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迟云飞
湘军能够出现，跟近代湖南的地理和人文环境是分不开的，本文详述了湖南人的若干传统，以及湖南在晚清的新变，有助于大家理解湘军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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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与近代史
他本是文官，以匡时救世宰相自许，却因军功而位极人臣；他本要驱除西来异教，扫荡异端邪说，却主动学习西方技艺，更主动派出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他挽救了大清王朝，却又促使清王朝衰落……
他就是曾国藩。
一般人都知道，是曾国藩率领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挽救了清王朝，成为所谓“同治中兴”名臣。但是历史绝不只是如此简单。
晚清曾国藩的崛起，不仅是他一个人的事，而是导致了一群人、一个集团、一种政治势力的兴起。而这一政治势力的崛起对晚清政治甚至民国以后的政治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曾国藩的崛起是一个民间集团的崛起
不仅如此，曾国藩那一代人的活动及其思想转折，还意味中国知识人或中国的社会精英安身立命的信念及追求的重大转折。
晚清政治的很多事情，都可以从曾国藩那里找到它的源头。而近代以来湖南人才之盛，冠绝神州，曾国藩和湘军的崛起也是源头。所以，曾国藩绝对是个值得重视的人物。
曾国藩，1811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县（其出生地今属双峰县，属娄底市；原湘乡归湘潭市管辖），字伯涵，号涤生。
曾国藩的祖上是一个小康之家。他的祖父曾玉屏，据说年轻时游手好闲，中年后一改旧习，艰苦经营，使家业蒸蒸日上。当然，曾玉屏恐怕也只是湘乡那个偏僻地方的小财主。
曾玉屏早年荒废了学业，自己没有机会参加科举考试，于是将希望寄托在长子曾麟书也就是曾国藩的父亲身上，但是曾麟书屡试不中，直到四十三岁才考中秀才。
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代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曾国藩身上。曾国藩二十二岁（1833）考中秀才，二十三岁考中举人。1838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爆发前的两年，二十七岁的曾国藩考中了进士，从此开始了他的坎坷仕途。
湘军崛起之根本因素
每个人的禀赋、性情及其抱负，都要受他青少年时期周围环境的影响。这里面，有他的父母、亲友、老师、区域文化环境……曾国藩也不例外。
这里我们要谈的是湖湘文化环境的影响。
湖南省东南西三面，都是大山，北面虽与湖北接壤，许多地方却又被洞庭湖和长江隔开。湖南境内也是群山连绵，平地少见。农田被山河分割成一个个小块。这与华北平原、长江下游平原及东北平原大不一样。
曾国藩在一首小诗里生动地描写了他家乡的环境：
高嵋山下是侬家，岁岁年年斗物华。
老柏有情还忆我，夭桃无语自开花。
几回南国思红豆，曾记西风浣碧纱。
最是故园难忘处，待莺亭畔路三叉。[1]
清代湖南的经济发展
三面环山，一面又阻于水，这样的地理环境，在古代落后的交通条件下，与外界的联系是很不方便的。因此，古代的湖南原是个闭塞、落后的地方，与周围的省份比如江西和湖北相比，湖南的开发要晚一些，文化也比较落后。
然而，到了清中叶以后，情形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于洞庭湖区土地资源的开发，大量的土地被开垦，使粮食生产大大增加，不但本地区食用有余，还大量向外省销售。
过去民间流传“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苏指江苏苏州，湖指浙江湖州，都在江南太湖流域，是所谓“鱼米之乡”。清中叶又增加了“湖广熟，天下足”，这则谚语甚至出现在康熙帝的上谕里。
清初湖南没有设省，湖广总督兼辖湖南与湖北，到清中叶，湖南才分省设巡抚，但湖广总督一直兼辖湖南。因此所谓“湖广”不是指湖南和广东，而是指两湖。“湖广熟”，主要是指洞庭湖周围和江汉平原农业丰收。
不但农业，湖南的手工业和采矿业也在迅速发展。“湘绣”天下闻名，现在湖南的湘绣研究所还是外国旅游者来长沙时经常参观之地。湖南多有色金属矿，清代开始开采，小铁矿、小煤窑也很多。
湘绣之鬅针绣
湖南的经济迅速发展，使其缩小了与先进地区的差距。随着经济的进步，湖南的文化也在迅速发展，湖南的读书人开始崭露头角。命运好像在向曾国藩招手。
湖南人倔强勇悍的性格
人们常说，北方人剽悍，南方人文弱。但同是南方，又自不同。自江西的赣江流域往西，其民风与江南（江浙）大不一样。相对而言，这些地方的人民比之江南人民要勇悍粗犷得多。
湖南多山，山区的民众性情多朴实剽悍。湖南又开发较晚，居民多为移民，加上与当地苗、瑶、侗、土家等少数民族联姻融合，养成了勇悍、坚韧、好胜、刻苦的性格，也颇有偏狭、任性、蛮干的民风。
历代史书和方志中对湖南人的这种性格记述非常之多，如“劲直任气”“其俗好勇”“刚劲勇悍”等，不胜枚举。大凡湖南人认定一件事，就会拼命去做，成败利钝在所不计，甚至掉了脑袋也在所不惜。
近代政治家兼学者章士钊[2]曾说：
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1
另一位清末民初的革命家宋教仁[3]说：
湖南之民族，坚强忍耐，富于敢死排外性质之民族也。2
这种民风对曾国藩和他的兄弟们的影响几乎随处可见。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勤劳、刻苦、粗豪、急躁、敢斗，就是典型的湖南人的性格。曾国藩常说的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然后徐图自强，曾国藩之弟曾国荃作战的蛮横，都与湖南的民风有关。
但是，湖南民风的勇悍蛮横又与北方人不同。北方人身材高大，勇武剽悍，但是直率朴实，少有心计，而湖南人不同，湖南人勇悍却又很有城府。
政治家、军事家既要勇敢又需要用心机、谋略，湖南人正好有这种性格。当然，这种性格在文化不发达、无天下国家观念的时候，只能用于私斗，而不能用于大事。湖南人敢斗、能吃苦的这种性格，很适合做军人。
湖南人的性格，决定了他们可能天生就是好军人，如果一个湖南人还有文化、有机谋，那他可能天生就是个军事家。
讲理学又讲经世的湖南读书人
湖南读书人治学的经世特点至少可以追溯到宋代。在宋代，对湖南读书人影响深远的是一位来自外乡的张栻先生和历史悠久的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创建于北宋初，经过几代学者的苦心经营，成为宋代有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南宋时期，张栻先生主讲岳麓书院。
张栻生于四川绵竹，他的父亲张浚是与岳飞同时的著名将领，主张抗金、志在收复中原，曾任宰相。张栻二十七岁拜讲学于湖南衡山的著名学者胡宏为师，学成后长期主持岳麓书院，对岳麓书院的发展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理学兴于宋，湖南学者在理学中自成一派，后世学者称之为“湖湘学派”。湖湘学派的创始人为胡宏，但集大成者是张栻。当时张栻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
儒家讲究正心诚意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略来说，其中前半讲的是自我道德修养，或者叫内圣的功夫，后半讲的是经世，也可以叫作外王的功夫，也有人把它区分为义理和事功。
在传统儒家，这两种功夫是不可分的。比如孔老夫子，既是学者和教育家，又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不辞辛苦地率弟子周游列国，其目的之一就是游说各国国君，希望能够施展自己的治国才干和政治抱负。
但是，到了宋明的许多理学家那里，却只强调做内省的功夫，只讲内圣，把治国平天下的功夫抛弃了。
可是湖湘学派有个特点，就是这两种功夫都要讲，一样也不能丢。胡宏和张栻都强调不仅要研求性理，而且一定要讲求实际，凡事身体力行。岳麓书院的学生，就是经世和力行的具体实践者。
在南宋和金的征战中，不少岳麓书院培养的学生成为著名将领。南宋末年，元兵大举南下进攻长沙，湖南安抚使李芾率军民坚守。岳麓书院与潭州州学、湘西书院的学生数百人荷戈登城，参加保卫战，这场悲壮惨烈的战斗持续了半年之久，最后城破，这些学生全部殉难，湖湘学派也因之中绝。
湖湘学派虽然因为它的传人殉难而中断，但是义理和经世并重的传统并未中断，一直是湖南读书人的传统。
元朝建立并稳定统治以后，恢复了岳麓书院，义理和经世并重的传统就由岳麓书院代代相传。并且，因为湖南民风的影响，湖南读书人也有一种豪侠、敢斗、敢拼、重义而轻生命的性格。
岳麓书院是湖湘学派大本营
湖南读书人虽有这样的特点，但是因为湖南文化落后，宋以后直到明末清初的王船山以前，湖南读书人在全国还没有多大的影响。
清代前期，考据学盛行。考据学又称汉学，从事考据学的学者整理、考订古代典籍和史事，对文化学术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考据学有两个非常大的弱点，一是脱离政治，脱离现实，一是流于烦琐。如果少部分读书人做这种功夫，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如果大家都去做这一门学问，不去研究现实，那就大大的不妙。
但是湖南读书人的学风截然不同。他们仍是一面研究理学，一面讲求经世致用。换句话说，就是一面做内省也即自身道德修养的功夫，一面研究治国所需要的政治、军事、财政等各方面的知识，对考据学不大感兴趣。
因为考据学的弱点，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已走向衰落，而讲求经世致用的、研究实际学问的经世派渐渐兴起。
初时经世派知识分子著名的有湖南陶澍、贺长龄、魏源，福建林则徐，浙江龚自珍，安徽姚莹、包世臣，而以湖南籍和安徽籍为多。
湖南除上述三人外，比较著名的还有汤鹏和贺长龄之弟贺熙龄等。对社会思潮有广泛影响的是魏源。对当时读书人风气影响很大的《皇朝经世文编》，就是贺长龄邀魏源编辑的。这一代经世派的核心，是既任高官又有学问与操守的陶澍和林则徐。
曾国藩就是在这种学风、气氛下成长的。而曾国藩与其他湘军领袖胡林翼、左宗棠等，正是陶澍、林则徐的后辈，他们继承了前辈讲求实际、研究实际学问、敢于任事的精神。
我们不妨说，曾、胡、左等既是陶澍等第一代经世派的继承人，也是在陶澍等人的培养、熏陶和影响下成长的。最初陶澍等人是他们的榜样和模范，但是由于他们面临新的时代和新的问题，所以曾、左、胡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前辈。
这两代经世派，笔者以为也可分作两种情况。一类是陶澍、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他们长于政务，但思想仍受理学的束缚。
另一类以魏源为代表。魏源学术上宗今文经学，长于议论，他高倡“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又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4]这种大胆透彻的议论，理学经世派一般不会有。
今文经世大胆疾呼变，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而理学经世偏于重视实际实用，较难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
不过，今文经世派如魏源和浙江人龚自珍，都属思想家类型，长于议论而短于政务，所以他们的官做得都不大。
这两代湖南经世派都非常有抱负，他们很多人生活在普通民众中间，深知民间疾苦，了解社会弊病，可能比扯旗造反的洪秀全更清楚。
当然，他们更愿意在现行的体制之内解决这些弊病和问题，而不是像洪秀全那样，一旦科举不中，光宗耀祖的梦做不成，就揭竿造反，自己做皇帝。
湖南偏僻而在清代才获得较大发展；湖南人强悍好斗；湖南读书人讲求义理，注重经世致用。
曾国藩就是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成长的。
注释：
[1]《岁暮杂感十首》，《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 1986年版，第 76页。
[2]章士钊：《刘霖生先生七十寿序》，载饶怀民编《刘揆一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第 326页。
[3]宋教仁：《呜呼湖南与端方》，载郭汉民编《宋教仁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第
11页。
[4]《默觚》《筹鹾篇》《魏源集》，中华书局 1983年版，第48、4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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