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流派简史

思想史永不过时，“难道我们会比老祖宗更聪明吗？”本篇简单地介绍经济思想史上那些最主要的经济学流派。可能和一般的流派划分有一丢丢区别，别吵，各有理解就OK。

重商主义

一般认为现代经济学始于1776年的亚当·斯密发表奠基之作《国富论》。在此之前，没有人认为经济学或市场是学者的研究对象。并不是他们没有关注经济问题，只是他们没有以任何系统或连贯的方式思考这个问题。这只是无数商人、政府官员和记者的即兴直觉和政策建议。

人们通常把1776年以前的时期称为“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这不是一个连贯的思想流派，而是关于提高税收、黄金价值和走势以及各国如何争夺国际商业和殖民地的各种想法的大杂烩。大多是贸易保护主义者（Protectionist），“有战争意识”，而且争论都是比较随意的。

有很多人反对重商主义学说，特别是在法国和苏格兰的思想家（例如皮埃尔·德·布瓦吉尔伯特、弗朗斯瓦·魁奈、雅克·杜尔哥和大卫·休谟）。

古典学派

欧洲的启蒙时代（The Enlightenment era，18世纪中期）带来了一种新的科学探究精神。思想家们开始寻求将科学原理不仅应用于物理世界，还应用于人类社会。本着艾萨克·牛顿爵士“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law of gravity）来解释自然力的相互作用和物质世界的运行方式的精神，启蒙思想家们开始试图发现人类相互作用的“定律”，以解释人类社会的运行方式。经济——交换、价格、市场——是人类互动的一个领域，似乎可以通过科学研究发现市场运作的“规律”。

这项工作的基础始于18世纪中期，法国和苏格兰的启蒙思想家对重商主义的方法及其结论都感到不满。苏格兰哲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年）中首次认真尝试系统研究和寻找市场中的“规律”。他没有把所有事情都做对，但至少他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大门。正因如此，亚当·斯密通常被视为“经济学之父”。

斯密理论的追随者通常被称为经济学的“古典学派”（Classical School）。至少在19世纪上半叶，他们主导了经济学思想。这里最重要的人物可能是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一位出生于荷兰的伦敦股票经纪人，他可能是这一批人中最系统的思想家。李嘉图将斯密的思想和主张的“初稿”变成了一个连贯、清晰和严谨的理论。它成为19世纪的主流思想流派，尤其是在英国。

因此，古典学派有时也被称为“李嘉图学派”或“英国学派”。卡尔·马克思把他的经济分析建立在李嘉图的理论基础上。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通常被认为是古典学派传统的一部分。

历史学派

在19世纪，对古典学派的主要挑战来自“历史”学派（Historical school）。历史决定论者主要集中在德国，他们不相信任何经济理论可以跨越时间，也不会在不同的社会和制度背景下保持正确。因此，他们建议经济学家应该停止试图阐明经济理论的一般原则，而是追求纯粹的归纳和实证分析方法。

总的来说，历史学派局限于描述经济安排的历史和制度细节和事实，以及解读在大量经济数据中发现的模式。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有一个分支，被称为美国“制度主义”学派，其中托斯丹·凡勃伦可能是最著名的倡导者。

新古典学派

1871年，经济学界发起了所谓的“边际革命”（Marginalist Revolution）。三位经济学家——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英国）、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奥地利）和里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法国）——各自独立地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理论，完全抛弃了古典经济学的李嘉图中心原则。

这个新理论正是我们非常熟悉并在本课程中一直使用的“供求”理论。“边际主义”学派通常也被称为“新古典主义”学派（The Neoclassical school）。新古典主义学派内部包含许多变体（“马歇尔派”、“瓦尔拉斯派”、“奥地利派”、“斯德哥尔摩派”等），但它们都具有相同的基本理论原则。

新古典学派设法迅速取代古典学派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学派。但它也发现自己成了制度主义挑战者的新目标。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世界基本上（并且非常痛苦地）分为新古典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较小的马克思主义者（古典学派的最后残余）紧随其后。

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主义者彻底战胜了制度主义者。这是通过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的兴起实现的，计量经济学是一种新的统计工具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计量经济学允许新古典主义者最终用经济数据来检验他们的理论。这消除了旧制度主义者的指责，即新古典理论家只是在凭空编织蜘蛛网。随着新古典主义现在能够将理论和实证工作结合起来，纯粹的数据挖掘制度主义方法（被新古典主义谴责为无脑的“没有理论的测量”）的吸引力下降了。

新古典学派一直延续到今天，可以被视为经济学的“主流”或“正统”理论。我们在经济学这门课中看到的大部分是新古典经济学。

凯恩斯学派

尽管赶走了制度主义者，但新古典主义者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没有理由高兴起来。世界陷入了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他们无法解释大萧条是如何发生的，也不知道如何解决。他们唯一建议的是让价格自行调整。价格被允许调整，但是失业率一直在上升。

剑桥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其1936年的经典著作《通论》（The General Theory）中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来解释经济中的整体现象，而新古典理论在这一领域一直难以解释。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并没有取代新古典理论。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原则仍然正确。但凯恩斯认为它是不完整的。

新古典主义仍然擅长解释市场、价格、生产和分配等“微观层面”的现象，但不擅长解释整个经济中的“宏观层面”的现象，如GDP、通胀和失业率。因此，需要一个更“一般的理论”（因此得名），一个在微观层面保留新古典主义，但在宏观层面提出一套新原则的理论。

凯恩斯革命不仅对经济学，也对现实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政府与经济之间关系的整个观念已经改变。这些变化中的许多已经在进行中，但凯恩斯为它们提供了理论基础。正如一位美国参议员所言，“我们知道（新古典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的）是糟糕的政策。现在我们知道这也是一种糟糕的经济学。”

战后几年（1945年至1970年）经济世界沿着两条轨道向前发展：在微观经济学领域，新古典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在宏观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占主导地位。大多数经济学家乐于在不同的背景下阐述这两种理论。但一些经济学家对这种安排感到不安。他们觉得这些理论并不真正兼容，存在重叠和矛盾的地方，因此继续走“双轨”是要求经济学家过有点精神分裂的生活。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为调和微观层面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和宏观层面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将两条轨道简化为“一条路”进行了多种努力。这些努力既大胆又富有想象力，同时也引发了争议。

一个被称为“剑桥学派”（the Cambridge school，由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领导）的团体提议彻底抛弃所有新古典理论，实际上恢复旧古典理论来解释经济的“微观层面”，因为它似乎更符合凯恩斯理论。

另一个被称为芝加哥学派（或“货币主义者”，Monetarist）的团体（由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领导）提议彻底抛弃凯恩斯理论，让新古典主义再次接管宏观领域。

夹在中间的是“综合学派”（The Synthesis school，由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倡导，特别是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詹姆士·托宾（James Tobin）、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 ）等）。综合学派经济学家试图消除分歧，认为没有必要走极端或抛弃任何东西，他们试图证明凯恩斯主义思想实际上是如何从新古典主义原则中推导出来的，因而是兼容的。

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来临，争论变得更加激烈，各方变得更加棘手和尖锐。但最终的决定因素不是各自的论点，而是经济现实的干扰。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著名的“滞胀”（stagflation）（高失业率加上高通胀率），这是一种令人惊讶的宏观现象，无法用凯恩斯理论解释。毕竟，凯恩斯理论认为通货膨胀是由紧张的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大规模失业应该伴随着价格通缩，而不是通胀。

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现实削弱了主张凯恩斯理论的吸引力。综合学派学者感到尴尬，罗宾逊的剑桥学派则退回剑桥，而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者则感觉自己被证明是正确的，大放异彩。

货币主义学派

20世纪70年代滞胀时期货币主义的“胜利”既短暂又持久。在永恒的战线上，它无疑彻底改变了学术思维，似乎使经济学脱离了“双轨”，并将其简化为一种理论：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在许多美国大学中，一种特别原教旨主义的货币主义流派（有时被称为“新古典”学派（The New Classical school），不幸的是，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名字）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一直断断续续地成为一股强大的理论力量。新古典学派由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和其在芝加哥大学的同行领导。它几乎不能容忍凯恩斯主义思想，并从其分析中删除了大部分凯恩斯主义的痕迹。

更宽松的货币主义者（有时被称为新凯恩斯学派，New Keynesians）试图在宏观层面为一些凯恩斯主义思想腾出空间，尽管他们的理论工具几乎完全是新古典主义的，只是在某些地方做了一些调整。像新古典主义一样，他们认为新古典主义是正确的，你所要做的就是允许价格调整，市场会解决一切问题。不同的是，新凯恩斯主义者承认有时价格是“粘性的”（sticky），即价格不会调整，或者调整得不够快。这可能是因为垄断条件、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缺陷、错误、政府干预不力或愚蠢的监管。这些现实世界的不完美可能会阻止价格体系正常运转并阻止调整，从而导致长期失业。因此，建议政府采取一定程度的积极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并帮助经济更快地过渡到稳定状态可能是切实可行的。

新凯恩斯学派不是教条主义者，更不是以任何地方为中心。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等广受欢迎的经济学家经常被列入其中，尽管我不确定他们是否会欢迎这个标签。

经济学的未来？

尽管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旧凯恩斯主义在学术界失去了很多地位，但它并没有被取代。大多数旧凯恩斯主义者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坚决反对货币主义的入侵，他们的理论仍然是主要教科书中的内容，仍然在所有大学（可能除了芝加哥）讲授，仍然是政策制定者的主要手册。

凯恩斯主义经久不衰的原因是，一旦滞胀的20世纪70年代结束，货币主义者（及其子变体）就会陷入他们的前辈在20世纪30年代遇到的同样困境：新古典理论在解释总体宏观现象方面仍然相当糟糕。他们不知道如何解释持续失业等问题，也没有多少或根本没有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那些通常不会被迫做出真正政策决定的研究型大学经济学教授来说，这可能不值得担心。在微观和宏观层面都适用的单一连贯理论在智力上的满足感比它在现实中的表现更重要。但是那些试图解释真实现象的经济学家，那些被要求根据真实现象制定政策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手册仍然是唯一的一本。

这并不是说货币主义没有产生政策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在里根和撒切尔执政初期，货币主义政策提案曾经被采用过。但它们很快被弃用了，而旧的凯恩斯主义手册被重新启用。货币主义者确实给了凯恩斯主义者当头一棒，迫使他们在得出结论时更加小心谨慎。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一些货币主义（新凯恩斯主义）政策图腾，如“通胀目标制”（inflation-targeting），继续得到提倡，并偶尔被采纳。

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可能成为一个分水岭，不仅对经济政策如此，对经济理论也是如此。旧凯恩斯主义的信心无疑已大幅提升，“谨慎”的政策方法被抛到了窗外，而毫不掩饰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建议——美联储作为流动性泵、国会刺激方案——成为了焦点。这场危机将如何影响经济理论的发展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毫无疑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盛行的旧的学术“停火”似乎即将被打破，指责的矛头指向了新古典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小伙伴新凯恩斯主义者），因为他们在过去几十年里让经济学走上了一条失败的学术弯路，在解释这场危机时和其他危机一样倒霉。如果这最终演变成一场更大的学术争论，那将非常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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