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河北地区的暖与冷

忽然想起宋代与河北有关的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

北宋政府为了从百姓身上更便捷、更强力地汲取财富，对包括食盐在内的多种日常生活必需品实施朝廷专卖政策，百姓只能吃政府控制下的高价盐。但河北地区是个例外，还存在着盐业自由市场，民众可以吃到民间商人贩卖的低价盐。宋仁宗时代，朝廷开支越来越大，终于有人钉上了河北，建议朝廷禁掉当地的盐业自由市场，改由官府专卖经营，以增加财政收入。

这项建议遭到了谏官余靖的极力反对。他上奏说：

臣尝痛燕蓟之地，陷入契丹几百年，而民忘南顾心者，大率契丹之法简易，盐麴俱贱，科役不烦故也。昔太祖推恩河朔，故许通商。今若榷之，价必腾踊，民苟怀怨，悔将何及。河朔土多盐卤，小民税地不生五谷，惟刮卤煎盐以纳二税，禁之必至逃亡。盐价若高，犯法亦众，边民怨望，非国之福，乞且仍旧通商。

 

北宋的河北地区是与辽国交界的边境地带。余靖说，燕蓟之地被契丹占领了近百年，那里的百姓早已没有回归中原王朝的念头，主因是契丹的律法简易，契丹的盐价低贱，契丹的劳役征发不频繁。本朝太祖皇帝正是因为看到了边境对面的契丹百姓日子过得不错，过得比边境这边的大宋百姓要好，想要抵消这种对比造成的政治被动，才特许河朔地区的百姓自由通商，特许他们从民间商人那里购买低价食盐。朝廷现在如果在河北地区搞食盐专卖，盐价必定蹭蹭蹭往上涨，河北地区的百姓一定会对朝廷心生怨恨。加上河北地区土地贫瘠，农耕出产不足，很多百姓要靠着制盐卖盐过日子。如果将内陆普遍实施的食盐专卖政策推广到河北地区，百姓必然活不下去，必然缴纳不起给朝廷的二税，必然会有百姓逃亡，必然会有百姓铤而走险去贩卖私盐。让边境地区百姓对朝廷心生怨念，将他们逼至犯法与逃亡的地步，绝非朝廷之福。

余靖的言下之意，是河北乃宋辽边境地带，针对当地的政策必须先算政治账，不能只算经济账。北宋政府在河北边境地区实施与内陆全然不同的食盐政策，是为了与辽国比拼体制优越性。内陆百姓逃无可逃，自然可以逼着他们去吃朝廷控制下的高价盐，以提升朝廷的财政收入；但河北地区与辽国交界，当地百姓的生活状况会被拿来与对面辽国百姓做直观对比，如果两边的生活水准相差太远，当地百姓是会用脚投票逃亡去辽国的。在河北，要让当地百姓感受到朝廷的温暖，不能让他们心冷。毕竟，如果政治账亏了，经济账再漂亮也没意义。

第二件事。

北宋时代，宋辽边境地区的雄州、定州、保州、广信军一带，生活着一批特殊民众，唤做“两属户”，也叫“两输户”。顾名思义，这些百姓既属于北宋，也属于辽国；他们既要向北宋输送租赋劳役，也要向辽国输送租赋劳役。

这批特殊百姓的存在，与宋、辽两国签订和平条约后不愿再因边界问题激化冲突有直接关系。但两属与两输，并不意味着这批特殊百姓的日子过得比普通百姓要差。相反，因为同时属于北宋与辽国，他们常常可以享受到更多的优待政策。据《宋会要辑稿》记载：

自端拱初，蠲其(两属户)租税，而虏人复征之。朝廷恐其人情外向，于是复使岁纳马椿火牛草以系属之，缘此各为两属。

可知自宋太宗端拱年间开始，为了彰显北宋政府的施政宽仁与制度优越，北宋长期未向“两属户”征收田税，只摊派差役。后来考虑到辽国还在向“两属户”征收赋税，如果北宋一直不征收，可能会导致“两属户”产生错觉，以为自己只归辽国管辖，忘了自己也是北宋的子民，于是北宋政府又象征性地恢复了对“两属户”的田税征收，以维系其“北宋子民”的认同感。

就北宋方面的资料来看，除象征性的田赋正税外，“两属地”百姓承担的杂税很少，差役也常能够得到减免。如宋仁宗天圣六年，免了雄州归信、容城两县特殊百姓的“衙前军将”差役，理由是衙前差役是很可怕的东西，北宋内陆百姓听到就头疼，谁被摊派上谁就大概率要阶层暴跌乃至倾家荡产。边境地区的特殊百姓一听到朝廷要给他们摊派衙前差役,“即逃入北界，深为不便”，既征不到劳役，又会造成很不好的政治影响，不如就不再摊派了。后来在宋仁宗庆历年间，朝廷又下诏免去了整个河北“两属户”的差役。

此外，遇到灾年时，“两属地”特殊百姓得到的救济也往往多于北宋内陆普通百姓。宋神宗熙宁九年，雄州发生灾荒，北宋与辽国均向“两属户”进行了赈济。宋徽宗时，雄州再次发生灾荒，当地“两属户”请求政府免除赋税，雄州太守没有应允，结果被邻近的瀛洲太守王汉之痛骂“雄州规小利，失大体，万一契丹蠲之，为朝廷羞”——责备雄州政府只算小的经济账，不算大的政治账；如果辽国免除“两属户”的赋税，而雄州地方政府不肯免除，岂不是在政治上给北宋朝廷抹黑。

因为有上述各种特殊温暖，“两属地”百姓虽然受到许多限制（如不能自由迁徙至他处），其人口规模却没有萎缩，反在激增——宋神宗元丰年间，雄州的两属户数量是5000余户，至宋徽宗崇宁年间已增至16900余户。这个增速不是人口正常生育所能达成，可知两属之地在不断吸引人口流入。

第三件事。

1125年，北宋联金灭辽后，收回了燕云十六州的一部分。随即，北宋政府将内陆盐法一并移植了过来。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在辽国统治时代，当地“每贯四百文得盐一百二十斤”，也就是11.6文钱可以买到1斤盐；北宋接收该地后，启动食盐专卖政策，“每斤至二百五十文足，或二百八十文足”，将盐价提升到了250-280文钱一斤，足足是之前的20余倍。

至此，河北地区百姓终于吃上了朝廷的高价盐。至此，余靖当年担忧的燕云人心变冷，也成为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