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妈妈最大的遗憾，就是自己是一名家庭妇女。没有工作、没有单位，年岁大了自然就没有退休金。她的这件憾事，因为后来新认识了一位老乡而加重了。
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家搬过好多次家。每搬一次家，对我们年轻人倒无所谓，可是像妈妈这样上了年纪的人，因为恋旧的缘故，平时见不着以前那些朝夕相处的老邻居，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那一年，我们又搬了一次家，跟邻居都是陌生的。虽然邻里之间可以一回生、两回熟，但在短时间内很难达到老邻居那层关系。不过很巧，一次买菜的机会，妈妈遇见了多年不见的老邻居刘阿姨。她是妈妈以前最早的邻居之一，而且还是老乡，她是几年前搬到这一片儿住的。由于刘阿姨比妈妈年轻不少岁，所以她称呼妈妈为大姐。
后来经刘阿姨介绍，妈妈又认识了家属院里的另一位老乡——容阿姨。此后，她们这三个老乡便经常在一起走动。也正是因为结识了容阿姨，又勾起了妈妈的那件憾事。
记得妈妈跟我讲了一件容阿姨的事情。
有一次，妈妈跟老容（妈妈对容阿姨的称呼）聊天儿，问她：“你是不是退休了？”
“俺不是退休，是离休！”老容颇为自豪地纠正了一下。
道理很简单，虽然老容比妈妈小几岁，但是她很年轻时就在老家——抗日根据地——的妇救会工作，后来又加入了部队，解放后转业到地方。按照她那老八路的资格，自然够得上离休的条件。
听着妈妈学说的口气，我知道她又犯心思了。于是，我有意逗她：“你以前在老家时，也在妇救会呆过，要不是后来离开了组织，现在没准儿也是离休干部。”
确实，妈妈走过一段儿弯路。战争年代，她在老家时因家庭原因离开了组织。虽然解放后她进了城，后来也曾经上过班，在一所技工学校的校办工厂当工人。但是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上级组织号召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下放，并且要求机关领导干部做好自己家属的工作，带头下放。爸爸积极地听组织的话，就去妈妈的厂里替她辞了工。这件事让妈妈不高兴了好多年，到了，妈妈还是个家属。
不过，当年此种情况不仅仅出在妈妈一个人身上，其他的不少年龄相近的妇女也有类似的经历。
我们家以前的一位老邻居王叔叔的妻子就跟妈妈一样，当年被老实的、当领导的丈夫说服下了放，还回老家住了好几年。
我的一个老同学，他父亲是一位军队的师级干部，他母亲抗日时期当过妇救会主任。后来由于他父亲经常调动工作，他母亲便跟着丈夫走了好几个地方，她也脱离了组织，成了一名家属。
话又说回来了，上班是为了挣工资生活。而妈妈尽管没有工作、没有工资，但是家里的生活多数时间过得还是很从容的。
由于爸爸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解放后工资定级较高，他每月的工资除了留下一小部分做零花钱以外，大部分都交给妈妈过日子。那时，虽然我还年幼，但是也能明显感到妈妈在经济上是不发愁的，因为爸爸每月给妈妈的钱用在家庭生活上是绰绰有余的。爸爸在世时，一直是这样。
后来，我们家也出现了比较拮据的情况，不过时间较短——两年多。那是在父亲去世以后，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断了，当时姐姐尚在工厂当学徒工，工资很低，而我正在农村插队当知青，给家里帮不上忙。那些日子，由于感到日子过得有些紧巴，妈妈不得已就去居委会办的小卖店当了临时工。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由于是在一个具有野外工作性质的单位，所以工资比工厂的工人高不少，还没有学徒期，刚上班就是一级工。
当我将第一个月的工资连整带零地全交给妈妈时，明显感觉到她舒了一口气。从此，家里的生活宽松了许多，在经济上，妈妈又可以无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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