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的名称并不陌生。但是，如同许多“二、三流作家”一样，他们在文学史论著中，常被安排在次要的陪衬地位，很少被当作重点研究的对象。因此，在关于他们的政治态度、创作倾向、艺术风格和历史贡献等方面，存在着不少模糊失真之点和解释不确之处。本文想就“七子”的评价问题，提出一些看法，目的在于使“七子”的面貌更加真确清晰一些而已。
一 “七子”的政治态度
关于“七子”的政治态度，论者常指出这样两点来：第一，孔融“政治态度与其他六人不同，他和曹操有矛盾，终于被杀。”[1]第二，“王粲等人则都依附曹操。”[2]这种观点相当普遍，解放后新编的几部文学史以及有关建安文学的论著，几乎都持此说。然而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至少是不够全面、不够确切的。事实上，无论孔融还是王粲等六人，他们的政治态度都不能作如此简单的概括。
孔融“政治上是曹操的反对派”[3]，这话只说对了一半。首先，从孔融的全部生涯来看，他固然曾经反对过曹操，但也曾拥戴过曹操；而且细考起来，拥曹的时间比反曹的时间长得多。
孔融在灵帝末曾被司徒杨赐、大将军何进所辟，当时曹操亦在洛为典军校尉，两人关系如何，史无明纪。初平、兴平间，融转出为北海相，曹操在兖州一带，两人也似乎没有什么交往。建安元年，融为袁谭所攻，值曹操迎献帝都许，征融为将作大臣，两人复聚于许，从此就开始了关系密切的时期。融在朝中，初与曹操相当接近，政治上明显地持合作态度。当时袁绍、刘表相结为盟，南北夹击曹操，这是曹操政治上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而孔融曾上《崇国防疏》，指斥刘表“桀逆放恣，所为不轨”，事在建安四年[4]。此外，孔融今存不少对曹操的称美文字。如王朗自会稽败后，流寓东南，融作书招之，书中有“曹公辅政，思贤并立，策书屡下，殷勤款至”等语，此是建安三年事。又如《六言诗》三首，写“郭李纷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减去厨膳甘肥，群僚率从祈祈，虽得体禄常饥，念我苦寒心悲”，对曹操的感戴溢于言表。自内容观之，诗当作于建安初。有人指此诗为伪，然而并无什么根据，不过是因后来孔融的被杀而作的逆推之词[5]。再如《与曹公论盛孝章书》，其中有“惟公匡复汉室，宗社将绝，又能正之”等语，并且将曹操比作齐桓公。此书写作时间，据书中“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为始满，融又过二”句，知时在建安九年[6]。这些事实材料，都表明孔融于建安初到许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拥戴曹操的。
孔融与曹操关系之恶化始于何时呢？据《后汉书》本传的记载，是以曹丕纳袁熙妻甄氏为发端。其时孔融致书曹操，谓“武王伐封，以妲己赐周公”，此后才陆续有其他简慢之辞，如《与曹公书啁征乌桓》、《难曹公表制酒禁书》等。曹丕纳甄氏事在建安九年八月，我们将这一记载同《与曹公论盛孝章书》也作于此年一事结合起来看，即可知道孔、曹龃龉的发生，不会早于是年。如此说来，孔融是在五十二岁时亦即在他被杀前四年，方与曹操交恶的。就以建安元年入许后起算，他与曹操交好的时间也达九年之久，交恶只不过四年而已。可见，笼统地给他贴上一个政治反对派的标签，是不尽符合史实的。
其次，孔、曹交恶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也还有必要再作研究。孔融后来反对曹操，无疑有政治原因，《后汉书》本传所说的“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这当是确实的。然而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那就是孔融同曹操性格上的磨擦。这是一个非政治性的原因，但其重要性实不下于前者。
关于孔融的性格，可以用迂腐、疏狂来加以概括。说他迂腐，是因为他虽“幼有异才”，“性好学，博涉多该览”，学问自很丰富，辞章亦颇可观，然而他在实际政务上却并没有多少才干。他是当过多年郡国长官的，而他的作为，就是表显儒术、举荐贤良、优礼“德行之士”而已。当时黄巾军兴，他曾两次与战，两次皆北，只好求救于军事上也不怎样高明的刘备。后来袁谭来攻，他所部士卒仅余数百，居然不去部署军务，仍隐几读书不止。从这些事实看，孔融就是一介腐儒，所以范晔为他作传时也给了“才疏意广，迄无成功”的评语。说他疏狂，是因为他出身名门，是孔子二十世孙，又自幼誉满清流，养成了自视甚高、桀骜不驯的脾性。孔融的历史表明，他同一些权贵实力人物，向来都处不融洽。在洛时他曾受杨赐之命，奉谒去贺何进由河南尹升任大将军，因何进未及时接见，他就夺谒还府，投劾而去，惹得何进发怒，派了剑客要去追杀他。后来他在北海，又同虎踞河北的袁绍结了怨，终于兵戎相见。此类事件，就他这方面言，主要是桀骜狂诞的性格，使他不受容于人，弄得老是碰壁、到处磨擦。
孔融的这种性格特点，同样也表现在与曹操的关系中。史载他在曹操那里经常“发辞偏宕，多致乖忤”（《后汉书》本传）而我们细察这些“偏宕”“乖忤”事实的具体内容，则可以发现，并非每一件都含有很强的政治意味。如他的《难曹公表制禁酒书》，实在带有很大的谐谑性质。曹操为节约粮食禁酒，他偏反对，说是“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饮千钟，无以成其圣。且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也。”这岂是在作政治性争论？即使是那篇颇尖锐的“武王伐封，以妲己赐周公”的书信，也只是比较放肆的调侃而已，而且书中既比曹氏父子为武王、周公，也就很难再把它引申到政治上反对的意思上去。又《与曹公啁征乌桓书》，虽然涉及到曹操的一件重大政治军事行动，但他的“啁”，并非根本反对的意思，只是说那是小题大作而已。对于孔融的这些表现，我以为用性格狂放来解释，更加切合事实一些。其实，真正怀有政治图谋的人，倒不一定如此放肆外露，如董承、伏完、刘备等曾经阴谋图操的人，他们在曹操面前就是不露声色、态度非常温谨的。
关于孔融与曹操交恶一事的原因，前人早就明确指出过。张璠《汉纪》就认为：“是时天下草创，曹、袁之权未分，融所建明，不识时务。又天性气爽，颇推平生之意，狎侮太祖。……太祖外虽宽容，而内不能平。”这里所说的“不识时务”“天性气爽”“狎侮”，正是孔融性格上的迂腐、疏狂；而“外虽宽容”“内不能平”，则是曹操性格上的忌刻。可见矛盾的发生、激化，孔、曹两方面都不完全出于政治上的敌意。不难设想，作为一代雄杰的曹操，处在霸业尚未巩固的阶段，对孔融这种有损自己威望的、近于胡闹的“狎侮”行为，是无法忍受的；加上他本来嫌忌之心甚重，终于动了杀机。
为了“狎侮”一类非政治性原因而被曹操杀了的，孔融之外还有数人，他们是许攸、娄圭、崔琰。被杀的具体原因，许攸是“自恃勋劳，时与太祖相戏，每在席，不自限齐，至呼太祖小字……”（《魏略》）；娄圭是当曹操与诸子出游时，他说了句“此家父子，如今日为乐也”的讥讽话；崔琰则是因为有一句话被曹操误解为“意指不逊”，初被罚后又“辞色不挠”。许、娄是曹操的老朋友[7]，崔是曹操的得力部下[8]，三人在政治上都是曹氏的积极支持者，他们的死，当然也只能主要从个人关系上去解释。对此，陈寿在《魏志·崔琰传》中是这样处理的：他把三人与孔融相提并论，说“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而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这里指出孔、许、娄三人都是“恃旧不虔见诛”，堪称切要之论。
同孔融性格接近、结局也相似的还有一个祢衡。在文学史上，他也常被说成是曹操政治上的反对者。其实，祢衡起初是通过孔融的介绍推荐，来投奔曹操的，这有今存《荐祢衡疏》为证，可以肯定他并无什么政治上的敌对情绪。只是他那狂简怪诞的性格，一开始就闹得曹操本人及其周围官员们很难堪，终被遣送到荆州去；在荆州也禀性不改，得罪刘表，又被遣送到江夏；在江夏又数次惹怒黄祖而被杀。孔、祢二人是很契合的，祢衡称孔融是“仲尼不死”，孔融称祢衡为“颜回复生”；两人的脾性极相类，跟谁都要闹别扭；而死因也略同，诚如颜之推所云：“孔融、祢衡诞傲致殒”（《颜氏家训·文章》）。这里的“诞傲”说，与前述张播的“狎侮”说、陈寿的“恃旧不虔”说，实质上是相通的，都指明了孔、曹矛盾中的非政治因素。
再说王粲等六人。“依附曹操”固然是他们的共同之点，但并不是唯一之点。特别须要指出的是，王粲和陈琳还曾有过反对曹操的历史。陈琳曾在曹操最大敌手袁绍幕中任职多年，还曾草具过著名的《移豫州檄》一文，自不必详说。关于王粲，他自从初平三年逃离长安后，曾寓居荆州十六年，对于这一段生活，论者常常只注意到他受冷落、不得志的一面，而忽略了他基本上是在为刘表服务的一面。王粲到荆州后，刘表因其“貌寝而体弱通侻”，“不甚重也”（《魏志》本传）。但“不甚重”不等于完全弃置勿用。他曾明确表示过对刘表的拥护态度，如在《荆州文学记官志》中称之为“时迈淳德，宣其丕繇”、“勋格皇穹，声被四宇”等。此文作于兴平二年，即他到荆州后第四年。又《为刘表谏袁谭书》和《为刘表谏袁尚书》这两篇代拟的书信，更显示着王粲曾参与刘表的一些重要政治行动。书的主旨是要袁氏兄弟消弥内争、联合御曹，其中多有排击曹操言论，如“当惟曹氏是务，不争雄雌之势”，“且当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等。书作于建安八年，已是他寓荆的第十二个年头了。这些，都足证王粲曾较长时间地站在曹操对立方面。
此外还有一个刘桢，也存在一定复杂情况。他虽然没有为曹氏敌人服务的历史，但后来在曹魏曾“以不敬被刑”（《魏志·王粲传》）。不敬的具体情状，据《典略》载是他在担任太子文学时，见甄氏而“独平视”，曹操得知后，判了他“减死输作”的重刑。从这情节性质上看，有类于孔融；但程度上有差别，他还不是对曹操本人“不敬”，所以结局也不像孔融那样被杀。
从以上分析中可知，一方面，孔融并非一味地反对曹操，他最后数年里同曹操的矛盾也不完全是政治性质的；另一方面，王粲等六人的政治态度也不是“依附曹操”四字所能全部概括的。所以，把孔融与六子描述成似乎属于两个对立的政治阵营，有简单化、绝对化之嫌。应当说，“七子”在政治上的相同处多于相异处，其基本的相同之点就是，一、他们中的多数人或先（王、陈）或后（孔、刘）同曹操有过矛盾甚至激烈的冲突；二、尽管如此，他们在建安中又全都曾经较长时间地站在曹操方面，为曹操效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倒是应当尊重首先提出“七子”之说的曹丕的意见。他是曹魏政权的第一个皇帝，对于“政治态度”问题当然有最直接、最敏锐的了解与感受；既然他都将七人合在一起，当作“今之文人”的代表来提，我们今天又有什么必要，把他们间的非根本性差异“突出”出来，看得比曹丕还重，人为地在“七子”中划一条鸿沟呢？
二 “七子”的创作倾向
在“七子”的创作倾向问题上，论者常常指出：“他们的创作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一方面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9]，这种观点固然不能说错误，但未免有些疏略、不够全面。我认为，要确切描述“七子”的创作，必须分前后两个时期来谈。划分前后期，以他们归附曹操作为标志。当然“七子”附曹的时间先后不一，最早的孔融在建安元年，徐干、阮瑀也在建安初[10]；较晚的有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应瑒、刘桢也在建安十三年后[11]，所以在绝对时间上并无统一的界限。但是，七人在附曹前后的创作，都经历了一个大体上相似的转折，所以确实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就是：前期的创作，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们自身怀才不遇的苦闷；后期的创作，一方面“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另一方面又有对曹氏父子所作的颂扬。
“七子”前期，身当汉末社会矛盾大爆发的年代，除了孔融、陈琳二人比较年长[12]，在灵帝末曾有过一段仕宦经历外，其余诸人儿乎都是初入世道即逢迍邅。王粲仗着出身名门的方便，“年十七，司徒辟，诏除黄门侍郎”（《魏志》本传），但这个极佳的仕进机会，在董卓等军阀肆恶长安、关中大乱的背景下，终归于泡影。时间上连续近二十年、地域上遍及全国、规模上空前的大战乱冲击着所有人，“七子”当然也在劫难逃。这场战乱，对“七子”来说，客观上具有两层意义。第一，他们大多出身于社会上层[13]，这时就身不由己地脱逸出了原来的社会活动轨道，能够比较广泛、深入地接触社会，对当时国家所受到的破坏和广大人民所罹的惨祸，有较真切的体察。“七子”本来都受过正统的儒家思想熏染，强烈向往“王道”、“仁政”、“治世”；加上头脑中民本思想也颇为深固，如徐干认为“民数周为国之本也”（《中论·民数》），王粲也认为“八政之于民”就是“务本”的内容（《务本论》），所以，他们对国家的厄运颇表关心，对人民的苦难也寄予同情。第二，当时是政治主要以军事方式表现出来的时代，武人掌握着一切、武力决定着一切。“七子”这些虽有满腹文章但无用兵韬略的人，其社会地位总的来说是下降的。孔融虽曾做过郡国长官，终被实力派军阀撵下台；像王粲、陈琳那样充当军阀的幕宾，已经算不错的际遇了。可是，他们却都是政治上很自负、功名心很强的人，如王粲曾隐然以管仲、孟明自比，陈琳也说过“达人君子，必相时以立功”（《应讥》），即使是那位以“恬淡寡欲”（《魏志·王粲传》）著称的徐干，也在所著《中论》里强调着“圣人之大宝曰位”，“圣人以无势位为穷”。在这种现实环境与自己志尚严重矛盾的情况下，他们胸中都郁积了强烈的不平和愤您，痛苦和失望。于是，忧国忧民和感叹身世，这两个方面就成为“七子”前期创作的基本倾向。
描写国难的作品，可以举王粲的诗为例。他的《思亲诗》，向“穆穆显妣”的在天之灵，诉说着主人公的哀痛，而这种哀痛的产生之源，就是“小子之生，遭世罔宁”，“五服荒离，四国纷争”。又《赠士孙文始》一首，内容与上篇略似，也以激昂愤恻的语言，控诉了“天降丧乱，靡国不夷”的现实。这些都是对乱世的批判和谴责，表现了志士忧国的情操。反映人民苦难生活的篇章，有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王粲《七哀诗》（之一）等。《饮马长城窟行》写的是修筑长城事。从史籍记载看，东汉末并无大规模的长城劳役，此诗似有咏史性质；但诗中“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的描写，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汉末边患弥甚，据《后汉书》匈奴、鲜卑诸传载，灵帝熹平、光和中，匈奴等数侵扰，“缘边莫不被毒”，“无岁不被寇抄，杀略不可胜数”，朝廷出兵征伐，大败而还，死者十七、八。此诗“君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正可以看作是这种惨状的写照。《驾出北郭门行》所写孤儿的命运，则是世风日下的汉末社会的一侧影。王粲《七哀诗》（之一）是这些作品中的最佳者。它的可贵处在于一方面揭露了“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的军阀暴行，一方面又把同情的笔触伸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下层人民，表现了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此类作品，也可以说是全部“七子”创作中的精萃。
至于感叹身世，则几乎贯穿于“七子”前期的所有创作之中。即如王粲《七哀诗》（之一）的忧国忧民内容，就是紧密结合着自身遭遇来写的。纯乎感叹身世之作，可以举刘桢《赠从弟》（之二、三）、阮瑀《怨诗》、《隐士》、王粲《登楼赋》等为例。它们的基本内容，就是怀才不遇；作品中强调突出的是自己的才能和高洁心志。刘桢《赠从弟》之二，就把自己比作不畏凝寒的“亭亭山上松”，之三则又比作“徘徊孤竹根”的“凤凰”。它们显示了这批文人在逆境中坚持志节的品质。不过在此类作品中，也存在一些消极因素，主要是他们在严酷的社会环境中，有时产生了由失望而绝望、由悲伤而感伤的情绪。像阮瑀《怨诗》、刘桢《失题》（“天地无竟期”）等，宣扬人生无常观念。发泄生不逢时的怨望，其格调是过于消沉、低落了。
“七子”后期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首先，他们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安全的环境。在曹氏幕中，尽管还要不时随军行动，如建安十六年西征关右，“七子”中大部分人都参加了，但大体上说是在邺城（孔融是在许都）安顿了下来，有了个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处。其次，在曹操“唯才是举”方针下，他们都被“置之列位”（王粲语），受到信任使用。如前所述，“七子”同曹操关系比较复杂，但他们在各自的后期，包括最后被杀的孔融和减死输作的刘桢在内，全都得到过曹操较长时间的信用，他们是在为曹氏效力。他们所处的地位，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说的“大都是清客帮闲之流”[14]，孔融任少府，为九卿之一，王粲任侍中，都算得上是高级官员；至于其余五人，虽权位不高，但所担任的“司空军师祭酒”、“丞相主簿”、“丞相掾属”之类，都是曹操亲随吏员，如陈琳、阮瑀，在曹操身边“管记室，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魏志·王粲传》），这种与闻机要的职务，无论如何不能说不重要。所以“七子”在曹操那里得到的政治待遇，比起他们各自的前期来，都要好，基本上解除了怀利器而无所施用的状况。生活现实的改变，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精神状态和创作倾向，于是我们看到，忧国忧民和感叹身世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对功名的追求和对曹氏父子的颂扬。这是“七子”后期创作的基本倾向。
关于追求功名，这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普遍愿望。按照“学而优则仕”的教条，一般士子总是孜孜以求，热烈执着。这种追求，既包括谋取个人权位的因素，也存在着为国为民做好事的成分。至于以何者为主，那就因人因事而异。要作具体分析了在建安“七子”，我以为是后者为主。因为“七子”在前期曾经有过强烈的忧国忧民思想它应当是后期追求功名的主要前提和出发点。这样理解，“七子”的人格才不是割裂的，他们的创作才是既有前后表现形态上的差异性，又有实质上的连贯性。举例来说，陈琳《游览》（之二），可以判断其后期在邺时作，诗中说：“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收念还房寝，慷慨咏坟经；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这里写出了诗人在追求功名方面的迫切感。诗中虽然没有解释他对“功名”的具体看法，但我们联系他前期曾表述过的“恐民之病”、“推民之匮”等主张，以及在《饮马长城窟行》等作品中体现的关心民
关于颂扬曹氏父子，情形要更复杂一些。它实际上含有两方面不同的性质。一方面，曹氏政权本身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它是在打击了最反动最残暴的大地主豪强势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把被汉末军阀混战弄得四分五裂的北方广大地区统一了起来，它还实行着一系列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的政策，因此，“七子”赞颂这个政权，拥护它的政治措施和军事行动，翼戴这个政权的核心人物——曹操，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不过，在“七子”同曹操的关系上，还有封建的君臣关系的一面。“君君臣臣”的封建纲常的反动性，在他们间同样也存在着。因此，当“七子”离开了一定的政治内容，以清客陪臣式口吻去讴歌曹氏父子，那末这种作品就是近于帮闲文学而无足取了。
当然，具体到某一作品中，上述两方面成分往往是掺杂在一起的，并不那样泾渭分明。这就又须作分析。例如徐干在建安十六年随军西征时作有《西征赋》，其中有“奉明辟之渥德，与游轸而西伐”等句，这些当然是对曹操的美辞；然而，赋中更加强调了“庶区宇之今定”，着眼于国家的统一安定。又如王粲的《从军诗》五首，几乎每一首都在颂扬曹操的“神且武”，但诗篇的主要内容还是赞美“王师”的东征西讨。再如前面说及过的孔融的《六言诗》三首，它们热情歌颂了曹操在汉末战乱中如何“忧国无私”。这些都应视为基本上积极的作品。至于基本上消极的东西，主要有应酬曹氏父子的一批诗、赋。这些作品在产生方式上有个特点，即多为受命之作。曹丕在《典论·叙诗》中说：“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武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瑒称同作”；陈琳在《玛瑙勒赋》序中说：“五官将（指曹丕）得玛瑙，以为宝勒，美其英采之光艳也，使琳赋之。”说的都是这种奉命创作的情况。所以，它们同后世的“应制”、“奉诏”作品大体上是一类东西。既然其创作目的在于应酬曹氏父子，就决定了它们必然缺乏充实的内容，而且常常显露出庸俗的态度。如王粲、刘桢、阮瑀、应瑒诸人皆有的《公宴》诗，除了空泛地颂扬“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外，略无新意，而且连某些词句也互相剿袭，大同小异。还有如刘桢、应瑒皆有的《斗鸡》诗，王粲、陈琳、应瑒皆有的《迷迭赋》，王粲、陈琳、阮瑀、应瑒皆有的《鹦鹉赋》，等等，全属此类，它们在“七子”后期创作中占着不小的数量。
总的来看，“七子”前、后期的创作都呈现着比较复杂的情况，有着各异的面貌；对于这种复杂性，应通过细致的分析来解明。不过，就其基本的创作倾向来说，无论前后期，都是积极的，这表明“七子”是一批值得重视的作家；同时，无论前后期，“七子”的创作倾向中也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显示着他们世界观的落后面和局限性，这些也不能不予注意。
三 个人特色与时代风格
所谓“个人特色”，主要是艺术风格范畴内的问题。就“七子”来说，这问题很少为论者所重视。不过，前人既有“邺下诸子，各自成家”（沈德潜《古诗源》）之说，可见他们在艺术上也还并非毫无值得总结之处。以下分说各子。
王粲是“七子”中文学成就最高者。刘勰说他“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文心雕龙·才略》）王粲创作的主要特色是充满着才情。他少时，蔡邕就称他“有异才”；死后，曹植又说他“文若春华，思若泉涌；发言可咏，下笔成篇”（《王仲宣诔》）。王粲的才情，一是表现在他的创作数量上。他的今存作品，较之其他诸人丰富；特别是诗赋，几乎等于六子总和。二是表现在作品质量上。他的诗赋，一般都较精致，结构严谨，语言凝练，比兴等手法使用较多，表达感情真切而细腻。因此，他的传诵之作也较多，如《七哀诗》、《从军诗》、《登楼赋》等，都堪称文学史上的名篇。王粲的弱点是作品的意象不够雄浑、气势不够壮盛，所以曹丕说他“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与吴质书》），锤嵘说他“文秀而质羸”（《诗品》卷上）。这里的“体”、“质”，都指作品的基本格调。我们只要将其《七哀诗》（之一）同曹操的《蒿里行》并看，即可明瞭它们在“体质”上的差异。二诗题材接近，又同以悲凉为主，但《蒿里行》悲而含壮，《七哀诗》（之一）则悲而入哀，略呈纤弱情态。
刘桢才情自不及王粲。但他的作品文气豪宕，意境峭拔，则似又驾王粲而上之。刘熙载说：“公干气胜，仲宣情胜”（《艺概》），这是从对比中揭橥了二人各自的长处。集中体现刘桢风格的是《赠从弟》三首，它们写出了真骨凌霜、高风跨俗的气概。刘桢的弱点是辞采上不够精警秀出，所以锤嵘说他“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诗品》卷上）、看来刘、王各自的长处，也正是对方的短处。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举他们的两篇《大暑赋》为例。粲赋写得妙语横生、奇意迭出，有一些很精彩的夸张和譬喻，如“患衽席之焚灼，譬洪燎之在床。起屏营而东西，欲避之而无方。仰庭槐而啸风，风既至而如汤”等。桢赋则只是直写“温风至而增热，敲悒悒而无依。披襟领而长啸，冀微风之来思”等，缺少那种绘声绘色的文趣。
陈琳、阮瑀，同以章表符檄称誉当时，但二人风格上的差异仍是显著的。具体来说，陈琳的笔力更加雄健一些。他的几篇名作，如《移豫州檄》等，文气浩荡，饱含情绪和逻辑的力量，颇能移人心志。因此曹操甚“爱其才”，而且曾说读琳文“能愈我病”。陈琳的赋也体现着此种风格，如《武军赋》，写得诚如赋中所云“赫赫矣，烈烈哉”，气概磅礴。葛洪曾把它同《诗经》相比，说“《出车》、《六月》之作，何如陈琳《武军》之壮乎！”（《抱朴子·外篇》卷三十）阮瑀的文笔则比较自然流畅，如《为曹公与孙权书》，写得平易自如。在诗歌创作方面，陈琳、阮瑀的风格都属于相对朴素质实的一类。尤其是阮瑀，论者尝注意到，他的《驾出北郭门行》与汉乐府诗《孤儿行》在风格上很接近。对于这一事实，我以为应作两方面理解。一方面，它表明阮瑀有意识地学习和继承着汉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描写传统，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艺术上谨守汉人轨迹、缺少创新的弱点。
徐干当时以辞赋和政论著称，所以刘勰说他“以赋、论标美”（《文心雕龙·才略》），不过他今存的赋作已经很少。有一篇《齐都赋》，原来规模似乎相当宏大，从这一点看，他大概是“七子”中仿照汉人写大赋的唯一的人；不过赋仅存残句，无法作艺术上的估价了。今天来看，值得重视的是他的诗、文。《室思》六首，感情真挚、深沉，描写流转婉丽，在拟作的“思妇词”中是比较优秀的。他的散文，主要是一部《中论》，这是“七子”中仅有的政论专著，是徐干又一项“唯一”的业绩。关于此书思想上有一定进步因素，上文已述及。不过从艺术上来审察，它却不见出色。它的笔调平板，词旨邀远，文脉甚有冗滞之病。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思想锋芒的发挥，缺少淋漓挥洒的气格，所以《中论》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都不能算上乘佳作。
应瑒今存作品较少，从现有诗赋来看，他似乎是比较重视藻饰的。有趣的是，阮瑀、应瑒各写有《文质论》。阮文论证说：“夫远不可识，文之观也；近而易察，质之用也。文虚质实，远疏近密”，显然倾向于“质”的方面；而应文则异于是，认为“知质者之不足，文者之有余”，强调“文”的方面过于“质”。二人不同的观点，都表现在各自的创作实践中。阮瑀诗歌如前所述，质朴厚重，尚多汉音；而应瑒无论其诗、赋、悉皆文彩斐然，纯乎魏响。对于应瑒这种风格的形成，刘勰分析说“应瑒学优以得文”（《文心雕龙·才略》），认为是从学识上得来的；我想还应指出一点，即应瑒在“七子”中年龄最小，唯有他才是个“纯粹的”建安作家，他还曾任过平原侯庶子，同曹植的关系很密切，所以他感染到的“词采华茂”（《诗品》评曹植语）的风气，相对地也要多一些。
孔融不能赋。他死后，曹丕曾“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所著诗、颂、碑文、论议、六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凡二十五篇”（《后汉书》本传），这里就没有提到一篇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及其善者，扬、班俦也”，似乎说他善于辞赋，不知何据。在诗歌方面，他的作品今存仅七首。其中《离合作郡姓名字诗》，只能算拆字游戏；《六言诗》三首，内容上颇具现实意义，但在艺术表现上，应当说仅仅是尝试性的，并不成功；唯有《杂诗》二首，嗟叹身世，痛悼逝子，写来亲切感人。总的说，他的诗歌成就不高，所以锤嵘《诗品》不录其名。孔融的主要文学业绩是在散文上。如《荐祢衡疏》、《上书荐谢该》等，文词典雅，感情充沛，独具一格。曹丕赞他“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典论·论文》），诚是。不过曹丕又批评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从孔融今存几篇论议文章来看，他还是颇善于说理论难的，如《肉刑议》、《与曹公论盛孝章书》等。正因此，他的多次表论，都被朝廷加以采纳。曹丕在这一点上对孔融不满，恐怕是孔融曾经“嘲戏”过他本人，说“武王伐封，以妲己赐周公”的缘故吧？
“七子”的创作固然各有特色如上，但其风格上的共同性也是颇明显的。这种共同性，其实也就是时代风格。对此，刘勰曾有一段人所熟知的论述，他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描述建安文学的盛况之后，接着就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什么是“慷慨”？《说文》“伉”与“慨”分说，作“太息也”；《后汉书·杨震传》李贤注：“慷慨，悲叹”；可知“慷慨”的本义应当是指具有悲忧色彩的感情激动。曹操诗云，“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古乐府《孤儿行》云：“回车问啼儿，慷慨不可止”，等等，都体现着这种意义。由于“慷慨”的本义是悲叹或叹息，所以它也可以释作“多气”。刘勰说“故梗概而多气也”，从语气看，它就是对前面“雅好慷慨”的解释。刘勰在《明诗》篇中论及建安诗歌时也谈到“慷慨以任气”，“任气”即“多气”。曹植有句云：“慷慨则气成虹霓”《七启》），张华也写道：“慷慨成素霓，啸吒起清风”（《壮士篇》），正是从“多气”意义上来使用“慷慨”一语的。总之，我以为“慷慨”可以用悲怀任气四字来加以解释。“慷慨”的意义既明，我们就可进一步来考察它在“七子”创作中的具体表现。
“慷慨”的风格，实贯穿于“七子”前后时期所有创作领域。“七子”前期作品，从它们忧国忧民和感叹身世的内容出发，在风格情调上都有“悲叹”、“壮士不得志”的特色，此颇明了，毋庸赘说。即便是后期的作品，包括那些“赞颂”之作，也大多笼罩在“慷慨”的气氛之中。这里略举数例，以明其端。一是刘桢的《公宴》诗。此诗极写游宴欢娱，而末四句却一反常例地说：“生平未始闻，歌之安能详。投翰长叹息，绮丽不可忘。”浓烈地呈现了“多气”的本色。二是刘桢与徐干的两首赠答诗。这本是宣泄日常友情之作，而刘诗却写“乖人易感动，涕下与衿连”，徐诗也写“我思一何笃，其愁如三春”，感慨悲戚，十分强烈。三是阮瑀的《咏史》诗。它作于建安十六年曹军西征关中时；其中一首咏三良，一首咏荆轲，本身就是慷慨悲歌的题材。[15]前一首的结句是“路人为流涕，黄鸟鸣高桑”，一首的结句是“举坐同咨嗟，叹气若青云”，气悲怀，真可谓“气成虹霓”了。这三个例，代表了“七子”后期创作的几个主要方面，它们强弱不等地都流宕着“慷慨”之气。
“慷慨”时代风格的形成，原因就是刘勰说的“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但是，它为什么能够如此强烈地笼罩“七子”（以及“三曹”和所有建安作家）的整个创作？这是须要从时代现实上略作说明的。汉末战乱时间长，破坏性大。物质损失是无法计算的了，单是人口死亡就极多。《魏志·张绣传》中“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的说法，大体上是符合事实的。在这样一场中国历史空前的社会大灾难下，当时的社会意识和民情风气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所谓“风衰”，的是随着封建正常秩序的被破坏，统治阶在思想文化上统制力的衰退；所谓“俗怨”，指的就是广大人民对现实苦难的强烈怨愤情绪。“七子”在“风衰”的环境中，感染着“俗怨”的气氛，加上他们自身都是历尽艰辛的志士，就使他们的创作具有了悲怀任气的共同特色。又由于这场社会灾难的后果影响极其深远，终三国之世，都没有从这场破坏中恢复过来，所以即使在“七子”后期，即使是在他们积极踊跃情绪最高涨之际，那现实的惨烈情状，也总是在他们周围缭绕，时时刺戟着他们发为“慷慨”之音。可以这样说：“慷慨”风格，是时代现实给予包括“七子”在内的建安作家们内心深处打上的烙印。
四 在文学史上的贡献
“七子”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七子”以其创作，反映了汉末——建安时期的社会现实，表现了一群有才智的知识分子的时代感受，他们的作品，是“建安文学”的重要部分，他们作品中的“慷慨”基调，是“建安风骨”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在诗、赋、散文等各种文学样式的发展中，“七子”也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关于后一方面，这里要详说几句。
先说诗歌。“七子”的四言诗不见出色。王粲的几篇算是比较好的了，但就艺术表现手段来看，还没有跳出《诗三百》的案臼。他学习着《诗三百》的手法、句法，演化甚至还套用着大、小《雅》中的文句，痕迹昭然；不如曹操《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能够在消化传统的基础上自出新裁，另辟蹊径。“七子”的五言诗写得比较成熟，上文列举的《七哀》等佳篇，儿乎都是五言。文人写作五言诗，自班固尝试为之以来，还只有一百余年历史，而且直到《古诗》出现，才在立意谋篇，结句措辞上显示了较大的进步。《古诗》的产生时间，一般认为是在桓、灵之世，与建安前后紧相衔接。但“七子”的优秀五言诗比起《古诗》来，艺术上就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七子”作品多起伏，富于变化，在感情表现上也较丰富。如同写闺情，徐干的《室思》就比《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深厚得多。如果我们再考虑到，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等，其产生时间不一定比《古诗》晚，很可能是同时之作，那末他们所具有的上述优点，就更应被认为是对五言诗发展所做出的一种推动性贡献。当然，不能忽略同时代的“三曹”，他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是重要人物。曹操沈雄、曹丕清丽，是“七子”所不及的，但曹操略显拙朴，曹丕时露缓弱，在这些地方，亦有不如“七子”处。因此锤嵘才有“自陈思以下，（刘）桢称独步”，“（王粲）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诗品》卷上）等评语，刘勰才有“兼善则子建、仲宣”（《文心雕龙·明诗》）等说法。至于曹植，作为五言诗的一代宗匠，其精美宏丽固非“七子”所能望其项背，但也应看到，在建安文人中曹植年龄最小，他的创作时间，比“七子”都要迟十年—二十年，他是个后来者，取得集大成的业绩是不足怪的，“七子”不能同他作机械比较。
再说赋。从后汉开始的大赋向小赋演变，是赋史上的一大转折。这一转折的第一位代表作家应推蔡邕。不过蔡邕当时，只是一株独放，创作小赋蔚成风气，还在蔡邕身后的献帝时期（主要是建安年间）。“三曹”和“七子”，就是这一风气的呵成者。然而在“三曹”中，曹操是不大写赋的[16]，丕、植昆仲赋作虽多，质量也高，毕竟时间上较“七子”略晚，所以“七子”的重要性就突出了出来。“七子”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取材范围有了进一步的扩大。他们尽量写普通人物，写日常情事，写一般生活用品，写动、植物之类，题材的日常化、普通化、小型化，进一步冲淡了赋的与生俱来的贵族性质。二是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有所加强。蔡邕的《述征赋》是赋史上较早直接写现实政治变故的，它涉及了徐璜、左倌等宦官专权肆恶事件。“七子”进一步把赋从“极声貌以穷文”的传统中拉向现实，特别是向现实政治接近。王粲的《浮淮赋》、阮瑀的《纪征赋》、徐干的《西征赋》、陈琳的《武军赋》、《神武赋》等，全属此类作品。三是抒情性更趋强化蔡邕的小赋，在抒情性上是度越前人的，如他的《琴赋》，就比傅毅、马融的同名之作声情并茂。但把他同“七子”相较，则又显得逊色了。如蔡邕有《霖雨赋》，应瑒有《愁霖赋》，二赋正如标题上所显示的只字区别，前者写得还带有不少体物的味道，后者则强烈地抒发了作者的愁情。对于“七子”赋的成就，曹丕在当时就评论说：“王粲长于辞赋，……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徐）干之《玄猿》、《漏巵》、《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典论·论文》）评价是很高的。其后刘勰在纵论赋的发展过程时，首先列举了荀况、宋玉和司马相如等八位两汉赋家，说“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接着他就说：“及仲宣靡密，发端必遒；伟长博通，时逢壮采；太冲、安仁……亦魏、晋之赋首也。”（《文心雕龙·诠赋》）刘勰把王粲、徐干二人作为有魏一代之“赋首”标举出来，是有一定道理的。
散文方面，陈琳、阮瑀的章表书记应用文和王粲、孔融的政论文，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上文已经说过。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在两汉质朴凝重的散体文向六朝华丽纤巧的骈体文的演化中，“七子”也占有重要位置。散文中出现骈俪偶句，以刘向、刘歆父子为滥觞，中经张衡、崔寔等，到蔡邕而有了较大发展。蔡邕的论议铭诔自不待言，即便是一些普通书记，也随处可见骈化文句，而且用典也繁。“七子”发展了这种趋向，就中以孔融、陈琳为最。他们的几篇名作，如《荐祢衡疏》、《上书荐谢该》、《应讥》等，对偶整饬、典故颇多，骈化之迹甚浓。“七子”的散文骈化，就其程度言，比“三曹”走得要远些。曹操的散文最质朴无华，他在当时文坛上以很“散”的文体卓然特立。至于丕、植兄弟，其文字或散或骈，似乎并无定格，然而即使是他们骈化色彩最重的作品，如曹丕的《周成汉昭论》、曹植的《与吴质书》等，也不能同孔融、陈琳、王粲的某些作品相比。关于散体与骈体的消长，在文学史上的利弊，这里就不作详论了。我只是想说明，如果要寻绎出一条从汉末到西晋散文骈化的主要线索，那末在蔡邕与张华、陆机之间，“七子”就是不能忽略的一个坏节。
总之，在创作具有时代特点的作品方面，在推动各体文学样式的发展方面，“七子”都是程度不等地有所贡献的。对于这些贡献，我们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尽管他们在文学史上仍然是“二、三流作家”。
注释：
[1][2]见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
[3][9]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
[4]关于刘表僭仪之时间，史传言之不详。《通鉴》系此事于建安五年，不知其何所据也。然观《后汉书·孔融传》先载《崇国防疏》，而后接曰“（建安）五年，南阳王冯、东海王袛薨……”，知其事当在四年。
[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其《六言诗》之名，见于本传。今所传三章，词多凡近，又皆盛称曹操功德。断以融之生平，可信其义不出此。即使旧本有之，亦必黄初间购求遗文，赝托融作以颂曹操，未可定为真本也。”按此说似是实非，“义不出此”云云，纯属臆断。
[6]孔融被杀于建安十三年，时年五十六；据此推算，其五十二岁盖在建安九年也。
[7]《魏略》载，许彼“少与袁绍及太祖善”；娄圭“少与太祖有旧”。
[8]崔琰曾为曹魏尚书，深得曹操信任，操谓其“可以率时者也”。
[10]徐干、阮瑀始附曹操时为“司空军师祭酒掾属”、“司空军师祭酒”，曹操于建安元年即为司空，故二人附操约在建安初。
[11]应瑒、刘桢始附曹氏时为“垂相掾属”。曹操为丞相在建安十三年六月，故二人附操在是时之后。
[12]陈琳年岁在“七子”中较长，约与孔融相体。可参见沉思《陈琳年岁的探索》一文，载《文史》第七辑。
[13]“七子”中王粲的祖父、曾祖皆曾备位三公，应瑒是著名的“汝南应氏”公子，刘桢亦出身于累世官宦之家，孔融的家世更是荣贵。
[14]见李长之编《中国文学史略稿》。
[15]《史记·荆轲列传》曰：“……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
[16]曹操之赋，今可考知者，唯《沧海赋》、《登台赋》、《鹖鸡赋》三篇零句。见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卷一。
原载：文学评论 1981-08-29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