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琴麗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學界所謂的“中古”，一般指漢末至唐代這一時段，也是中國古代墓誌由興起到興盛的時期。墓誌以石質墓誌為主流，此外還存在磚質和瓷質等特殊材質的墓誌，它們也在本文的涵括範圍之內。對於中國古代的墓誌整理，宋代便已存在，但是宋人一般將碑與墓誌統合起來，沒有進行嚴格區分。當時的碑誌整理範式主要為兩個方面：第一，進行碑目整理或題跋考證，如歐陽修《集古錄跋尾》、歐陽棐《集古錄目》、趙明誠《金石錄》等；第二、進行錄文整理，並附以題跋考證，間或加以摹刻的碑額圖或碑上的圖像，碑刻行款、形制介紹的碑式等，洪適《隸釋》、《隸續》為其代表，但是沒有附上整拓。宋代碑誌整理還有另外一個體例，即按年代先後或按碑誌所在的地域進行分類著錄考證，前者如《集古錄跋尾》、《金石錄》，後者如《寶刻叢編》、《寶刻類編》等。
元代在碑誌整理上沒有太多建樹，唯潘昂霄著《金石例》介紹碑誌寫作範例，為迄今流傳下來最早的金石括例方面的專著[①]。明代的金石著作雖然整體數量不多，但是已經出現了專門整理墓誌的專書，如都穆《吳下塚墓遺文》[②]，該書收錄絕大多數都是墓誌錄文，但沒有題跋考證，也沒有附拓本圖版；王行《墓銘舉例》更是對墓誌銘寫作方法進行分析的專書[③]。
清代，金石學大興，相關成果也極為豐碩。就碑誌整理而言，有很大一部分著作仍然沿襲宋代的整理模式，或專做碑誌的目錄整理[④]，或專做題跋考證[⑤]，也有整理錄文並附加題跋者[⑥]。按地域進行整理更是蔚然成風，各省、各縣地方誌中都辟有“金石”一欄，就是很好的明證。清代在金石整理的體例上較宋、明有很大進步：第一，出現了整理石刻法帖或圖像的專書[⑦]，尤其是彙集拓本成書，為整理碑誌提供了一個新的範式[⑧]；第二、根據傳統文獻（如正史《晉書》、《北史》等》）提供的碑誌資訊，拓展了碑誌著錄的範圍[⑨]；第三、出現了鑒別偽碑的著作[⑩]。在墓誌整理方面，清人除了沿襲明代做法，對墓誌錄文進行專門整理，並附題跋考證外[11]，開始墓誌目錄整理[12]，並專門搜集整理磚志[13]。
民國時期的碑誌整理其建樹體現在：第一，對域外碑誌進行整理[14]；第二，編撰石刻題跋索引[15]。而對墓誌的整理更是興盛發展，羅振玉以一人之力，根據地域彙集墓誌錄文，先後編成《京畿塚墓遺文》、《吳中塚墓遺文》、《兩浙塚墓遺文》、《襄陽塚墓遺文》、《東都塚墓遺文》、《芒洛塚墓遺文》以及續編·三編·四編、《山左塚墓遺文》、《中州塚墓遺文》、《六朝墓誌精英二編》、《高昌磚錄》諸書。
20世紀50年代以後，尤其是70年代以來，無論國內、國外還是港臺，墓誌整理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由於碑豎立在外面，風化、毀損嚴重，因此，發現相對困難；埋葬在地下的墓誌則保存相對完好，隨著考古事業的發展、盜掘的盛行，加上一些基建工程，墓誌被大量發現，為這一時期的墓誌整理提供了良好契機。
細觀近70年來的墓誌整理工作，出版書籍遠遠超越前代，據曾曉梅統計，從北宋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近千年的時間，流傳下來的與石刻有關的著作共1127本；而新中國成立後至2009年，六十年的時間共出版與石刻相關的著作817本[16]。而日本學者高橋繼男統計1949至2007年期間，出版的與石刻相關的書籍有3000餘種[17]。由於兩位學者的收書標準不同，因此統計的數字存在較大差異。無論哪一組資料，都清晰地反映了新中國成立以後碑誌整理與研究的巨大發展。這一時期的墓誌整理，除了對傳統石刻書籍、石刻文獻的彙編和敘錄外[18]，更多的是對過去墓誌的系統梳理和對新出土墓誌的熱情追逐。就整理範式而言，或按時間、或按地域、或按館藏地進行。就編排體例而言，或專門收集拓本成書；或專門整理錄文成書；或拓本附錄文（有的後面還附以注釋或考證）；或編撰目錄索引或提要。以下便按照時間、出土地域和館藏地的墓誌整理進行分述，有交叉部分則進行相應歸類。
一
中古時期，古人熱衷於刻碑或撰寫墓誌，因此留下來的碑誌資料極多，整理起來也難度極大。新中國成立以來，就墓誌的整理而言，石質墓誌的通史性著作極少，很多都是將碑石與墓誌統合起來整理。或者就過去碑石著作中的錄文按朝代進行分編，如《石刻文獻全編》[19]；或者彙編金石文獻，如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的《石刻史料新編》一、二、三、四輯100冊[20]；國家圖書館出版的《地方金石志彙編》80冊[21]。或者直接彙集拓本成書，如《中國金石集萃》（文物出版社，1995年）、《中國碑刻全集》（人民美術出版社，2010年）、《中國美術全集》（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年）、日本學者中田勇次郎編《中國墓誌精華》[22]等，石質墓誌的通史性錄文整理或拓本附錄文者付諸闕如。與石質墓誌相較，磚質墓誌由於數量不是特別龐大，時段主要集中在漢魏六朝，因此，還有幾部較為系統的整理著作，如殷蓀編著《中國磚銘》（江蘇美術出版社，1998年），胡海帆、湯燕編著《中國古代磚刻銘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這些書皆圖版、錄文兼具[23]。然而，由於中國古代時間跨度長，石質墓誌數量特別巨大，因此相關的整理也都大體按斷代進行。
1、漢魏六朝
漢代處於墓誌的興起階段，一些刑徒磚誌、少數石堂畫像題記具備了後世墓誌的一些簡單要素，如介紹誌主姓名、卒年或葬年以及葬地，《邳州青龍山元嘉元年（151）畫像石墓題記》就極其類似後代的墓誌，其介紹碑主了繆宇，字叔異，東漢和平元年（150）七月七日卒，元嘉元年三月廿日葬，以及營造墓葬的一些情況[24]。漢代墓誌由於數量不多，因此這一時期的墓誌整理則是與碑石共同進行。徐玉立主編《漢碑全集》（河南美術出版社，2006年）、高文著《漢碑集釋》（河南大學出版社，1985年；2版，1997年）、袁維春撰《秦漢碑述》（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1990年），日本京都大學藏《漢代碑刻文字拓本》皆是以漢碑為主體的整理著作，內容也包括部分闕銘、墓表、石堂畫像題記等，其中《漢碑全集》是收錄兩漢碑刻文字資料最多的圖錄，展示全碑，並附有錄文和介紹。
進入魏晉南北朝，墓誌漸興，數量也大量增加，因此，新中國成立以來，對魏晉六朝墓誌進行整理有專書出現。主要分為以下幾類，整理拓本、整理墓誌錄文並進行題跋考證，編排目錄索引或提要、彙集題跋考證。
專門整理拓本或拓本附錄文、考證的專著主要有：趙萬里編《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科學出版社，1956年）、張伯齡編《北朝墓誌英華》（三秦出版社，1988年），二書以整理拓本為主。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線裝書局，2008年），王連龍《新見北朝墓誌集釋》（中國書籍出版社，2015年），二書則是在展示拓本圖版的同時，釋讀志文。遼寧省博物館編《北魏墓誌二十品》（文物出版社，1990年）、戚叔玉等選編《北魏墓誌百種》（上海書畫出版社，1987年）、上海書畫出版社編輯《魏墓誌精粹》（上海書畫出版社，2008年）諸書，主要從研究書法的目的出發，挑選拓本圖版，但同時也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彙集拓本圖版成書，可以使讀者一覽碑誌的大體面貌，一睹當時的文物風采。這些拓本圖版不僅能夠真實地反映當時的書寫格式、字體變化、俗體字寫法，碑誌上的圖像、碑誌形制的大小變化還能反映時人的一些世俗觀念，因此拓本本身能夠給學者提供一些錄文之外的研究領域，這也是當今碑誌整理一般都附上圖版的根本原因。但是僅有拓本圖版也存在一個問題，就是有的拓本圖版模糊，難以直接為學者所利用，故一些墓誌整理就會在刊佈圖版的同時，也刊佈經過整理的墓誌錄文；有的甚至直接刊佈墓誌錄文，而略掉拓本圖版。
專門彙集錄文的墓誌專著有趙超編著的《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初版，2008年再版），羅新、葉煒編著《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中華書局，2005年），二書主要收集1949年至2003年間全國各地出土的漢魏南北朝墓誌。尤其是後書，錄文加疏證，並詳細注明墓誌的著錄情況，體例較為完備。但缺乏圖版，原文核對終究不便。
在整理墓誌拓本和錄文的同時，一些碑目、題跋索引的工作也在同時跟進。王壯弘、馬成名編纂《六朝墓誌檢要》（上海書畫出版社，1985年初版；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修訂本），收錄六朝墓誌近千種，每方墓誌簡介其真偽、形制、收藏等情況。榮麗華編集，王世民校訂《1949-1989四十年出土墓誌目錄》（中華書局，1993年），收錄這四十年間各地出土的東漢至清代墓誌1464通、漢魏六朝墓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汪小烜編《1990-1999年新出漢魏南北朝墓誌目錄》（刊武漢大學《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8輯，2001年）收錄1990-1999年見諸大陸、臺灣各主要考古、文博、歷史雜誌的新出漢隋墓誌，以目錄為主，考證為輔。劉瑞昭著《漢魏石刻文字繫年》（收入《香港敦煌吐魯番研究重心研究叢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1年），較為全面地收集宋代以來著錄的漢魏石刻（包括大量墓誌）文字資料，共收錄漢魏石刻771方，簡介之外，1949年以後新出土的碑刻，附錄原文。毛遠明著《漢魏六朝碑刻總目提要》（線裝書局，2008年），用圖表的形式著錄漢魏六朝碑刻近2600通，包括碑碣、墓誌等，對漢魏六朝碑誌進行了一次全面清理，但仍有大量遺漏[25]。
在編撰目錄索引方面，日本學者走在了中國學者的前面。日本學者梶山智史編《北朝墓誌所在総合目錄》（《東アジア石刻研究》1號，74-130頁，2005年）收錄北朝墓誌779方；後來，作者又著《新出北朝隋代墓誌所在総合目錄（2006-2010年）》（《東アジア石刻研究》3號，97-117頁，2011年）收錄2006年至2010年間新發表和新發現的北朝墓誌235方、隋代墓誌121方。日本學者中村圭爾、室山留美子在趙超《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兩書的基礎上，編撰而成的《魏晉南北朝墓誌人名地名索引》（平成20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報告書，2008年9月）、《魏晉南北朝墓誌官職名索引》（平成17年度-21年度文部科學省特定領域研究成果報告，2009年11月），對墓誌內容進行索引編目，只是引用書籍僅限上述兩書。
2、隋唐時期
隋唐時期，尤其是唐代墓誌數量激增，整理起來難度較大。很多唐代墓誌專書，都是作者按照自己的既定體例進行編排，往往造成一方墓誌在諸書中重複出現的現象。
就隋唐墓誌拓本整理而言，吳鋼等主編《隋唐五代墓誌彙編》30冊（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其主要收錄隋唐五代時期的墓誌拓本5000餘種，按搜藏地域和單位整理成冊，沒有錄文。從各卷地域名稱看，顯然還有很多省市的墓誌整理呈現空缺狀態。拓本附錄文或考證的整理，其主要代表作有：王其禕·周曉薇編著《隋代墓誌銘彙考》6冊（線裝書局，2007年），共收錄隋代墓誌643方；臺灣學者毛漢光主編《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18冊（中研院史語所，1984-1994年），收錄唐代墓誌1800余方。兩書皆每方墓誌有圖版、錄文和考釋，並列諸家著錄、跋尾等，堪稱上乘之作。但《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一書，安史之亂以後的唐代墓誌沒有進行整理。隋代碑誌編選組編《隋代碑誌百品》（新時代出版社，2002年）、許寶馴編10冊《隋唐墓誌百種》（上海書畫出版社，1995年）、袁道俊編著《唐代墓誌》（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隋唐墓誌精粹》（上海書畫出版社，2008年）、趙文成·趙君平編選《新出唐墓誌百種》（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這些書籍拓本的選擇，重在書法，對書法史的研究有重要價值，同時也給史學研究提供了重要文獻來源。
唐代墓誌錄文的整理其代表作有周紹良、趙超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2007年再版）、《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兩書共書收錄唐代墓誌錄文約5560方；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1-9輯）、《全唐文補遺》（千唐誌齋新藏專輯）、《全唐文補遺總目索引》（三秦出版社，1994年—2014年），該套書收錄唐代墓碑、墓誌約6370方（不包括經幢、造像題記、書劄等），墓誌占了絕大部分。兩書中重出墓誌眾多，學界也沒有進行系統的清理。
隋唐兩朝墓誌索引的整理，日本學者同樣走在了國內學者的前列。日本學者梶山智史編《隋代墓誌所在総合目錄》（《東アジア石刻研究》1號，38-73頁，2005年）收錄隋代墓誌483方；後來，作者又著《新出北朝隋代墓誌所在総合目錄（2006-2010年）》（《東アジア石刻研究》3號，97-117頁，2011年3月）收錄2006年至2010年間新發表和新發現的隋代墓誌121方，介紹其著錄狀況。日本學者氣賀澤保規編《新版唐代墓誌所在總和目錄》（東京汲古書院，2009年），本書在1997、2004年版《唐代墓誌所在總和目錄》的基礎上，再次增訂，收錄2008年以前公開發表的唐墓誌、墓誌蓋8737方，標注同一墓誌在《石刻題跋索引》、《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隋唐五代墓誌彙編》、《全唐文補遺》、《唐代墓誌彙編》、《新中國出土墓誌》等著作中的詳細出處。美國學者譚凱（Nicolas Tackett）編集《唐末至宋初墓誌目錄》（Tomb Epitaphs from the Tang-Song Transition）（自行刊印，2005年），收錄唐大中四年至宋咸平二年，即遼統和十七年（999）期間的墓誌和墓碑，著錄葬年、志主、注明拓片、錄文資料來源、有關考證和介紹、發掘報告等，末附墓誌錄文，是墓誌目錄加錄文的著作。
二
按照出土地域進行墓誌整理，是中古時期墓誌整理的又一重要範式。王素主編《新中國出土墓誌》便是其體例的典型代表。該書從1994年開始分省、分冊陸續出版，收錄1949年以來國內出土的歷代墓誌，但迄今只出版了陝西卷三卷6冊，河南卷三卷6冊，河北卷壹卷2冊，江蘇卷兩卷4冊、上海天津卷一卷2冊，北京卷一卷2冊，重慶卷一卷1冊，還有很多省份的整理工作沒有完成。該書既有拓本圖版，又有釋讀錄文，但考證研究相對不足。其餘很多大區域範圍內的石刻或墓誌整理都是只附圖版和簡單的介紹，沒有進行文字釋讀，如楊玉鈺主編20冊《中國西南地區歷代石刻彙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趙平主編10冊《中國西北地方歷代石刻彙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大體皆是如此。
按照省市區域進行的石刻整理數量極為龐大，從收集的相關著作來看，幾乎各省都進行過相關的工作，只是由於地域差異，數量參差不齊，因此整理出來的成果也就多少各異。即便東北的黑龍江，西南的雲南、西藏，東南的福建、廣東，西北的新疆都有相關的成果問世[26]。在這些地域中，墓誌最為集中的省份為河南、陝西、山西三省，因此這些省份的墓誌整理成果尤為耀眼。趙文成·趙君平編《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4冊、《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續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5冊，全部皆是彙集這三個地域近年新出土的墓誌1950余方，可惜只著錄圖版，沒有進行文字釋讀。
就各省而言，河南整理出來的墓誌成果尤為突出，如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編《千唐志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年），洛陽市文物工作隊編《洛陽出土歷代墓誌輯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李獻奇、郭引強編《洛陽新獲墓誌》（文物出版社，1996年），朱亮《洛陽出土北魏墓誌選編》（科學出版社，2001年），趙君平編《邙洛碑誌三百種》（中華書局，2004），楊作龍、趙水森編《洛陽新出墓誌釋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趙君平、趙文成編《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喬棟等編《洛陽新獲墓誌續編》（科學出版社，2008年），齊淵編《洛陽新見墓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齊運通編《洛陽新獲七朝墓誌》（中華書局，2012年），郭茂育、趙水森編《洛陽出土鴛鴦志輯錄》（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毛陽光、余扶危主編《洛陽流散唐代墓誌彙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陽博物館編《安陽墓誌選編》（科學出版社，2015年），等。再加上《新中國出土墓誌》中河南省的三卷6冊[27]，《全唐文補遺》千唐誌齋新藏專輯（三秦出版社，2006年），《隋唐五代墓誌彙編》河南卷1冊、洛陽卷15冊，河南一省的墓誌整理成果極為豐碩。從出版的時間來看，河南一省的墓誌整理顯然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本世紀更是加快了整理和出版速度，不過諸書之間重複著錄的墓誌也不在少數。正是因為河南，尤其是洛陽出土墓誌數量眾多，因此該地的墓誌目錄整理也就成為必要。河南省文物局、中原石刻藝術館編著《河南碑誌敘錄》二冊（中州古籍出版社，分別出版於1992年、1997年），本書意在將河南出土和傳世的現存碑誌全部收錄，是一部河南碑誌目錄提要。洛陽市文物管理局、洛陽市文物工作隊編《洛陽出土墓誌目錄》（朝華出版社，2001年），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編《洛陽出土墓誌目錄續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二書共收錄洛陽出土的墓誌5171方，上自東漢，下迄民國，漢至唐代的墓誌占了大部分。
陝西是墓誌出土的又一重鎮，這與其曾作為古都有關。陝西省的墓誌整理成果如《新中國出土墓誌》陝西三卷，共6冊[28]；《隋唐五代墓誌彙編》陝西卷4冊，都收錄了大量陝西地區出土的墓誌。西安碑林博物館也以館藏名義整理了諸如《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上、中、下三冊）（線裝書局，2007年）、《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續集》（上、下兩冊）（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其中也收錄了大量陝西地區出土的墓誌。張鴻傑主編“陝西金石文獻彙集”叢書，力圖編輯一部陝西省各地市的金石書籍，目前這套叢書從1990年至今已經出版了諸如《咸陽碑石》（三秦出版社，1990年），《安康碑石》（三秦出版社，1991年），《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華山碑石》（張江濤編著，三秦出版社，1995年），王忠信編《樓臺觀道教碑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鴛鴦七誌齋藏石》（趙力光編，三秦出版社，1995年），《漢中碑石》（陳顯遠編著，三秦出版社，1996年），《澄城碑石》（張進忠編著，三秦出版社，1997年），《重陽宮道教碑石》（劉兆鶴、王西平編注，三秦出版社，1998年），《潼關碑石》（劉蘭芳、張江濤編著，三秦出版社，1999年），《榆林碑石》（康蘭英等編著，三秦出版社，2003年），《戶縣碑刻》（劉兆鶴、吳敏霞主編，三秦出版社，2005年），《臨潼碑石》（趙康民、李小萍編著，三期出版社，2006年）等十幾地的碑石資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為墓誌資料，既公佈圖版，又有釋文、考證，有著較高的學術價值。西安市文物稽查隊編《西安新獲墓誌集萃》（文物出版社，2016年）則是最近出版的墓誌書籍，以“文物稽查隊”的名義編輯墓誌，顯示了當今盜掘的盛行。李慧主編《陝西石刻文獻目錄集存》（三秦出版社，1990年），收錄1949年以前發現和出土的歷代陝西石刻，編成目錄，大半為隋唐五代石刻。
山西是墓誌出土的又一重鎮，這一地域的墓誌整理也在逐步跟進。與河南省的墓誌整理不同，山西地區的墓誌整理同陝西相近，主要是以各地市的名義進行碑誌彙編。《隋唐五代墓誌彙編》山西卷1冊已經出版。秦海軒編纂《晉城金石志》（海潮出版社，1995年），崔正森、王志超著《五臺山碑文選注》（北嶽文藝出版社，1995年），李百勤著《河東出土墓誌錄》（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吳鈞編注《河東鹽池碑匯》（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王樹新主編《高平金石志》（中華書局，2004年），常福江主編《長治金石萃編》（山西春秋電子音像出版社，2006年）等，這些碑誌書籍中含有大量墓誌，拓本圖版與文字抄錄並舉，並簡要說明金石基本情況，有利於對山西省的墓誌情況有一定瞭解，但顯然，還有一些地市沒有完成金石資料的彙編工作。山西以省的名義進行的碑誌彙編，皆是屬於選編類，如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編《山西碑碣》（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孔富安編《山西古代石刻集萃》（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年）等，沒有對山西一省的碑誌進行系統整理。
在其它各省的墓誌整理中，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新疆一地，儘管地方偏遠，但是其整理工作並不落後，除《隋唐五代墓誌彙編》新疆卷1冊如期出版外，黃文弼整理的《高昌磚集》（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出版，1931年版，1951年增訂），整理出高昌國時期的磚誌。侯燦、吳美琳編著《吐魯番出土磚志集注》（巴蜀書社，2003年），收錄吐魯番出土的墓磚、墓誌共328通，既有圖版，又有釋文，文末還有注釋。這些磚志整理成果，對研究西域歷史有較高的文獻價值。
河北、北京、天津雖然在中古時期，離都城相對較遠，但是其出土的墓誌也不在少數[29]。《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北壹上、下2冊（文物出版社，2004年），《新中國出土墓誌》北京壹上、下2冊（文物出版社，2003年），《新中國出土墓誌》（上海、天津）上下2冊（文物出版社，2009年）皆已出版。吳鋼主編《隋唐五代墓誌彙編》也有河北卷1冊、北京附遼寧卷3冊、北京大學卷2冊，河北、北京、天津的整理成果也可謂豐碩。石永士等著《河北金石輯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對河北一省的金石更是進行了系統清理，收錄河北省金石3595種，以碑刻為主，附有拓片或照片，書末有河北全省金石目錄。其餘碑誌整理則按照地市進行，如楊少山主編《涿州碑銘墓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劉海文編著《宣化出土古代墓誌錄》（遠通出版社，2002年），侯璐主編《保定出土墓誌選注》（河北美術出版社，2003年），楊衛東、黃涿生主編《涿州貞石錄》（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鄧文華編著《景州金石》（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年），田國福主編《河間金石遺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等。顯然，就河北一省而言，各地市的墓誌整理也顯得參差不齊。
山東省的石刻整理則以曲阜和泰山為中心，以濟南為輔助。《新中國出土墓誌》迄今不見山東省的身影；《隋唐五代墓誌彙編》則是江蘇和山東兩地合一，出版墓誌1冊。總體而言，山東一地的碑誌整理是區域性進行的，宮衍興編《濟甯全漢碑》（齊魯書社，1990年），李正明、戴有奎主編《泰山石刻大全》（齊魯書社，1992年），張玉勝著《岱廟碑刻》（山東畫報出版社，1998年；考古書店，1999年），袁明英主編《泰山石刻》（中華書局，2007年）等，皆是收錄曲阜和泰山兩地碑刻，也包括一些墓誌。韓明祥編著《濟南歷代墓誌銘》（黃河出版社，2002年），專門搜集上世紀50年代以後在濟南出土的墓誌、塔銘等，是研究濟南、山東的第一手資料。駱承烈編《曲阜碑目輯錄》，（油印本，曲阜師範學院孔子研究室印，1981年），則是曲阜一地的碑目彙編。
江蘇省的墓誌整理，除上述與山東合作，已出版《隋唐五代墓誌彙編》江蘇山東卷1冊外，《新中國出土墓誌》江蘇壹·常熟卷上、下2冊（文物出版社，2006年），江蘇貳·南京卷上、下2冊（文物出版社，2014年）也順利出版。其餘江蘇省的碑誌整理，也是區域性的，如張曉旭著《蘇州碑刻》（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年）、性空主編《寒山寺碑刻集》（古吳軒出版社，2000年）、常熟市碑刻博物館編《常熟碑刻集》（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等。
浙江一地雖然在中古時期遠離中原王朝，其墓誌整理也沒有大部頭的資料彙編出版，但是也不乏地方特色。厲祖浩整理《越窯瓷墓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收錄瓷質墓誌89方，該批墓誌對研究越窯青瓷發展、古代墓誌形態變化都有較高價值。其餘按地市編輯的碑誌資料彙編，則沿襲傳統做法，或拓本附介紹，或拓本附錄文，或直接錄文。如章國慶編《寧波歷代碑碣墓誌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金柏東主編《溫州歷代碑刻集》（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衢州墓誌碑刻集錄》（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年），章國慶編著《天一閣明州碑林集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等。
甘肅省的碑誌整理也是按照地市進行，但是由於地域特色，在甘肅省的金石資料彙編中，墓誌並不占主流，如鄭炳林著《敦煌碑銘贊輯釋》（甘肅教育出版社，1992年），吳景山著《甘南藏族自治州金石錄》（甘肅人民出版社，2001年），王其英主編《武威金石錄》（蘭州大學出版社，2001年）等。其餘各省整理出來的墓誌成果相對較少，以墓誌為題者大致有貴州省博物館編《貴州省墓誌選集》（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陳柏泉編《江西出土墓誌選編》（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等。
總之，以地域為核心進行的墓誌整理，由於古代文化發展的差異，整理出來的墓誌數量地域之間差異極大；河南、陝西最多，其次山西、河北（包括北京、天津），再次江蘇、山東、浙江、新疆等地。反而離中原較近的湖北、安徽、湖南等地的墓誌整理成果相對較少，究竟是地域文化差異造成的，還是其它？個中原因值得深思。
三
館藏墓誌並不局限於一地出土，這也是將其單獨敘述的原因所在。民國時期，三大金石收藏家張鈁、于右任、李根源在解放後，其金石收藏皆捐贈給了政府，張鈁所藏後來成立了千唐志齋博物館，于右任的收藏捐贈給了西安碑林博物館，李根源的收藏由後人捐贈給政府，後來這批墓誌原石歸南京博物院收藏。因此，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部分館藏墓誌整理便與這三人有一定關係。張鈁所藏由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陽地區文管處編成《千唐誌齋藏誌》（文物出版社，1984年），該書收錄了張鈁千唐誌齋所藏墓誌1360余方，以唐代為主（1209方），為石刻精本圖錄。于右任所藏由趙力光編成《鴛鴦七誌齋藏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刊登了于右任“鴛鴦七誌齋”所收藏的漢至宋代石刻圖版三百多種。李根源的部分所藏，由其子李希泌編成《曲石精廬藏唐墓誌》（齊魯書社，1986年），收錄唐代墓誌93方。其餘館藏墓誌整理大體都是博物館或圖書館進行的。
西安碑林是我國規模最大的石刻博物館，高峽主編《西安碑林全集》（廣東經濟出版社，2000年）對其館藏石刻進行了系統清理，其第二部分“墓誌”類則刊登了其館藏墓誌八百種，為拓本圖版加介紹說明。與之相配套的是陳忠凱等編《西安碑林博物館藏碑刻總目提要》（線裝書局，2006年），書以《西安碑林全集》為底本，新增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2005年12月新獲藏石，全書收錄墓誌1053方，但只有提要介紹。2007年出版的《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收錄的則是1980-2006年12月期間西安碑林博物館入藏的墓誌381方，既有拓本圖版，也有錄文釋讀；2014年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續編》收錄的則是2007-2013年期間該博物館收藏的西魏至元代墓誌231種，編排體例也依照前書。這些書籍的出版，給我們展示了西安碑林博物館館藏墓誌的大致情況。
河南省千唐誌齋博物館是收藏唐代墓誌最多的一個博物館，其館藏誌石以及拓片的整理從建國後就開始了。1953年由北京石默齋出版的張鈁編《千石齋藏誌目錄》收錄其館藏墓誌1346件。隨著館藏的不斷增加，198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與洛陽地區文管處共同編著的《千唐誌齋藏誌》，共收錄西晉至民國時期的墓誌拓片1360件，志蓋拓本92件，但是沒有釋讀錄文。2006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由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千唐誌齋新藏專輯），該書收錄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千唐誌齋新收藏的墓誌600余方，惜只有錄文，沒有拓片來源介紹。2008年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三）千唐誌齋（壹），收錄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千唐誌齋新收藏墓誌350方，拓本、錄文和介紹並具，但與《全唐文補遺》（千唐誌齋新藏墓誌）多有重複，只是《新中國出土墓誌》多出拓本圖版部分，這也是其價值所在。西安碑林、河南千唐誌齋所藏墓誌中，中古時期墓誌占了相當大的比重。
其餘各省、地市的館藏墓誌出版者還有《遼寧省博物館藏碑誌精粹》（文物出版社，2000年）、袁道俊編南京博物院藏《唐代墓誌》（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年）、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曆代墓誌彙編》（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劉雨茂等編彭州博物館藏《李宗昉集北朝隋唐碑拓》（四川美術出版社，2010年）、胡戟·榮新江編《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等，皆對館藏墓誌做了系統清理，甚至一些著作對館藏墓誌做了錄文釋讀，如《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李宗昉集北朝隋唐碑拓》、《故宮博物院藏曆代墓誌彙編》等，皆是圖版、錄文兼具，其餘一些館藏碑誌書籍，雖然所收不全是墓誌，但也包含墓誌在內，如劉之光編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藏的《館藏石刻目》（今日中國出版社，1996年），《中國西南地區歷代石刻彙編》之雲南省博物館卷1冊、廣西博物館卷5冊（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俞苗榮、龔天力主編《紹興圖書館館藏地方碑拓選》（西泠印社出版社，2007年），李龍文編《蘭州碑林藏甘肅古代碑刻拓片菁華》（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2010年）等，諸書皆涵括中古時期的部分墓誌。
各省、市以及大學和研究機構圖書館也是墓誌的主要收藏地。北京圖書館（現改名國家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至1991年），該書收錄從戰國至民國時期的石刻拓本15687方，按時代順序編排成100冊，另編索引一冊，書中收錄大量的漢唐時期墓誌。1990年該館金石組又編輯《北京圖書館藏墓誌拓片目錄》（中華書局，1990年），共收錄館藏墓誌拓本4638方，以元代以前為主。這兩套書使我們對現今國家圖書館的館藏墓誌狀況有一個大致瞭解。在此基礎上，徐自強主編《北京圖書館藏北京石刻拓片目錄》（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年），則是地域性的石刻拓本目錄；王敏輯注《北京圖書館藏善拓題跋輯錄》（文物出版社，1990年4月），則是對館藏善拓題跋進行了彙集。
北京大學圖書館也是碑誌收藏的另一重要陣地。除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隋唐五代墓誌彙編》北京大學卷2冊外，胡海帆、湯燕等編《北京大學圖書館新藏金石拓本菁華》共收錄279種金石拓本，為1996年至2012年期間的館藏新品，“碑誌”為其中的一類。胡海帆、湯燕等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曆代墓誌拓片目錄》（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收錄了北京大學圖書館現藏的全部墓誌，共10194種，從漢代到民國時期均有，包括部分磚誌，以唐代為最大宗，達6000餘種，使我們對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墓誌拓本有一個大致把握。
其餘圖書館或研究機構所藏碑誌整理著作，如郭郁烈主編《西北民族大學圖書館于右任舊藏金石拓片精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石刻編年草目》（油印本，1957年），王鑫、程利主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墓誌拓片》（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浙江圖書館編輯部編《浙江圖書館藏浙江金石拓片目錄》（浙江圖書館線裝油印本，1982年）等。
海外大學或研究機構也紛紛整理來自中國大陸的古代墓誌。如日本學者中濱慎昭編《淑德大學書學文化ㄝンタ—藏中國石刻拓本目錄》（日本淑德大學出版社，2007年），裡面收錄了該大學所藏从北魏到中華民國的602方墓誌拓片目錄。其中，中古時期的墓誌有590方，并有少數為大陸所不見者。《日本京都大學藏中國歷代文字碑刻拓本彙編》（美國：克魯格出版社，2015年；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2016年）一書，共10冊，按斷代編排。饒宗頤主編：《唐宋墓誌：遠東學院藏拓片圖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1年）收錄法國遠東學院所藏唐宋墓誌拓片388件，其中唐代有370件，為整拓影印，無錄文。周欣平主編《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碑帖》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收錄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收藏中國古代善本碑帖和金石拓本2696種，分善本碑帖圖錄和總目提要2冊。中研院史語所佛教拓片研讀小組編《中研院史語所藏北魏紀年佛教石刻拓本目錄》（中研院史語所，2002年），本書整理、收錄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所藏北魏紀年佛教石刻拓片目錄254通，包括僧人的墓誌塔銘。
當今的館藏雖然以國家博物館、圖書館、研究單位為大宗，但仍存在少量的個人館藏墓誌，潘思源編《施蟄存北窗唐志選萃》（上海世紀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便是其代表，編者選取施先生北山樓所藏唐代墓誌之精粹260多件，編為是書出版。
四
近七十年來的墓誌整理成果突出，但也存一些問題。
第一是系統清理不夠
由於新墓誌的不斷出土，當今很多學者都在忙著“追新”，一是收集新出土墓誌拓本集結成書，以取得出版首發權，或新資料的刊佈權；二是利用新出土墓誌進行研究。我們在忙著追逐新墓誌的同時，也應該對以前的墓誌作系統清理。如《唐代墓誌彙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和《全唐文補遺》究竟有多少重出墓誌？日本學者氣賀澤保規所編《唐代墓誌所在總和目錄》，大體能夠看出同一方墓誌在諸書中的著錄情況，儘管該總和目錄引用書籍有限，但也都是學界使用率較高的文獻，故其學術價值不言自明。相較之下，國內學者的目錄索引編撰主要是按照出土時間、出土地點和館藏地進行的，唯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總目提要》做了相關方面的工作，但遺漏碑誌較多。這些目錄索引還存在一個共同問題，即我們從著錄的書籍中，有時不能確切地知道哪本著作是著錄的錄文、拓本圖版或題跋？而且著錄的書籍相對較少，這與相關墓誌考證或著錄書籍繁多有關。日本學界也主要是對六朝至唐代的有錄文或有拓本的墓誌編撰了索引，對一些僅存碑目或題跋的墓誌，沒人進行系統清理，而這部分史料對於歷史研究不能說毫無裨益。如《寶刻叢編》中有郭子儀的兩位夫人墓誌[30]，對研究郭子儀的婚姻有一定幫助；東莞將門臧氏，在《寶刻叢編》中也發現兩方亡佚碑誌，一是刻於開元十八年（730）、李邕撰並書的《臧懷亮碑》[31]，二是刻于大曆年間，元載撰，張璪分書的《臧希讓碑》[32]；這兩塊碑文，通過撰者、書者，可以發現唐代武將與社會文化名流或權臣之間的交往現象，或者說他們希望通過文化名流或權臣，來提高自身的身份地位心裡。故碑目對歷史研究仍然有所助益。題跋因為提供的資料資訊多於碑目，故文獻價值更高，更何況有的題跋還會有碑誌的節文。因此，對現有碑誌進行系統清理，顯得尤為必要。
第二、分類整理不夠
當今的墓誌整理，或按年代，或按地域，或按館藏，在整理形式上，或整理拓本成書，或拓本附錄文（有的還有考證或注釋），或專門整理錄文（有的也附以考證或注釋）成書，或編排目錄·題跋索引或墓誌提要，但少有對中古墓誌進行嚴格的分類整理。敦煌文書在分類整理上取得了豐碩成就，但中古墓誌則缺乏這樣一套行之有效的分類整理體系。
就現行的墓誌分類整理而言，書法界按書法標準進行的墓誌整理如趙際芳編著《墓誌書法百品》（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7年11月），收錄東晉至隋代墓誌100通，比較系統地展現了中國墓誌特別是北碑書法藝術和書體流變。許寶馴編《隋唐墓誌百種》10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5年10月）、《隋唐墓誌精粹》（上海書畫出版社，2008年）皆精選具有獨特風格和書、刻藝術水準的墓誌，代表隋唐書法水準、于書法史有重要價值。史學界如何提出一套有利於歷史研究的分類體系，從而對中古墓誌進行整理，也是當今學界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
第三是資料庫的建設不夠
如果說當今的很多傳統文獻，如二十四史和《通典》、《資治通鑒》等書籍都已經製成了可以檢索的電子書，那麼學界何時能夠將中古時期的墓誌，甚至整個中古時期的石刻資料都製作成電子書籍，且可以檢索，則當是學界的又一重要貢獻。
總之，近七十年來的中古時期墓誌整理，有成就，也存在不足。只有不斷地總結經驗教訓，大膽提出一些開創性想法，並借鑒相關學科的一些整理方法，才能將中古墓誌的整理穩步地向前推進。
註釋：
[①]馬立軍：《北朝墓誌研究史述論》，《國學研究》第27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68頁。
[②]〔明〕都穆編《吳下塚墓遺文》，《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9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
[③]〔明〕王行：《墓銘舉例》，《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40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
[④]如吳式芬：《金石匯目分編》，見《石刻史料新編新編》第一輯第2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顧燮光：《古志匯目》，見《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37冊；尹彭壽：《山左南北朝石刻存目》，見《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20冊。
[⑤]如《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25冊收錄的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武億：《授堂金石跋》、嚴可均：《鐵橋金石跋》等。
[⑥]如《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10冊收錄的翁方綱：《兩漢金石記》、汪鋆：《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11冊收錄的端方《陶齋藏石記》等。
[⑦]如劉喜海《金石苑》，參見《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9冊；張德容《二銘草堂金石聚》，參見《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3冊；陳涇《求古精舍金石圖》，參見《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7冊，但它們的圖版大多皆摹刻，而非拓本。
[⑧]如《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二冊收錄的牛運震《金石圖說》。
[⑨]如《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37冊收錄的陸雅浦《諸史碑銘目錄》。
[⑩]如《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8冊收錄的陸增祥《八瓊室金石祛尾》。
[11]如《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2冊收錄的黃本驥《古誌石華》、《古誌石華續編》。
[12]如《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18冊收錄的顧燮光《古誌新目初編》、《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37冊收錄的顧燮光《古誌匯目》，其按朝代編排，著錄古代墓誌的碑目。
[13]端方編《陶齋藏甎記》，《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11冊；黃瑞輯《台州金石錄》附甎錄五卷，《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15冊。
[14]如《石刻史料新編》第四輯第1冊收錄的羅振玉《海外貞瑉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6年；《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36冊收錄的羅振玉《三韓塚墓遺文目錄》等。
[15]楊殿珣編：《石刻題跋索引》，北京：商務印書館，1940年第1版。
[16]曾曉梅編著《碑刻文獻論著敘錄》，北京：線裝書局，2010年，見目錄。
[17]高橋繼男《中國石刻關係圖書目錄（1949-2007）》，收錄2007年前出版社中國石刻相關研究書目三千餘種，汲古書院，2009年。
[18]碑刻著作敘錄如曾曉梅編著《碑刻文獻論著敘錄》、高橋繼男《中國石刻關係圖書目錄（1949-2007）》；高橋繼男《中國石刻關係圖書目錄（2008-2012前半）稿》，汲古書院，2013年。
[19]國家圖書館善本金石組編《歷代石刻史料彙編》，輯錄民國和民國以前編印的金石志書（包括地方誌中的金石志）中的石刻文獻17000餘篇，上起先秦，下迄清末，既有秦磚漢瓦，又有碑碣墓誌，還有歷代金石學家對碑文進行的文字考釋。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後來，金石組又將該書斷代編成16冊，內容相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至2004年。
[20]《石刻史料新編》第一、二、三、四輯，本叢書彙集歷代石刻史料1095種，這是目前所見彙集歷代石刻文獻及研究論著的最大型叢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2006年。
[21]國家圖書館編：《地方金石志彙編》，收錄130余種地方金石志，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
[22]《中國墓誌精華》，中央公社論，1975年，其只挑選了一百方中國古代墓誌圖版，附解說。
[23]王鏞、李淼編《中國古代磚文》只是精選了戰國晚期至南北朝時期的磚文圖版，並附磚文錄文，沒有進行通史性的整理。知識出版社，1990年。
[24]《漢碑全集》第2冊第266頁。
[25]王遲遲：《漢魏六朝碑刻校注>未收石刻整理與研究——三國、兩晉及南朝時期》，西南大學2014年碩士論文；杜瑩：《漢魏六朝碑刻校注>未收北魏碑刻整理與研究》，西南大學2014年碩士論文；朱遂：《漢魏六朝碑刻校注>未收北齊北周碑刻輯補》，西南大學2014年碩士論文。
[26]王竟、滕瑞雲編著《黑龍江碑刻考錄》，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徐發蒼主編《曲靖石刻》，雲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張方玉主編《楚雄歷代碑刻》，雲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李方桂、柯蔚南著《古代西藏碑文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李方桂全集》第九《古代西藏碑文研究》，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謝佐等編著《青海金石錄》，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何丙仲編纂《廈門碑誌彙編》，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4年。譚棣華等編《廣東碑刻集》，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冼劍民、陳鴻鈞編《廣州碑刻集》，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新疆省的整理以磚志為主，將在後面詳述。
[27]《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壹、貳，兩卷共4冊，河南三（千唐誌齋·壹）上下兩冊，文物出版社，分別出版於1994年、2002年、2008年。
[28]《新中國出土墓誌》陝西壹、貳、三，各兩卷，文物出版社，2000年、2003年、2015年分別出版。
[29]之所以將三地歸為一個地域，是因為北京、天津在中古時期屬於河北地域。
[30]〔宋〕陳思纂輯《寶刻叢編》卷8《唐霍國夫人王氏碑》，王氏，郭子儀之妻，碑以大曆十三年（778）立，21a；《寶刻叢編》卷8《唐郭子儀夫人涼國李氏碑》，大曆三年（768）五月立，18a。《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24冊。
[31]《寶刻叢編》卷一○18a，《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24冊。
[32]《寶刻叢編》卷七16b，《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24冊。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