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3日,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世界环境史》海外名师系列讲座第二季第五讲举办,在本次讲座中,主讲人阿列克谢·克莱科夫斯基(Alexei Kraikovski)结合他即将出版的专著,介绍了近二十年俄国海洋环境史研究的成果。他指出,俄国18世纪的海洋资源开发涉及三项政府性活动:获得帝国特许权的垄断公司发展了俄国捕鲸业;政府试图取代传统的欧洲及亚洲船只,开展自己能掌控的渔业和货运,最后就是西化改革导致的海鲜消费促使俄国渔民研发新型鱼类加工技术、开发渔业新品种。此外,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在建造圣彼得堡时,创建了“另一个阿姆斯特丹”。作为海洋大都市,这个蓬勃发展的西化的新消费中心是这个复杂故事的枢纽。通过改变社会与海洋环境之间的关系,俄国试图将自身转变为海洋强国,认识这一点对于进一步发展全球海洋史研究中的“海洋性”(maritimity)概念具有重要意义。
阿列克谢·克莱科夫斯基(Alexei Kraikovski)阿列克谢·克莱科夫斯基(Alexei Kraikovski),现为意大利热那亚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2000年他毕业于圣彼得堡欧洲大学(EUSP),曾任该校副教授,2017年任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研究大学(HSE)艺术与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环境与技术史实验室高级研究员,2020年起兼任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是俄国海洋史。参与撰写的环境史英文著作有《被开发的海洋:海洋环境史的新方向》(The Exploited Seas: New Directions for Marine Environmental History,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01)、《“制造”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Making, Volume I: Explaining, Springer, 2016)、《河流的消失与复现:城市与河流关系的再探》(Rivers Lost, Rivers Regained:Rethinking City-River Relations, Pitts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7)等。 一、内容简介:研究课题与审视“历史共识” 今日要讲的核心论点出自本人的新作《另一个阿姆斯特丹》(Another Amsterdam)(对于《另一个阿姆斯特丹》的标题,阿列克谢·克莱科夫斯基教授表示他特别选用了彼得大帝曾许的一个承诺。彼得大帝说,“设若天假我以年,圣彼得堡会变成另一个阿姆斯特丹”。《另一个阿姆斯特丹》这部书就是在试图解释彼得大帝的那句话,还有17世纪后期圣彼得堡成为另一个阿姆斯特丹意味几何。),该书有望在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我的研究重心在于以下问题:大陆帝国是怎样的?它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转为海洋帝国?某一国家被认为转向海洋国家时,通常是想要表达什么?这多少有点老生常谈。近十年,俄国各个区域的海洋捕捞史的研究成果也很多。但我的创新之处是:尝试将多样的分散研究整合起来,置于一种海洋视角下开展整体性考察。这个研究的时段为18世纪,一段沙俄历史上的艰难时期。最后,我会对这一过程进行归纳。本研究旨在推动俄国海洋问题研究,因为目前俄国学界的研究聚焦在海军势力范围、军舰发展史、海军发展史和战争史。海军相关的研究被列为重中之重,甚至被视作复杂的海洋开发问题研究的唯一面向。 研究课题将从三方面展开:一是沙俄势力扩张至北极地区的斯匹次卑尔根岛(Spitsbergen),并在此开展一系列的捕鲸行动;二是政府尝试在俄国发展起现代欧洲商船制造业。这与政府把控的海军舰船制造业的故事截然不同;三是沙皇俄国的新都——圣彼得堡的发展问题。1703年,圣彼得堡在波罗的海(Baltic Sea)滨建成。要成为一个海洋大都市,圣彼得堡不得不复制维也纳(Vienna)、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伦敦(London)等现代早期港口大都市的模型。考察视角也将不再局限于地理学和建筑学,而是更加关注船舶使用、海洋利用和海洋自然资源消耗。人类社会与海洋环境之间的历史关系也在海洋环境史的维度上得以书写。 海洋环境史诞生于二十多年前,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有幸参与了大型国际项目——海洋生物种群历史研究项目(HMAP),致力于国际海洋生物普查计划(Census of Marine Life/CoML)。这一全球合作的项目旨在以某种方式评估世界海洋的状况、了解海洋动态、预见人类应该如何进一步地开发海洋并厘清历史上消逝的海洋要素。在过去的18个月里,海洋生物种群历史研究项目不断地发展壮大,现已拥有100名历史学者、考古学家和海洋科学家,致力于16项专题研究。美国私人基金会——艾尔弗·斯隆基金会(The Alfred P. Sloan Foundation)资助了该项目。我们小组负责以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为中心的涉海空间,某种程度上也包括了波罗的海芬兰湾(Gulf of Finland)。之后我们小组也参与了黑海和亚速海项目的一些研究,但主要研究精力仍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所关联的海域。海洋生物种群历史研究项目也是我海洋环境史研究经历的开端。正式开始工作后,我们小组发现:尽管历史上俄罗斯渔业发达是众所周知的不争事实,历史文献中的记载更是比比皆是,但却少有文字对其进行专门讨论。一般就只略微提及那些经验丰富、人尽皆知的俄国远北部(far north)海洋哺乳动物的猎手以及在远征斯匹次卑尔根岛等有关北极事务上游刃有余的爱斯基摩人(Eskimo)。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传统记述基于对先前研究文献的一些重复。在档案工作的第一年之后,我们发现了档案里的非常奇怪的现象,这实际上成为我研究的起点。 当我们小组开始研究远北地区的传统渔业时,发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有同事问道:“俄国人为什么不捕杀鲸鱼?”。远北的人都捕杀鲸鱼,但貌似俄国人是个例外;“18世纪沙皇俄国渔业的走向是什么?”现看到的文件都是17世纪和19世纪的,独独缺了18世纪。看来18世纪应该是发生了大的动荡,新规也在那个时段诞生。所以18世纪到底发生过什么?“使用欧式船只存在着哪些问题?”。历史文件显示了俄国人更乐意使用他们过去几个世纪里用的传统船只。当沙皇政府试图迫使让民众改换用欧式船只时,俄国人软磨硬泡地拒绝这样做;“为什么俄国人拒绝采用荷兰人的鲱鱼保鲜技术?”。荷兰鲱鱼可是其商贸网里的最著名的产品,一向以高质量闻名于世。从历史文件的记述里能知晓,俄国人在白海(White Sea)捕获到一定数量的鲱鱼后,依旧使用俄式传统保鲜技术。这项传统技术非常差,会严重影响鲱鱼的品质,可俄国人还是选择了坚持使用。俄国人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他们不改换更先进的技术? 我开始逐一自问上述问题,深入研究有关档案。最终全部解释都聚焦于了一点:“海洋大都市”(maritime metropolis)。沙皇俄国就是或者至少可以被视为两个实际上分离的帝国:一个是罗曼诺夫家族的大陆帝国,另一个是圣彼得堡的冰雪及海洋帝国,就像我们可以把波士顿的海洋帝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分开谈论一样。不过,圣彼得堡同时作为两大帝国的中心是一种巧合,毕竟帝国的地域类型不同。从地理上讲,圣彼得堡的海洋帝国与罗曼诺夫家族的大陆帝国的势力范围并不一致。尽管这两个帝国共存且互通,但本研究立足于圣彼得堡的海洋帝国,而非罗曼诺夫家族的大陆帝国。在海洋帝国的视角里,圣彼得堡是决策中心(decision-making center)。无论是在斯匹次卑尔根岛,还是在波罗的海的某个地方发生的事,决策地无一不是圣彼得堡。此外,圣彼得堡还是消费中心。在远海,渔民捕鱼并保鲜、屠鲸、杀海象等等,最后的实际消费地也是在圣彼得堡。造成这一局面,完全是因为圣彼得堡想让远海的捕手们这样做。圣彼得堡还是资源集散中心。它负责分配资源,不仅有货币资源、金融资源,还有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等资源。圣彼得堡有能力吸引国外专家,然后再统一将专家们分配到远北。反之亦然。最后,圣彼得堡还是战略中心,社会精英在此构建并分享未来图景。人类该如何前进?该做些什么?未来的世界该是什么样的? 一般而言,面对开发捕鲸业或是船舶制造等实际问题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处理:一是物质性的可视化的事物,即捕杀鲸鱼这一可见事实;二是要基于大量想象的事物,此点的重要程度不输于前一点。为什么人类要走上屠鲸之路?成为捕鲸者后,生活会有什么改变?我们的国度是捕鲸的国度,为什么屠鲸对国家的重要性是种植棉花、树木等其他物所代替不了的?为什么杀的是鲸鱼而不是海豹?由此圣彼得堡构建的对未来的想象成为变革的驱动力。在论证圣彼得堡作为海洋帝国扩张中心的重要性以及在海洋帝国中的不断成长时,这一点应始终被牢记。
图11697年9月28日,彼得大帝访问了位于泰瑟尔岛(Texel)的捕鲸船队,那支船队当时刚从斯匹次卑尔根岛满载而归。他所看到的情景,可以从阿道夫·范德兰(Adolf van der Laan)的版画中窥见一二:船只,远洋船队,还有岸边的人。岸边的人极有可能就是船载货物的所有者,船的归来对其而言是可观的利润和繁荣的到来。沙皇彼得一世参观了船只,目睹了这里的一切,看到了捕鲸的“战果”。众所周知,1697年是斯匹次卑尔根岛捕鲸的丰年,也是斯匹次卑尔根岛捕鲸史上最多产的一年。沙皇见到捕鲸者的时候,他们个个兴高采烈,口里讲述着这不可思议的成功。这一幕太震撼了,沙皇一定会记忆犹深,它也成了日后沙皇坚持在俄国发展捕鲸业的根基。事实上,18世纪斯匹次卑尔根岛的捕鲸业整体上呈现衰败的态势。即便如此,对沙皇而言也无关紧要了,因为他亲眼目睹了捕鲸业到底有多成功。而他的改革主要就是基于他的视觉印象,这份视觉真实转化成了政治决策的基础。 沙皇汲取的第二部分经验来自他所参与的造船业。传统的造船技术有二:一种为阿姆斯特丹所使用的。即建造时从船底开始,先完成船底构建(“外壳优先”);另一种为鹿特丹所使用的。即先搭建船的骨架(“龙骨优先”)。无论哪种,都是实践出真知。沙皇在图像绘制技术那里碰了壁。如何使得实际船舶与造船图纸相一致?荷兰垄断着造船技术。若是想在俄国本土上造船,就需要雇佣荷兰的造船师。而将造船图纸带回俄国,让当地技工依照图样造船不大可行。因此,沙皇甚至决心自创一套图像绘制系统。不过很难说荷兰工匠画是什么新型船,那是17世纪30年代伦勃朗(Rembrandt)画作里就有的船。那群荷兰造船师画的船,在阿姆斯特丹海事博物馆里全能看到。但彼得大帝始终坚持着他的宏图大略,现代造船业对建设海洋大都市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一点是鲱鱼和牡蛎的案例。阿姆斯特丹作为消费中心蓬勃发展,一大表现就是当地的鱼产品消费和贸易。荷兰鲱鱼产业也是工业的一部分。鲱鱼从海里捕捞上来后会送到岸上加工处理,最后送到餐桌上被消费。不仅平民百姓消费鲱鱼,一些高端宴会也会选择鲱鱼作为菜品。鲱鱼捕捞接近尾声的时候,地方精英还会举办盛宴,举杯同庆造船业和渔业为之带来的可观利润。这让沙皇陷入深思:海洋大都市里的人是怎样做到持续进步的?他们怎么吃?他们都在吃些什么?牡蛎由此也成为至关重要的内容。妓女们的工作之一就是为客人们处理牡蛎,这实际上也是工业的一部分。吃牡蛎是妓院文化的一个方面(被认为是壮阳的)。沙皇“大出使团”的随行人员很多都十分年轻且充满活力,他们在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驻留时,了解到食用牡蛎的经验。由此牡蛎将精英消费和消遣消费联系在一起,不仅是日常饮食的组成部分,更是高端盛宴的组成部分,还是作为消遣的一部分。 四、三段故事:鲸脂垄断、船舶货运、鲱鱼与牡蛎 从以上三点出发,我们用三个故事来理解俄国海洋事业的发展。首先是远征斯匹次卑尔根岛发展捕鲸业。1703-1768年间,沙俄政府陆续建立了多家垄断公司(表1)。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公司为帝国精英所把控(特别还有缅希科夫这类宠臣),拥有海洋哺乳动物脂肪开发与贸易的垄断权。垄断贸易让这些公司赚得盆满钵满,它们有义务拿出部分盈利投资给捕鲸业。故而,垄断公司常年要与斯匹次卑尔根岛的猎手们打交道。(表2)传统猎手的嗜好是杀海象,而非屠鲸。处理海洋哺乳动物,猎手们也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方法。总之,让这样一群人放弃杀海象转而屠鲸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整个18世纪,沙俄政府都在试图逼迫他们转行去捕鲸。18世纪末时,政府找猎人们问话:“为什么你们不屠鲸?要做什么你们才肯去屠鲸?”。对方回答道:“不屠鲸是因为无利可图。但杀海象、海豹就不一样了,小成本投资,获利也相对可观。而且捕捞地点就在白海,不需要到大西洋深处,危险程度也低了很多。因此,要想让我们屠鲸,方法只有一个:重金之下,必有勇夫”。猎手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自然条件与经济理论的深度联系,而圣彼得堡的帝国精英们是理解不了的。因为帝国精英们想象的基础是一种对“外国的印象”,一种基于他们想象的外国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