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广泛地比较“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那为何在近代，日本努力成为强国成功了，而中国的努力失败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和日本对西方的冲击和挑战所抱有的态度和采取的对策不同。
总体而言，中国对西方的态度是排斥的。在政治上想摆脱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条约对中国主权的限制，赶走西方势力。在文化上也尽力抵制西方的影响，致力于将在中央政权软弱时西方所施加的影响清除出去。只是愿意引进西方的技术和利用西方的思想并“中国化”。而日本则在思想文化上积极拥抱西方，而在政治上同样想摆脱西方的干预和限制。因而在对策上，中国是不放弃自己的文化主体，而吸收认为有利于改进自我的西方成份，张之洞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鲁迅所谓“拿来主义”；而日本则愿意放弃自己的文化主体，愿意融入到西方文化和体系中去，福泽谕吉所谓“脱亚入欧”。
体现在变革举措上，日本“明治维新”的变革是全方位的，思想、制度和器物层面渐次推进。以思想变革为先导，制度和器物变革紧随其后。明治天皇《五条御誓文》第四条：“破除旧有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第五条：“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业”，表达了抛弃旧的思想文化，全力向西方学习的决心。
1871年，明治维新第三年，日本派出了由46名官员组成的庞大的使团，历时一年零九个月，对欧美12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军备等多方面进行了详尽考察。包括会见各国政要，观摩议会，参观工厂、学校和军营。而清朝是在1905年，30多年后才派出五个大臣出国考察，时间还不到半年。比日本的重视程度明显相差甚远。
考察团回国后，提出“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随后，日本全面引进西方的文化和制度，像西方一样兴建工厂，修建铁路，兴办学校，建立新的陆海军。大量译介西方书笔籍，高薪聘请西方的教师和专业人士。通过废藩置县，政府组织改革、最终以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为标志，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在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实力大为提高。
而中国对西方的吸收则是不情愿的和被动的，有限的和有选择性的。最先是只想在器物层面改改，就搞了“洋务运动”，举办工厂和加强军备。结果与日本一交手，被打败了，才想效仿日本，从制度入手搞了“戊戌变法”，又失败了。后来还是不行，就搞预备立宪。结果也没搞成，爆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后，所谓的“共和”政体也不灵，又才想到从思想上搞新文化运动。这就与明治维新不同，中国这三个层面的次序是完全搞反了，先器物后制度最后才是思想文化。而且三个层面是在不同时区段搞的，不同步不协同，效果就不好。
再加上体量的影响。中国对西方吸收得少，体量又大；而日本对西方融入的程度深，又小得多，自然两者的效果就相差悬殊了。
日本向西方积极学习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与它是文化的追随者有关。历史上，日本是中国的学生，引进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后来与西方接触后，发现西方是更好的老师，就比较容易弃旧迎新，“脱亚入欧”实际就是“脱中入欧”。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提出，“不应犹豫等待邻国之开明而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方文明之国共进退”。
而中国是文化的原创地，历史悠久。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一向有优越感，自以为中国是天下的文化中心，其它地方都是蛮夷。从当老师转为当学生，心理上就很难接受。加之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惰性也大。中国没法“脱中入欧”，只能“改中入欧”。这个就比日本难得多。
2018年12月14日
江上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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