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片放逐法：背不起雅典暴民政治的这口大锅

公元前5世纪早期，在熙熙攘攘的公民大会广场上，一排通过抽签选出的雅典审核员，正在紧张地清点每个候选人得到的票数。这些人中的一位，即将获得被流放十年的命运。比较，在整个古希腊世界，流放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公共政策。

但在历史教科书里，这种流放制度的非理性一面被放大。如果我们仔细回顾一下这种政策的历史根源，就会发现：这远非精英政客们所谓的“暴民政治”，而是在具体时代背景下维系城邦稳定的安全阀。

希腊世界的流放和流亡传统

俄狄浦斯王的流亡，来源于历史上古代部族的传统在王以欣教授的《古希腊英雄故事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在很多古希腊和拉丁人城邦，以及其他的印欧部族的神话中，都有非常经典的弃子母题，那就是流放或者抛弃作为城邦灾星的被诅咒者。

比如长相及其丑陋的人，或国王、王子，以驱逐或者牺牲他们的方式，来起到疫情减轻、灾祸消失。类似风俗成为了古希腊人城邦制度中流放贵族的传统基础。

迈锡尼文明末期的海上民族大迁徙，导致了古希腊人的大流散在神话背后的真实历史。在青铜时代末期，迈锡尼文明在海上蛮族入侵的压力下，一部分人退入伯罗奔尼撒的阿卡迪亚地区。另一部分人扬帆出海，漂泊到了小亚细亚西海岸、塞浦路斯、中东的巴勒斯坦乃至埃及地区。

在固有的流放传统基础上，这一波希腊人口的大流散以史诗的方式，被保留在俄狄浦斯王、玻耳修斯、奥德修斯之子、提修斯、狄俄尼索斯等人的传奇故事里，漂泊的王子和消逝的故国成为了希腊人永恒的乡愁。

激烈的政治变革和政治流放风潮

在黑暗时代过后，希腊世界终于在公元前8世纪逐渐走出阴霾，能以之前的定居点、宗教中心和部族聚居地为基础，一个个城邦开始出现。与之相伴的，是希腊世界的政治生态从君主制-贵族制-僭主制的变化。

在古风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军事战术的演进，逐渐由单一的君主制向着贵族制演变。大体上看，政治制度中国王的权利整体呈下降和稀释的趋势，具体表现为科林斯的末代君主被杀害，王族成员被流放到斯巴达、科西拉等地；而雅典的末代君主科德鲁斯在抵抗多利亚人入侵的战斗中殉国后，君主制遭到了实际上的罢黜，取而代之的是3个执政官，王族成员成为了3个执政官之一。而随着贵族实力的增长，执政官的任期从终身缩短为10年，最后缩到1年；而执政官的人数也由3人增加为9人，王族仅仅是其中一员。

在希腊城邦中罕见保留君主的斯巴达，王族也是以退为进，将2个国王降格为30长老成员，以这种方式逃避了被罢黜的命运，以及在军事、宗教和裁判上的权力。与之类似，在其他的希腊城邦里，国王的头衔其实最后成为了贵族执政官的称号，君主制基本上被贵族制或者寡头制所取代。

除君主与贵族间的明争暗斗，社会中其他成员间的关系也在激烈变化。随着海外殖民的开展、重步兵作战方式的逐步完善，以手工商业致富者在经济上并不输于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贵族，而公民重步兵所代表的集体战术，正在展现出比英雄单打独斗更高的战争效率，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对于旧贵族垄断政权和大量土地感到不满。

在这样的背景下，古希腊僭主以篡位的形式登上了政治舞台。一批通过非合法手段攫取城邦权力、笼络平民对抗贵族的独裁者上台了。这些人往往打扮成公民利益的维护者，一般是借助军功、体育赛会赢得民心，或者是利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多利亚征服者和之前的古代遗民间的矛盾起事，比如阿尔戈斯的裴东、雅典的庇西特拉图、西锡安的克里斯提尼、萨摩斯的波利克拉特斯等人。

而且能通过鼓励工商业发展、减免人民债务、奖励文化事业的方式扩大民意基本盘，用各种温和或者激进的方式抑制贵族的权利

复仇与引入外敌

由于三种政体的迭代斗争激烈，而希腊本土的各种资源相对有限，每一轮内部斗争都会产生一群失败者。为了缓解城邦的紧张氛围和经济形势，城邦的做法一般是主动流放失败者，或者是礼送失败者离开。如果这些人能安心前往海外开扩殖民地，对于母邦的威胁其实不大。

但很多流亡者热衷于希腊式内斗，以愚公移山的执着对抗本国政敌，乃至让让子孙继承遗志。

比如萨摩斯统治者波利克拉特斯,曾经派自己的反对者组成先遣队，协助波斯入侵埃及。但是这些武装流民不甘心就此执行任务，反而回家乡攻打自己反对的统治者，在再次战败后又前往斯巴达求援。

由于僭主家族之间有互相通婚或者交还人质的关系，所以即使僭主和他们的支持者战败。他们也可以从盟友那里得到军队，对母国的政敌反攻倒算。

内斗失败者甚至会前往吕底亚、埃及、巴比伦等东方大国的宫廷游说或者服务，从这些大国那里得到更充足的政治资源，然后威胁母国。

总体来看，经过这样的权利游戏，有的城邦会出现零和博弈的局面。斗争各方一无所获后，一个缺乏背景的野心家会出来收拾全局，或者是引来外邦的致命干预，造成国运衰败。内斗对于小国寡民的城邦及其容易造成致命内伤。

公元前6世纪，僭主时代进入末期。希腊本土的僭主政权大都被反僭主、畏惧政体颠覆的斯巴达所干预，或者被各自城邦的敌人推翻。

但在波斯控制下的小亚细亚西海岸希腊城邦，依旧处于波斯扶植的僭主的统治下。而且希腊本土的流亡僭主、内战失败者也纷纷前往波斯宫廷游说，煽动波斯对希腊的大举武力干预。比如雅典的希庇亚斯、斯巴达的废王德拉图玛斯就是如此。

因此，在希腊文化的语境中，僭主逐步出现了负面的意味。人们将僭主与潜在的外邦干预、波斯入侵联系在一起。而当斯巴达与雅典矛盾缓和，开始了一系列反波斯的外交合作后，流亡政客引来的波斯入侵逐渐成为了雅典国家的大患。

事实证明，在伊奥尼亚大起义和希波战争中，希腊世界既出现了列奥尼达这样的勇士，也给波斯大王贡献了各种各样的带路党。他们或者为波斯舰队指引航道，或者为波斯大军开城门、提供给养，甚至如底比斯一样和希腊同胞大打出手。

对于政治流亡者的温和处置

由于流亡者的怀恨在心和兴风作浪，迫使所有的古希腊执政者反思：如何避免将内斗变成零和游戏？流亡者对于本国的潜在威胁是悬在所有统治者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对于城邦内的动荡，除贵族们的轮流执政、对百姓象征性和实质性的惠民政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将一些重大事物的决定权交给百姓。请他们参与到最终决策中，从而稳固自己的执政基础。

在历史大背景和城邦发展的小背景下，权利意识日益增强的雅典公民。历经了僭主统治崩溃，斯巴达干预内政，波斯的外交讹诈，以及马拉松之战的政局跌宕后，在公元前488年左右，根据出土的陶片遗迹和亚里士多德的文字记载。他们第一次实行陶片放逐法：依据一人一票的原则，选出最有可能复辟僭主、威胁民主的人，在收集到超过6000张有效选票（约相当于雅典公民数的20%，是雅典通过重要政策的基础）之后，统计得票最高的姓名，并将得票最多者放逐10年，以确保其党羽和他们的领袖分开。

由于古代希腊是口头社会，一旦首脑和党羽分开在两地，那么基本上意味着政党的势力大减。不只是雅典，叙拉古的民主政治时代也有类似原理的橄榄叶放逐法，以驱逐潜在的独裁者。

同时，城邦吸取之前对流亡者极端惩处导致报复的教训。为避免彻底逼反被放逐者，被放逐者的财富和公民权会得以保留，以保住流亡者对于城邦的归属感，并在国家需要时应征回国服务，以防止流亡者彻底导向敌国。

从结果看，这次流放的阿里斯提德斯、克珊提伯斯、卡利阿斯都没有走向城邦的对立面。而且在7-8年后的第二次希波战争中，阿里斯提德斯还有克珊提伯斯，都英勇地加入了保家卫国的行列。其中阿里斯提德斯曾经为一个不识字的公民，在放逐陶片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原因是普通公民厌倦了政治谣言和政客的名声，已经听够了阿里斯提德斯作为“正义之士”的盛名。

但在萨拉米斯海战前夕，阿里斯提德斯依旧响应雅典政府号召，回到了希腊联军驻地。他不计前嫌地与放逐了自己的地米斯托克利合作，并用带来的情报促使地米斯托克利和其他希腊将领坚定迎战决心。在海战的最后关头，带兵斩杀了驻扎在萨拉米思近海海岛上的波斯不死军，为战争的最后胜利画上了句号。而在地米斯托克利在被流放、辗转来到了波斯大王的宫廷之后，在最后关头也避免了和祖国的兵戎相见；而被流放的克蒙，虽然无法亲自参与塔纳格拉战役，但是依旧鼓励自己的朋友去参战。

有人认为，以雅典放逐制度为代表的流放政策导致了政局动荡。但在放逐政策实行的整整一个世纪里，只有10人遭到相似待遇、流亡者的基本权益没有受到侵害，除个别人外都没有兴风作浪。

虽然被放逐的英雄人物有着高风亮节，但是流放与古希腊文化人本精神、伸张个性的特征是相矛盾的。在崇尚竞争、追求优秀的文化氛围下，众人将公民中最优秀者视为神明，而神明是不受法律节制的。

因此，古希腊人觉得应该被逐出城邦之外，从而将人们对优越者的嫉妒给制度化。这就和抽签制度一样，再完善也会因为人情因素而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民主天注定：古代雅典选举中的抽签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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