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通过推理得出的“生命毫无意义”的结论，就能代表全人类对待生命的看法吗？
我现在或多或少可以条分缕析地阐述这些疑问，这在当时是做不到的。那时我仅仅觉得，尽管我关于生命虚空的结论在逻辑上是必然的，也被伟大思想家所证实了，但其中仍有不妥的地方。不妥之处到底是在于推论过程还是提问方式，那时不得而知。
我只是感觉，上述推理过程的说服力虽然强大，但还是不够的。所有的这些论证都不能说服我，即让我服从自己的论断去自杀。如果我说，我通过理智地思考，再一次得出了以前的结论，并且没有自杀，那么我一定是在说谎。这其中，理智起了作用，但同时起作用的还有别的力量，我只能称它为“生命意识”。起作用的还有一种力量，迫使我把注意力集中到这里，而不是那里，正是这种力量把我从绝境中解救出来，并且把理智引导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这力量迫使我注意到，我和其他几百个和我相似的人不能构成整个人类，人类的生命我还没有参悟明白。
我的生活圈子很小，都是些与我相同的人。当我观察这个圈子时，看到的却只是那些不明白问题的人、想去理解问题却醉生梦死来逃避的人，以及理解了问题却因自身软弱安于绝望的人。我看到的都是这样的人。我明白了，这个狭小的圈子是由学者、富人和闲人组成的，我也属于这个圈子。我那时竟觉得，这个圈子就组成了整个人类。至于亿万前人和今人，那些“他们”，从某种程度来讲，是畜生，不是人。
无论现在我觉得多么奇怪、多么不可理喻甚至难以置信，当时就是这样。在我“理智”地思考生命时竟忽略了周围人的生命，竟错到这种荒唐可笑的地步。自作多情地认为自己、所罗门、叔本华的生命才是真正意义的生命，至于其他亿万人的生命，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无论现在我觉得如何奇怪，我自己知道，当时确实是这样。我自以为聪明过人，结果却犯了错误。对于我和所罗门、叔本华共同提出的问题深信不疑，觉得这些问题准确到位，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问题。我还非常肯定地认为，其他亿万普通人都属于不能更深层次理解问题的人群。我寻找自己生命的真谛时，从来没有想过：“世上生活着的亿万人，他们过去赋予了生命什么意义，将来又会赋予什么意义？”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活在这种疯狂的状态下，是我们这种最激进、最有学问的人所特有的状态，不是说说，事实如此。我骨子里对真正的劳动人民那种天生的、奇特的怜悯，迫使我去了解这些人，发现他们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愚蠢。或者，由于我一直虔诚地坚信着除了上吊自杀无事可做，总之我明白了，如果我想活着，并且明白生命的真谛，那么我不应该在那些已经失去生命意义并且想自杀的人身上去寻找，而应该在亿万人身上去寻找，无论他们活着还是已经逝去。因为这些人正在创造，或者创造过生活，并且能够为自己和我们大家的生活负责。当我注意到这些逝去的前辈和活在当下的普通人，而不是那些知识分子和有钱人时，得到的是全然不同的结论。我发现古往今来这亿万人中，除了极少数例外，其他人都不能划到我的分类中，我不能认为他们不明白问题，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地回答了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也不能认为他们是贪图享乐的人，因为他们生活中的贫穷和痛苦要远远多于富贵和享受。我更不能认为他们浑浑噩噩，虚度自己毫无意义的生活，因为他们清楚地解释了自己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包括死亡本身。他们认为自杀才是罪大恶极。
看来，整个人类有某种对生命意义的认知，而我鄙视且不认可这种认知。也就是说理性的认知并没有赋予生命意义，反而排斥生命。亿万人或者说整个人类赋予生命意义的依据，却遭到我们的鄙视，并被认定为谬误。
代表学者和智者的理性认知否定生命的意义，而普通的人民大众承认这种生命的意义存在于非理性的认知中。这种非理性的认知就是信仰，就是我过去放不下、离不开的东西。这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六天创世纪、魔鬼和天使，以及那些在我走火入魔前不能接受的一切。
我的处境非常可怕。我知道，在理性认知的道路上，我什么都找不到，只能否定生命。而在信仰中，除了否定理性，我同样什么也找不到，而且这比否定生命更为艰难。根据理性认知的判断得出，人类的生命是罪恶的，人们也知道这一点，生死由己。可是他们过去和现在都生存着，就像我本人一样，即便是很久以前已经知道生命的空虚和罪恶，但是依然活到今天。
根据信仰的判断得出，为了明白生命的真谛，我应该彻底放弃理智，可是理智又是唯一让我需要生命真谛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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