久的推崇。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道：
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理想是宏伟的，司马迁用毕生精力撰成《史记》，从而实现了远大的理想。司马迁还在《太史公自序》之尾中称：
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司马迁切盼将《史记》传于后世圣人君子，他的愿望实现了。继司马迁之后，历朝史家辈出，历代史传不穷。从数以千百计的史传之中，最终凝聚成为系列的中华正统史书，连同《史记》一起，在唐代总称为十三史，在宋代总称为十七史，在明代总称为二十一史，在清代先后总称为二十二史、二十四史，民国以后总称为二十五史，乃至于二十六史。从时代上看，在二十六史之中，除《史记》为通史以外，其余二十五部均为断代史，但是纪传体式的体例却是一脉相承的，内容是连续不断的。这样一来，《黄帝本纪》就不仅仅是《史记》的第一本纪，而且成为二十六部中华正统史书整体的第一本纪了。在《黄帝本纪》之后的纪传，无论如何层累叠加，也都改变不了《黄帝本纪》的首要位置，而只会使其更加崇高。于是，作为司马迁“历史系统”中第一人物的黄帝，也就成了中华传统正史中不可动摇的第一人物。
不管司马迁自己曾否预见到，也不管司马迁之后的历史学家是否认可，更不管后世的学者如何辩论，其社会效果就是如此。
虚实之间历史形象
一、中华正史第一本纪
尽管陆懋德、梁启超和顾颉刚对于五帝的历史存在的判断都存在值得商榷之处，但是他们的相关言论已经形成为强大的冲击力，诚如陆懋德先生所言，“三千年以前之尧舜禹者，其存在已受其影响”。岂止是“尧舜禹者”，尧之前的黄帝、颛顼与帝喾更是不待而言了。受此强烈的冲击，学术界对黄帝的质疑日趋多见，黄帝形象的“迷离”仿佛成为共识，否定《五帝本纪》的看法渐近于定论。这就终于导致，在现代一些研究中竟可以置中国上古历史不顾而奢谈黄帝形象的成因。例如，孙隆基先生就认为：
在中华文明被纳入西方中心的邦国秩序之前，根本不会有“民族肇始者”的构想。
他为此而论述道：
中国人好称“黄帝子孙”，此种概念在中国自称“天下”的大一统时代是不可能形成的。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提倡严夷夏之防，曾奉黄帝为华夏畛域之奠立者，清季的汉民族主义分子遂将黄帝转化为民族始祖。黄帝崇拜的叙事，由古代、现代、本土、外来的因素编织而成，表面上首尾一贯，其实是一个混合语，而且一首一尾都是舶来品。
孙隆基先生不顾春秋战国时代“黄帝故事的演变次序”，非但把黄帝始祖形象的成因推迟到明清以后，而且将黄帝归结为“一首一尾都是舶来品”。如此极端的议论是难以令人接受的。
其实，不待众多现代学者的质疑，批判司马迁者古已有之。南宋学问家黄震就曾直截了当地指责《五帝本纪》：
迁之纪五帝，自谓择言之尤雅者著于篇，其存古之意厚矣。然黄帝杀蚩尤与以云纪官，才一二事，若封禅事已不经，至颛顼、帝喾纪，皆称颂语，非有行事可考。唐、虞事虽颇详，皆不过二典所已载。然则孔子定书，断自唐、虞至矣，何求加为？
不过，黄震并不像梁启超那样，对《五帝本纪》笼统地下个“恍惚迷离”的结论，然后就提出“纵然不抹杀，亦应怀疑”的简单处理办法。比梁启超早六百多年的黄震反倒较后人公允，他对《五帝本纪》的各纪是有区别地对待的。
黄震所谓“唐、虞事虽颇详，皆不过二典所记载”的批评之语，是指责尧、舜二纪的内容系抄录自《尚书》的《尧典》与《舜典》。只要核对相关文献，就可以印证黄震这样的说法并不错。不过司马迁并没有讳言自己对二典的抄录，在《五帝本纪》卷末“太史公曰”中分明说过 “《尚书》独载尧以来”等语。
与黄震的批判态度不同，对于司马迁抄录二典之事，明代学问家何良俊反倒十分赞扬。他认为：
太史公作《五帝本纪》，其尧、舜纪全用二典成篇，中间略加点窜，便成太史公之文。……乃知此老胸中自有一付炉鞲，其点化之妙不可言也。
不管黄震的批评也好，何良俊的赞扬也好，都恰恰说明尧、舜二纪是具有文献依据的。因此，如果承认《尚书》尧、舜二典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那就不能完全抹杀《五帝本纪》的意义。
品读《五帝本纪》的尧、舜二纪，不仅如黄震所云“颇详”，而且内容具体。虽然在《尧本纪》之中并非没有虚言套语，如颂扬尧曰“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等语就显然空泛虚誉，不过此类词语所占比例较小。在简短的颂扬之后，接着就记载起尧主持召开的两次部落联盟酋长会议的情况。
其一，讨论的主题是荐举嗣位人选和治理洪水人选，参加讨论者有放齐、讙兜、四岳等主事贵族，结果是嗣位人选议而未决，治理洪水者试用不当。
其二，再次讨论嗣位人选，结果从民间选出虞舜。这两次会议讨论的议题对于部落联盟来说都是头等大事，司马迁编撰这方面的内容是恰当的。
同样，在《舜本纪》之中也有舜召集四岳讨论治理洪水等事的记载，由于采用对话的形式，给人以记录会议实况的感受，绝无梁启超所谓“恍惚迷离”的感觉。如今，尧、舜二纪已经是研究中国上古历史的经典，成为评论禅让问题时引述得最多的内容。曾经被用作为全国高等学校历史系教学参考书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就选辑了上述《尧本纪》中关于两次部落联盟酋长会议的记载。
不过，黄震批评《颛顼本纪》和《帝喾本纪》之中“皆称颂语，非有行事可考”的看法确实不差。先看描述颛顼的一段：
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
这段文字没有具体的叙事，不但空洞而且夸张。按照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其交通工具能否达到幽陵、交趾、流沙与蟠木等地已经十分可疑，更不要说“莫不砥属”了。再读描述帝喾的一段：
（帝喾）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
这段文字同样是虚词的堆砌。而且，所谓“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其实是照抄《颛顼本纪》中的夸张之词而形成的套话。
我们品味《颛顼本纪》和《帝喾本纪》的感觉，确实如梁启超所云“一点不踏实”，与《尧本纪》和《舜本纪》排列在一起形成为鲜明的对比，更与《史记》其它纪传中生动具体的语言风格迥然相异。然而，它们却与《黄帝本纪》中的第一段话雷同，请看：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
这番话源于《五帝德》，被梁启超批评为“词章家的点缀堆砌”之语。那么，司马迁为何非要抄录如此空虚的文字呢？只要细细体会顾颉刚先生所说的司马迁毅然以黄帝为历史人物上限“看似容易，其实甚难”的话语，就会发现这段赞颂黄帝的文字虽然空虚，却有着深刻的用意。
黄帝原本出自传说，西汉以前长期被供奉在仙境，司马迁立意要将黄帝拉到俗界，作为他的“历史系统”中的第一人物，这就必须赋予黄帝以人格。在上述赞颂黄帝的文字中，连用了“生”、“弱”、“幼”、“长”、“成”五个字，这五个字正好是人生的五个必经阶段；在这五个字之后，连用了“神灵”、“能言”、“徇齐”、“敦敏”、“聪明”五个词，这五个词除“神灵”以外都是用于形容个体的性格与智商的。所以，看似空虚的文字其实不虚，恰恰具有使黄帝人格化的意义。至于“神灵”一词，虽然常常使用于仙界，但是当它与“生而”连写在一起，就成了似神的意思。似神，乃人而非神也。司马迁真是“胸中自有一付炉鞲，其点化之妙不可言也”。按此理解，我们返回去再读《帝喾本纪》中的“生而神灵，自言其名”之语，也就同样能够体会出其中含有人格化的意味了。
至于《黄帝本纪》的内容，黄震也不得不承认记录着实实在在的“一二事”，那就是“杀蚩尤与以云纪官”。其实，《黄帝本纪》中所述事件远不止这些，它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
开头第一部分，交待黄帝的出身、姓氏以及成年之前的情况，梁启超指出的“词章家的点缀堆砌”之语就出在这部分；
中间第二部分，描述黄帝的创业过程与历史功绩；
结尾第三部分，记录黄帝身后的世系，这将在本文的第四节中讨论。
《黄帝本纪》的第二部分，是该纪重心所在。这部分又可以清晰地划分为三个自然段，现抄录如下：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
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筴。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上述三个自然段正好分别表述了黄帝生平事业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出，如果将黄帝建立的部落联盟比附为后世所谓政权概念的话，那么黄帝的一生就是与其政权的确立、巩固和建设这三个阶段同步发展的。
在第一阶段，黄帝战败炎帝与蚩尤，成为统领中原的军事部落联盟大酋长，这是他确立政权的阶段；
在第二阶段，黄帝征服不顺从者，开疆拓域，这是他巩固政权的阶段；
在第三阶段，黄帝订立制度，发展生产，这是他建设政权的阶段。
如此要紧的内容，在黄震与梁启超的批判之中竟然被轻易地撇开了。不过，《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一册中却将其中的第一自然段全部辑录下来，说明《黄帝本纪》在现代历史学家的心目中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应该承认，在“黄帝纪”的第二部分中确实含有夸张的成份，如黄帝统治的区域，即所谓的东、西、南、北四至，范围过于宽广；还有过于理想的成份，如所谓“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云云，概念过于抽象。不过，“杀蚩尤与以云纪官”却不是虚夸出来的。杀蚩尤是部落战争的写照，以云纪官是订立雏形的官制，它们应该属于真实的历史现象，是黄震也不得不承认的“一二事”。除此之外，在第二部分中还记录着不少实在的内容，那都是反映上古时代历史发展状况的大事件。比如，为了与炎帝争天下，黄帝发动过三次大的战役，然后才“得其志”，这其中就有具体的人物与激烈的场景；又如，“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则是安排诸侯去管理分布在各地的部落，以安定统治局面；还如，“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便是带领部众劳作，从事农耕与培育牲畜。至于被黄震批评过的封禅之事，其实是指原始的崇拜神灵活动，不能因所谓“不经”而否定其曾经发生。可见，第二部分中并不缺乏具体的内容，与其它反映上古历史的文献一样，它的文字是简练而朴素的，但是透过高度概括的语言同样能够解析出复杂生动的情节，所以连梁启超也不得不承认其“资料尽管丰富”了。
当然，与尧、舜二纪相比，《黄帝本纪》的内容是相对简短的。不过，从尧、舜比黄帝生活的时代较晚的角度考虑，后者略于前二者是正常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时代的远近，本来应该详于《黄帝本纪》的颛顼、帝喾二纪反倒略于《黄帝本纪》，这也反衬出《黄帝本纪》较此二纪实在，因此不能一概地按照梁启超所云，去“抹杀”与“怀疑”之，而应该有所区别地对待。按照内容的详略和虚实程度，《五帝本纪》中的各纪可以划分为三类。
尧、舜二纪系抄录文献而成，具有实在的内容；
颛顼、帝喾二纪均为编制的套辞，属于虚夸的语言；
《黄帝本纪》则介于虚实之间，不过其中实在的内容远多于虚夸的语言。
这样的对比正好说明，在五帝之中，司马迁对黄帝的考察是用力较深的，应该相信他主观上肯定不想让《黄帝本纪》留下“不踏实”的感觉。
司马迁撰写黄帝的事迹，不仅以上古文献作为依据，而且参照自己采集的史料，二者相互印证，以成就其文章。他在《五帝本纪》中称：
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
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张守节在上文“空峒”之下作[正义]曰：
空桐山在原州平高县西百里，黄帝问道于广成子处。
他接着又在“涿鹿” 之下作[正义]曰：
涿鹿山在妫州东南五十里，山侧有涿鹿城，即黄帝、尧、舜之都也。
两段[正义]注文反映，张守节已经意识到，在五帝之中司马迁尤其注重黄帝，他踏勘的地点大多与黄帝的遗迹相关。可见，《黄帝本纪》确为司马迁征引前人文献与亲身考察结合的产物。
如前已述，司马迁撰写《史记》抱有崇高的理想，意欲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标。他曾发布宣言道：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出于如此宏伟的动机，应该相信司马迁整理文献和采集史料的工作是毫不马虎的。对于《史记》中的第一人黄帝，司马迁主观上肯定不想给后人留下“不踏实”的感觉；至于客观上效果如何，那就只好见仁见智，难免看法不同了。
台湾学者王仲孚先生就坚定地认为：
在旧史传说的远古帝王中，黄帝是一位事迹特多的人物，古代文献如《易系辞传》、《左传》、《国语》、《管子》、《庄子》、《吕氏春秋》、《山海经》、《淮南子》等书，皆有关于黄帝之记载，战国秦汉间的许多著作，如《竹书纪年》，邹衍《五德终始说》、《世本》、《史记》等，也都始于黄帝。特别是《史记》的撰述，司马迁舍弃传说中的伏羲、神农，依然以黄帝为中国历史的开端，乃是经过了广泛采访和严格考证之后的结论。
王仲孚先生对司马迁的“广泛采访和严格考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不仅如此，在将上古传说的食、衣、住、行四类发明与新石器考古学的成果对照之后，他更加确信黄帝时代出现的许多发明应有史实作为素材，因为颇具有新石器时期诸多特征。他指出：
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所显示的是农业进步，陶器精良，纺织建筑交通工具的制作进步，实具有新石器时代的特征，“制器”——亦即文物发明的传说，也具有不寻常的意义。综合以观，杵臼釜甑的制作传说，反映了谷物加工以及熟食器皿的进步技术；衣冠扉履的制作与“以衣裳别尊卑”的传说，则不仅反映了原始的纺织与裁缝，而且显示了社会组织的意义；城郭宫室的制作传说，不过是反映了聚落和居室建筑的出现；舟车制作的传说，则表示原始交通工具的使用。这些文物发明，都是由于食衣住行的基本需求而来的。文献载籍中的远古传说，虽然不能据为“实录”，但对照考古学、人类学的新知，综观黄帝制器传说的内容，实可视为我国远古文明的一个重要阶段的反映。
王仲孚先生的研究充分显示了《五帝本纪》的价值，表明黄帝时代确实是中国上古史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此后，另一位台湾学者林立仁先生又在王仲孚先生研究的基础上，给予《五帝本纪》以高度的评价。
客观而论，与黄帝相关的种种事件大多是在中国上古时代发生过的现象，符合现代历史学和考古学已经取得的经验和成就。笔者在前文中维护《黄帝本纪》的原因正在于此。但是，《黄帝本纪》的真实与黄帝本人的真实却不是相同的概念。将与黄帝相关的种种事件归纳入一篇本纪之中，其实无可厚非；但是，将这些事件全都归结到一位人物身上，就不免令人疑惑。换而言之，正因为与黄帝相关的种种事件大多是发生过的真实现象，所以黄帝本人的真实性反倒值得怀疑。因为就个人毕生精力而言，就上古技术水平而论，谁也难以具有在那么广阔的时空中活动的经历，谁也实现不了那么多丰功伟绩，无论他是多么“神灵”。所以，曾有诸多学者发出种种质疑并非没有道理。
不过，出现《黄帝本纪》的真实与黄帝本人的不真实如此矛盾的现象并不奇怪，那是因为误将黄帝看作个体而造成的。其实，能够作出如《黄帝本纪》所云那么多历史贡献的，绝对不会是某个个体，只能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应该由前后相继的若干部落领袖组合而成，他们代表着上古某个辉煌阶段中活跃于黄河流域的一支成就突出的部落联盟，黄帝正是他们的共同称号。
东汉学术大师郑玄就是将黄帝视为群体的先哲。孔颖达疏《礼记》时引《春秋命历序》以申郑玄之义曰：
《春秋命历序》：炎帝号曰大庭氏，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黄帝一曰帝轩辕，传十世，二千五百二十岁；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则穷桑氏，传八世，五百岁；次曰颛顼，则高阳氏，传二十世，三百五十岁；次是帝喾，即高辛氏，传十世，四百岁：此郑之所据也。其《大戴礼》：少典产轩辕，是为黄帝；产玄嚣，玄嚣产乔极，乔极产高辛，是为帝喾；帝喾产放勋，是为帝尧；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蟜牛，蟜牛产瞽叟，瞽叟产重华，是为帝舜；及产象敖；又，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司马迁为《史记》依而用焉。皆郑所不取。
孔颖达在这里详列了关于黄帝世系的两种说法，
其一为司马迁主张的个体说，依据是《大戴礼》；
其二为郑玄主张的群体说，依据是《春秋命历序》。
对于这两种说法，民国时代的历史学家夏曾佑曾经发表过如下的议论：
马迁为史家之巨擘，康成集汉学之大成，而其立说违反若此。然观迁所作历书，叙少昊、颛顼之衰，则其间必非一世可知矣。今姑用本纪说耳。
在撰写《中国古代史》的《帝喾氏》一节时，夏曾佑对于表述黄帝世系感到两难，因此发表了上述议论。从他所说的“其间必非一世”以及“姑用本纪说”等语不难体会到，夏曾佑虽然“姑用”个体之说，但是内心则更加倾向于群体之说。
在夏曾佑之后，现代许多历史学家采用了群体之说，他们将黄帝视为部落酋长的集体称号，甚至径直以黄帝作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名称。范文澜先生著《中国通史》，将黄帝称为“黄帝族”。翦伯赞先生主编《中国史纲要》，将黄帝称为“黄帝部落”。郭沫若先生主编《中国史稿》，将黄帝与氏族及部落的关系阐述得十分清晰：
当夷人和羌人的一些氏族和部落活动在黄河流域的时候，有一些氏族和部落从我国北方发展起来。传说中的黄帝，就是这些氏族部落想象中的祖先。传说黄帝号有熊氏，又号轩辕氏（即天鼋），也号缙云氏，这显然是把北方许多氏族部落的想象祖先集中到所谓黄帝的头上了。
上述三部流行多年的现代版中国通史，已经将黄帝群体之说发展到相对科学的地步。
然而，令人十分费解，为什么夏曾佑已经认识到黄帝时代“其间必非一世”却还要“姑用本纪说”，而未能将群体观念运用于他撰写的《中国古代史》中呢？或许是，他深感《黄帝本纪》在传统史学界的影响甚大，一时难以扭转，因此才“姑用”个体之说。更加令人费解的是，以太史公的大智大慧何以不能觉察到作为个体的黄帝难以承载太多的丰功伟绩呢？人们不禁会发问，司马迁何以一定要囿于个体之说呢？
笔者以为，若以个体之说去理解司马迁笔下的黄帝是不准确的。司马迁撰写《黄帝本纪》，虽然赋予黄帝以人格而使之脱离仙境，但是并非仅仅为了将黄帝写实成为具体的个人，而是为了塑造一尊绝对完美的人物造型。他笔下的黄帝，看似个体，却非个体，那是将若干世代黄帝群体的丰功伟业经过集中凝炼而升华成就的历史形象。
唐代学问家张守节在《黄帝本纪》之“节用水火材物”条下作《正义》，他引用《大戴礼》所记孔子的说法去解释“黄帝三百年”的问题，借以表达他对于司马迁良苦用心的深刻理解。据《大戴礼》记载，孔子与宰我有过如下的对话：
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抑非人耶？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
这段所谓“黄帝三百年”的说法，是儒家学派出于对黄帝的景仰而作的抽象化描绘。正是由于这种“人耶抑非人耶”观念的影响，司马迁将黄帝塑造成了介于虚实之间的历史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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