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共有十三篇，六千字左右，语言简洁，富含哲理，这本书不仅对行军打仗有用，对于现在的商业竞争也是很有帮助。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一个家庭、一个个人，都可以从这本书中获得相应地智慧。
兵法一：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隋朝末年，李渊起兵太原，广大民众纷纷响应，旬日之间扩充了一万余人。李渊对所属部队将士不分贫富贵贱，一律称为义士，使起义军上下团结，目标一致，接连打了许多胜仗。起义军攻克霍邑后，为鼓励将士，李渊下令评议军功，部属提出按照军内等级和出身贫富评定战功。但当时应募参军的多是贫穷的农民，他们作战勇敢，如果在评功时不一视同仁，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
于是李渊宣布：“在两军争战时，刀枪弓矢从不分贫富贵贱，在议功行赏时，也必须一视同仁。”得到了全军将士一致拥护。李渊的家奴马三宝在关中响应起义，发展了数万之众，评功后提升为左骁卫大将军；奴隶出身的钱九陇被提升为眉州刺史。一大批出身低贱但作战英勇的人跻入军官行列，大大激发了起义军士卒的杀敌积极性，他们冲锋陷阵，不顾个人安危，真正做到了孙子所言为君主献身而不畏惧危险，对唐王朝的建立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兵法二：兵贵胜，不贵久。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公元1812年6月,拿破仑指挥60万大军,企图一举征服俄罗斯帝国。俄国用于前线作战的部队仅20万人,且装备落后,处于劣势。俄军元帅库图佐夫面对强敌,决定实行诱敌深入的战略。他指挥俄军大踏步地实行战略退却,沿途实行坚壁清野的方针,烧毁来不及带走的作战物资,使法军得不到粮食和其他东西。抽出部分兵力,以小部队作战形式,积极袭扰法军侧后。法军战线拉长,进攻锐势大减。
但拿破仑一意孤行,这年9月,勉强率大军攻入莫斯科。俄军撤退前,放火焚城,将来不及运走的粮食和军用装备烧毁,莫斯科成了一座空城。法军入城后,一无所获,补给奇缺,加上疾病和严寒的威胁,处境困难,不得不撤出莫斯科。库图佐夫抓住战机,发动反攻。法军饥寒交迫,大败而归。此战法军损失50余万人,1100多门大炮。其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建立可靠的后勤补给线,粮食、药品奇缺,最终兵败如山倒。
兵法三：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意思是说将帅有才能而国君不加以牵制的，能胜利。
一位领导者无论怎么精明能干,他所管辖的工作范围总是超出他本人的能力,纵使他有“三头六臂”,依靠自已的能力,也是不可能胜任其全部工作的。尽管在一二项或者更多的工作上,他可能比下属做得出色,但是不可能在所有的工作上都超过下属。特别是当领导者感到坐不下来讨论和研究大事的时候;当领导者感到要处理的事千头万绪,变成一个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的时候;当领导者的部下整日闲荡无事的时候;当领导者的部下事无巨细地请示他的时候;当领导者的工厂发生了紧急情况的时候;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就是把领导者的作用从他能做的工作扩大到他能控制的方面,从而增加有效的领导范围。
兵法四：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修道,即修明政治。保法,即严守法令制度。能为胜败之政,即能掌握胜败的决定权。
“修道保法”的思想,对于领导者来讲,是极为重要的。所谓修道,即是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努力提高组织成员的素质;规章制度是一个组织的内部法律,它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是组织的每个成员都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保法,即是要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加强法制。“修道保法”是领导者“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法制,“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具体体现。
兵法五：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
意思是善于指挥打仗的将帅,要依靠有利的态势取胜,而不苛求部属,因而他就能选到适当的人才,利用有利的形势。这里的“择人”,是指根据不同的敌情,选择优秀的指挥员,此处的人,一方面指已方之人,另一方面也指敌方。“任势”,是指通过主观努力,造成有利的战场态势。总之,“择人”与“任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统兵作战,不“择人”则不知如何用兵;不“择人”则不知将之优劣。知敌之情,方能正确“任势”;知将之优劣,方知部署之妥否。因而,“择人任势”实际上是求全胜所不可少的大谋略,是领导者正确选人用人不可忽视的大问题。
兵法六：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意思是水因地形而变化其流动方向,用兵要顺应敌情变化而克敌制胜。所以,用兵没有固定的规则,就像水没有固定的形态一样,能根据敌情变化而取胜,就称得上用兵如神了。在这里,孙子明确地强调用兵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高明的将帅应该根据敌情的变化机动灵活、随机应变,这样才能克敌制胜。商战也是如此,市场竞争变化莫测,也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企业要想在多变的市场竞争中取胜,也必须机动灵活、随机应变,具备正确的应变意识,任何故步自封、墨守成规的做法,最终都将被市场所唾弃。
兵法七：军争为利,军争为危。
两军争夺制胜条件是有利的，也是有危险的。
刘备、曹操争夺汉中之战,充分证明这一谋略的正确。交战之初,曹操抢得先机之利,率先占据汉中,威胁蜀汉,迫使刘备出兵。但刘备只看到了汉中作为战略要地必须抢占,却没注意攻占的不利因素,故长期屯兵于阳平关下,最后被迫撤军。在第三次出兵进攻汉中时,刘备改变策略,绕过阳平关,夺取了定军山。这就使“利”与“危”发生转化,蜀军由被动转为主动,使得夏侯渊处处设防,进退两难;而蜀军则以逸待劳,调动敌人,在运动中设伏歼灭了曹军。最后,面对远道而来的曹军,刘备避其锋芒,采取以主力守险不战,以游兵扰其后方的战术，终于使曹军撤出汉中。可见，刘备之所以能获胜，关键在于正确分析敌对双方各自之“利”、之“危”，并能抑制敌之有利因素，扩大敌之危害，而使己方之利得以充分发挥，最终乘敌之危而制胜。
兵法八：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
意思是道路有的可以不通过，敌军有的可以不攻击，城邑有的可以不攻占，地方有的可以不争夺。“不由”“不击”“不攻”“不争”的目的并不是完全放弃，而是从战争的全局出发，通盘考虑问题的轻重缓急，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抓住问题的主攻方向，最终实现全局性的“由”“击”“攻”“争”的目的。这一思想反映在市场竞争上，就是要求企业在进行决策和制定计划的过程中，要从全局出发，树立全局观念。
而作为领导者，只有处理好企业微观效益与国家客观效益的关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生产与销售中质量和成本的关系，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获利与全过程中各环节、各阶段获利的关系，与竞争对手的得利关系，以及与消费者的利益分配关系，等等，才能使企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兵法九：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
孙子说:大凡驻军宿营,以干燥的高地为宜,应避开潮湿的洼地;重视向阳之处,避开阴湿之地;靠近水草地区,军需供应充足,将士百病不生,这样就具备了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在丘陵地区、河堤岸旁,必须占领向阳的一侧,且要背靠着它。这些好处,是得自地形的辅助。上游降雨,河水暴涨,洪水骤至,想徒步过河,应等到水势平稳之后。凡是遇到绝涧(地形前后险峻,水横其中）、天井(四面陡峭,中间凹陷,如天然之井)、天牢(山林环绕、易进难出)、天罗(草木丛生,弓弩钩戟无法使用,人进去如落罗网)、天陷(地势低洼,遍地泥泞,车马难行)、天隙(道路狭窄,地面多坎隙沟坑)这六种危险地形,必须迅速离开,切勿靠近。我军应远离这类危险的地形,让敌军靠近它们;我军应面向这样危险的地形,而计敌军背靠它们。
兵法十：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
意思是正确判断敌情,制定取胜计划,研究地形的险易,计算道路的远近,这些都是将帅必须做到的。懂得这些并能用来指挥作战的,就必然胜利,不懂得这些而去指挥作战的,就必然失败。在战争中,“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是作战中的大事和关键。孙子认为将帅的职责就是抓大事、抓关键,并且强调将帅能否抓住大事和关键,将直接决定着作战的胜败,抓住大事和关键则必胜,反之,则必败。现代的领导者也应该从日常繁事中解脱出来,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抓大事、抓关键上,如调查研究、科学决策、组织管理和正确地选人用人育人,这样才能正确地发挥领导的功能和作用,提高其工作效率。
兵法十一：凡为客之道,深则专,浅则散。去国越境而师者,绝地也。四达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浅者,轻地也。背固前隘者,围地也。无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将一其志;轻地,吾将使之属;争地,吾将趋其后;交地,吾将谨其守;衢地,吾将固其结;重地,吾将继其食;绝地,吾将进其途;围地,吾将塞其阙;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围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
《孙子兵法·九地篇》中,孙子说,凡是在敌国境内作战的规律是:越深入敌境,士兵就越专心作战,而越离国境不远,士兵的意志就越难以专一,而容易散逃。军队离开了自己的国土,越过边境去和敌军交战的地区,叫做“绝地”;四通八达的地区,叫做“衢地”;深入敌境心腹的地区,叫做“重地”;进入敌境内不远的地区,叫做“轻地”;背后地形险要,城堡紧固,而前面道路狭隘的地区,叫做“围地”;无处可去,没有退路的地区,叫做“死地”。
因此，在“散地”作战，就要统一士兵的战斗意志；在“轻地”作战，就要保持好部队间的联络和部署；在“争地”作战，就要趋赶后面部队快速进军，急速切断敌军的后路；在“交地”作战，就要谨慎防守；在“衢地”作战，就要与邻国结成巩固的联盟；在“重地”作战，我军要从敌国不断补充军粮；在“绝地”作战，我军要迅速通过；在“围地”作战，我军要堵塞住可以突围的缺口；在“死地”作战，就要向全军展示拼死战斗的决心。
兵法十二：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这是说,国君不可因恼怒而兴兵打仗,将帅不可凭一时的怨愤而出阵作战。对国家有利就行动,对国家不利就停止。恼怒可以重新欢喜,怨愤可以重新高兴,国亡了就不能复存,人死了就不能再生。所以明智的国君对这些问题一定要警惕,这是安定国家和保全军队的根本道理。孙武讲的就是不能感情用事。这个道理对领导者同样重要。一个感情用事的领导,必将铸成大错,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危害。
兵法十三：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意思是英明的国君,贤良的将帅,之所以一出兵就能战胜敌人,其成功超出众人,就在于事先了解情况。要事先了解情况,不可用祈求鬼神的方法去取得,不可用相似的事情作类比,去推测凶吉,也不可用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位置去验证,一定要从了解敌情的人那里去获得。在这里,孙子认为取得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了解敌情,了解敌情的主要手段是从知道敌情的人那里去获得,即用间。明君贤将如果不会用间,不知敌情,结果只能是每战皆败,那就是“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用间篇》)。将孙子的这一思想广泛地借鉴到企业竟争中,就是要高度重视信息在现代商战中的重要作用,牢固地树立信息观念。一个信息灵通的企业家,必然是随着信息的变化,不断调整本企业的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从而达到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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