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太山，男，江苏无锡人，汉族，1945年7月生于上海。无党派。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此后任职历史所，1993年起为
研究员，曾任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专治古代中亚史、中外关系史。
（一）
1978年，我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外关系史专业。我的学术生涯从此开始。这一年我已经33岁。
我的研究方向是古代中亚史，导师是孙毓棠先生。他给我指定的研究课题是嚈哒史。此前，我不仅对嚈哒，而且对古代中亚一无所知。
嚈哒是一个游牧部族，有关的原始史料涉及10种语文。因此，不仅嚈哒史的每个环节都众说纷纭，就是大的脉络，在研究者心目中也是各不相同的。从进研究生院起，直到1986年《嚈哒史研究》一书问世，总共花了7年光荫。
专著出版后，我继续收集有关的资料，在2001和2011年又写了两篇有关嚈哒的文章，对以前的研究结论有所增订。后一篇则是为了纪念孙毓棠先生百年诞辰而写。
以下是我对嚈哒史的基本认识：
嚈哒起源于塞北，大约在四世纪七十年代初，越过金山即阿尔泰山西徙索格底亚那（Sogdiana），控制了柴拉夫善河（Zarafshān R.）流域；直至五世纪初，力量还很弱小，一度役属于新兴的柔然。
五世纪二十年代中，嚈哒人渡过阿姆河，进犯萨珊波斯，被巴赫兰五世（Bahrām V，420-438年）击退。
三十年代末，嚈哒人又南下吐火罗斯坦（Tuhārestān），战胜盘踞该处的寄多罗贵霜人（Kidāra Kushāns），逐走其王寄多罗。
紧接着，嚈哒人自吐火罗斯坦西侵萨珊波斯，其时正值伊嗣俟二世（Yazdgird II，438-457年）即位之初。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嚈哒、波斯战争的序幕从此揭开。最初十余年内，波斯军成功地阻止了嚈哒的入侵，在伊嗣俟二世即位第十二年（449年），且一度转守为攻；然而四年之后，嚈哒人大败伊嗣俟二世，不仅巩固了在吐火罗斯坦的统治，还夺取了萨珊波斯东部的一些领土。
在战胜伊嗣俟二世的同时，嚈哒人越过兴都库什山，山南乾陀罗诸国皆役属之。嚈哒人随即发动了对笈多印度的战争，但被刚即位的塞建陀笈多（Skandgupta，约455-470年）击退。
伊嗣俟二世身后，二子争位，次子嗢没斯（Hurmazd III，457-459年）获胜；长子卑路斯（Pērōz，459-484年）仓皇外逃，求庇于嚈哒，并假嚈哒兵威夺取了帝位。
卑路斯即位后，波斯和嚈哒仍不断以兵戎相见。最初，双方各有胜负；但在一次战役中，卑路斯中伏被困，不得已同嚈哒人订立了屈辱的和约。484年，卑路斯欲雪前耻，撕毁和约，战端重开，这一次以卑路斯的阵亡和嚈哒人的全胜告终。
卑路斯的继位者巴拉士（Balāsh，484-488年）被迫连年向嚈哒纳贡称臣。
巴拉士遭废黜后，登基的是曾为质嚈哒的卑路斯之子居和多（Kavād I，488-496，498-531年）。496年，居和多一世因支持马资达克教徒，亦遭波斯贵族废黜。他越狱投奔嚈哒，嚈哒人与之联姻，终使率军复辟。
503年，居和多一世在西线同拜占庭作战，嚈哒人乘机又犯波斯。居和多一世急忙回军应战，并与拜占庭议和。此后一段时间内，嚈哒和波斯的战争时断时续，处于相持状态。
五世纪七十年代末，嚈哒人最终灭亡了局促于乾陀罗等地的寄多罗贵霜残余势力，立特勤为王，统治兴都库什山以南地区。
六世纪初，大约在佛陀笈多（Budhagupta，约477-500年）去世后不久，嚈哒人在头罗曼（Toramāṇa）率领下，从乾陀罗入侵印度；约在510年或稍前推进至埃兰（Eran）附近。此后，头罗曼继续东进，直抵华氏城（Pāṭaliputra），可能是由于后方乾陀罗与罽宾发生纠纷，头罗曼在占领华氏城后，便引兵西归，在抵达迦尸（Kāśī）时患病去世，传位其子摩酰逻矩罗（Mihirakula）。
约517年以降，摩酰逻矩罗在乾陀罗与罽宾争境。以后再次引兵东向，于531年前后占领格温特（Gwālior），但旋被马尔瓦的耶输陀曼（Yaśodharmān）击败，撤至印度河以西。虽然此后嚈哒人仍不断侵扰印度，但规模和影响远非昔比了。
可能在杀死卑路斯以后不久，嚈哒人就积极向塔里木盆地发展，沿西域南北道自西向东推进。在北道，嚈哒的势力到达焉耆以东；在南道则到达于阗；疏勒、姑墨、龟兹、钵和、渴盘陀等国均役属之；时在五世纪末、六世纪初。
在向塔里木盆地发展的同时，嚈哒又北上同高车争夺准噶尔盆地及其以西。可能在六世纪初，嚈哒杀死副伏罗部所建高车国之储主穷奇，掳其子弥俄突。嗣后，高车国主阿伏至罗残暴失众；部人杀之，立其宗人跋利延为主。嚈哒闻讯，再伐高车，纳弥俄突为高车主。516年左右，弥俄突为柔然所杀，余众悉入嚈哒；嚈哒又纳弥俄突弟伊匐为高车主，有效地控制了高车国。
至此，嚈哒势力臻于极盛，领土超过了昔日贵霜帝国的最大版图。
六世纪中，突厥在北亚兴起。546年前，其首领土门为柔然击败铁勒，居功求婚，遭柔然可汗阿那瓌訾辱，土门怒，斩使与绝，并于552年击破之，阿那瓌自杀。在突厥的连续打击下，柔然汗国终于全面崩溃。突厥尽有其地，西境遂同嚈哒邻接。
在西方，库萨和一世（Khusrau I，531-579年）即位后，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萨珊波斯国势于是转盛。库萨和一世一面继续同拜占庭争夺地中海等地霸权，一面同突厥联姻结盟，共谋嚈哒。
六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突厥、波斯联军夹击嚈哒，嚈哒国破；突厥、波斯以阿姆河为界中分嚈哒领土。不久，突厥势力继续南下，占有全部嚈哒旧壤。嚈哒余众则散处北亚、中亚和次大陆各地。渐与当地诸族融合。
嚈哒人自塞北迁至阿姆河流域后迅速强大起来，其原因在于当时贵霜帝国已经瓦解，西面的萨珊波斯和南面的笈多印度虽然力量不弱，但不足以深入内陆，而中亚的许多小国，人口稀少，无法抵御嚈哒骑兵的长驱直入。
另外，嚈哒人一进入中亚，便控制和占领了索格底亚那和吐火罗斯坦。两地是当时东西陆上交通的枢纽；撒马尔罕、布哈拉和巴尔赫等城市都是重要的手工业、商业中心，兴旺的东西贸易增强了嚈哒的经济实力，对于嚈哒的勃兴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嚈哒在中亚兴起，有力地阻遏了柔然势力的西进。盖柔然自五世纪初叶起，就不断向西方扩张，西域南北道许多城郭国家均曾役属之，准噶尔盆地以西的游牧部族如乌孙、悦般等也经常受到它的攻击，它的骑兵还越过葱岭进入索格底亚那，进而抄略阿姆河以南地区。显然，它的势力是随着嚈哒日益强盛，并向东方发展，纔逐步退出中亚的。
嚈哒和萨珊波斯的对抗，持续了一百多年。长期战争的开支、失地和赔款，大大削弱了萨珊波斯的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马资达克起义的爆发和此后库萨和一世的改革。
嚈哒和萨珊波斯的对抗，还给予亚美尼亚和拜占庭局势以重大影响。如所周知，萨珊波斯立国之初便同罗马争夺亚美尼亚，主要因为该处是里海和黑海之间的交通要冲。两国势力时盛时衰，对亚美尼亚的控制权也几次易手。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以后，因为亚美尼亚人主要信仰基督教，故每逢波斯同罗马交恶，亚美尼亚总是站到罗马一边。亚美尼亚这种对波斯的离心倾向，一直是萨珊王朝的心腹之患。自从巴赫兰五世把亚美尼亚的波斯部分改为行省后，历代波斯皇帝为巩固在那里的统治，多残酷迫害占亚美尼亚人口绝大部分的基督徒，镇压因此引起的反抗。但是，由于嚈哒在东方崛起，使萨珊波斯面临东西两线作战的局面，它对亚美尼亚的政策，也就不能不受到嚈哒的制约。举例来说，伊嗣俟二世从即位起，和嚈哒进行了长达九年多的战争，直到他认为可以告一段落之后，纔把注意力转向亚美尼亚，尽管他对亚美尼亚问题早已耿耿于怀。他对亚美尼亚用尽了威胁利诱的手段，力图改变其宗教信仰，但不仅没有奏效，反而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伊嗣俟无情地进行镇压，下令整个亚美尼亚的波斯部分都改信祆教。然而他对亚美尼亚的干涉和战争尚未结束，嚈哒人又在东部入侵，使他不得不再掉过头来对付嚈哒人。由于伊嗣俟二世在453年战败且不久去世，亚美尼亚问题祇能搁置起来。又如：卑路斯阵亡前亚美尼亚的基督徒乘萨珊波斯全力对付嚈哒之机，武装暴动，波斯接连派遣大军镇压，均未能获胜。亚美尼亚人逐走波斯总督，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由于此后不久卑路斯战死，嚈哒势力嚣张，继位的巴拉士纔不得不向亚美尼亚建议谈判，最后承认亚美尼亚人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那里的拜火祭台被拆除，基督教堂则得到修缮和扩建。
正因为如此，拜占庭人绝不愿意看见波斯与嚈哒之间出现睦邻关系。而当居和多一世复辟后，为维持同嚈哒的和平，不断偿付嚈哒所勒索的款项，而不得不向拜占庭借款时，拜占庭人断然加以拒绝。他们认为，用金钱去巩固自己的敌人同嚈哒人的友谊是不明智的，上策应该是尽可能扰乱他们之间的关系。
显而易见，祇要嚈哒的力量继续存在于东方，并保持强大，萨珊波斯便不可能成功地向西方发展。而同拜占庭争夺亚美尼亚和通商口岸，又是萨珊波斯的重大利益所在，这就是从巴赫兰五世起，萨珊列帝都积极从事对嚈哒战争的根本原因。
嚈哒的入侵无疑也给笈多帝国带来了灾难。例如：塞建陀笈多虽然成功地击退了嚈哒人，但也付出了不少代价，这明显反映在钱币的铸造上。和早期笈多王朝的钱币摹仿罗马的款式、力求辉煌华丽不同，塞建陀笈多后期铸造的金币都按照古印度的Suvarna标准，含金量降低，设计、造型也比较粗糙，这是塞建陀笈多统治期间财政困难的表现。
嚈哒人的入侵还加速了笈多帝国从佛陀笈多以来开始的分裂。一般认为，从佛陀笈多即位起，虽然笈多帝国的版图表面上并未缩小，但是它的权力和声望已经大不如从前了。佛陀笈多可以说就是帝国名义上能行使最高权力的最后后一位皇帝。佛陀笈多以后，帝国的统一不复存在。先后出现的割据势力有索拉什特立（Saurāshṭra）的梅特腊卡族（Maitrakas）、马尔瓦的耶输陀曼王、恒河上游的穆克里族（Maukharis），孟加拉国的鸳伽国（Vaṅga），摩揭陀的后期笈多诸王，以及萨他泥湿伐罗（Sthānīśvara）建立的普士帕布蒂（Pushpabhūti）王朝等。他们都乘嚈哒人入侵引起的扰乱，或在抗击嚈哒的过程中扩展了自己的实力和地盘，并相互展开了激烈的鬬争。
笈多帝国终于崩溃了。一些学者完全归因于嚈哒人的入侵。其实不然。像笈多帝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稳定、统一，则外敌纵然强大，也不会灭亡。嚈哒首次入侵笈多印度，正值它的势力上升之际，但还是被塞建陀笈多击退，而且有将近半个世纪不敢窥视笈多帝国。佛陀笈多之后，帝国陷于内乱，国力迅速衰退，嚈哒人这纔获得了远比以前成功的入侵。这种入侵不用说给了岌岌可危的帝国沉重的打击，加快了局势分崩离析的过程，但不能把这说成是笈多王朝灭亡的主要因素，因为我们看到耶输陀曼毕竟打败了摩酰逻矩罗。因此，根据现有的资料，似乎祇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笈多帝国是从内部瓦解的，嚈哒人的入侵则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同它的兴起一样，嚈哒的灭亡也是十分迅速的。其原因主要在于征服者本身是一个由不同部落和部族组成的不牢固的集合体，这类集合体祇有处在不断的迁徙或军事行动中纔能维持，一旦行动停顿，便趋于涣散。嚈哒人一度控制了大部分中亚地区，但这种控制是单纯依靠军事力量建立起来的。嚈哒人没有、也许根本就不可能采取有效的行政措施，把这样一片辽阔土地上语言、宗教、习俗千差万别的各族真正统一起来。因此，在新兴的突厥和中兴的波斯联合打击之下，嚈哒国很快就破灭了。
嚈哒是一个游牧部族，长期逐水草迁徙。进入中亚后，纔逐步向定居生活过度。由于控制着当时欧亚陆上交通枢纽，嚈哒人也积极从事贸易活动。在嚈哒统治中亚期间，东西交通是畅通无阻的。嚈哒治下各小国，大多依旧有自己的国君和领土，有宗教信仰和遣使“朝贡”的自由。中亚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似乎并没有因嚈哒人的占领而受到影响。
嚈哒很可能是乙弗鲜卑的一支，后者似可溯源于高句骊。因其部落联合体形成于塞北，受当地诸族的影响十分明显。嚈哒有可汗、可敦、叶护、特勤等称号，有殉死、剺面、截耳等习俗。嚈哒西迁后，以吐火罗斯坦为统治中心，并一度南下北次大陆，因而在制度和习俗方面又受到治下和周邻伊朗和印度诸族的影响。嚈哒人最初的宗教信仰不得而知；在进入中亚后，接受了祆教；后来随着景教势力的东渐，也有部分嚈哒人成了景教徒，进入次大陆的嚈哒人则在不同程度上改宗婆罗门诸教派。嚈哒人并不信佛，但一般说来不打击佛教，历来认为嚈哒兴起乃中亚佛教一劫之说并不可信。
（二）
我着手的第二个课题是塞种史。这也是一个国际学术界很感兴趣的问题，头绪纷繁不亚于嚈哒史。正当我一筹莫展之际，我接受了注译《史记·大宛列传》的任务，那是1985年上半年。我很快发现，解读《史记》这篇传记的关键在于搞清楚张骞首次西使所经见和传闻诸国的情况，而其中大夏、大月氏、大宛、康居、奄蔡、乌孙，以及《汉书·西域传》所见塞种、罽宾、乌弋山离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似乎能够对有关问题提出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循着这一思路，我写出了《塞种史研究》一书。
以下是我对塞种史的勾勒：
《汉书·西域传》所见塞种，应即阿喀美尼朝波斯大流士一世贝希斯登铭文所见Sakā人，主要包括四个部落或部族：Asii、Gasiani，Tochari和Sacarauli。
公元前七世纪末叶，Asii等部已出现在伊犂河、楚河流域；当时的希腊诗人Aristeas在记述其中亚旅行见闻的长诗《独目人》中称之为Issedones。Isse[dones]应即Asii之异译；这似乎表明Asii等部已组成一个联盟，而以Asii为宗主。
迟至前六世纪二十年代末，伊犂河、楚河流域的Asii等部西向扩张至锡尔河，逐去原居该河右岸的Massagetae人。此后，他们被波斯人称为Sakā。
约前177/176年，由于大月氏人西迁，塞种被迫放弃伊犂河、楚河流域，一部分南下，散处帕米尔各地，后亦东向进入塔里木盆地诸绿洲。
前140年左右，大批塞人渡锡尔河南下，一支进入费尔干纳（Ferghāna），一支进入巴克特里亚（Bactria）。后者灭亡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他们各自建立的政权（可能均以Tochari人为主），《史记·大宛列传》分别称之为大宛国和大夏国。
大概在此同时，另一支塞人（可能以Asii人为主）顺锡尔河而下，迁往咸海乃至里海沿岸。《史记·大宛列传》将这一支塞人称为奄蔡，而将留在锡尔河北岸的塞人（可能以Sacarauli人为主）称为康居。
前130年，乌孙人在匈奴人的支援下，远征大月氏，战而胜之，夺取了伊犂河、楚河流域。大月氏人再次西迁，到达阿姆河流域，击败大夏，占领其地。《史记·大宛列传》的乌孙国和大月氏国于是成立。
另一方面，在帕米尔的塞种之一部，越过了名为县度的天险，侵入乾陀罗和呾叉始罗，赶走当地的希腊统治者，建立了《汉书·西域传》所谓罽宾国。其时间上限为前129年。
上述大月氏人的第二次西迁，还迫使一部分塞种自索格底亚那（Sogdiana）和吐火罗斯坦（Tuhāresān），侵入帕提亚帝国，占领了Drangiana和Arachosia部份地区，这些地区因而被称为塞斯坦（Sakāstān）。这部分塞种虽一度遭到Mithridates二世的镇压，但在这位帕提亚国王去世（前87年）后不久，便宣告独立。《汉书·西域传》所载乌弋山离国正是这个以塞斯坦为中心的塞种王国。
大月氏人占领大夏地后，直接统治Bactra及其周围地区，而通过所置“五翖侯”控制东部山区。“五翖侯”均系原大夏国人，是大月氏人扶植的傀儡。后来推翻大月氏，开创贵霜王朝的原贵霜翖侯邱就却，应为入侵巴克特里亚的塞种诸部之一Gasiani之后裔。《后汉书·西域传》所传贵霜国可以说也是塞种所建。
前七世纪末出现在伊犂河、楚河流域的塞种诸部可能来自东方。Asii，Gasiani，Tochari和Sacarauli似即先秦典籍所见允姓之戎、禺知（禺氏）、大夏和莎车。其活动地域大致在黄河以西，阿尔泰山之东。前623年，秦穆公称霸西戎，拓地千里，或者因此引起了塞种诸部的西迁。其中，禺知（禺氏）西迁者可能祇是其中一小部分，留在东方者终于发展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即大月氏的前身——月氏。而允姓之戎的余种便是乌孙之祖。因此，乌孙、大月氏与同属塞种的Asii，Gasiani是同源异流的关系。
Asii等四部塞种，连同大月氏和乌孙，均系欧罗巴种，操印欧语。在龟兹、焉耆和车师等地发现的、用回鹘人所谓Toχrï语书写的文书，似乎还表明至少有一部分塞种的原始语言属Centum语。
（三）
塞种史告一段落后，我开始研究贵霜史。由于当时所在研究室的主任命我主持室的集体项目，我不得不中断贵霜史的研究，主编《西域通史》和《西域文化史》两本书。为了写好自己执笔的部份，我撰写了《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一书，最初无非想作一资料长编，以便通史的写作，后来似乎也不无心得。以下是我对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的认识：
“西域”是见诸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的一个地理槪念，在多数情况下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有时也用来称呼塔里木盆地及其周邻地区，就是说有广狭二义。本书所谓“西域”取其广义，而研究的重点在今天被称为中亚的地区，尤其是帕米尔以东地区。这是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的实际情况决定的。
两汉魏晋南北朝经营西域的目的，可以归结为十六个字：“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徧于四海”，很明显，主要是政治的。与此相对，西域诸国与两汉魏晋南北朝交往的目的，首先是经济的，即所谓“欲通货市买”；当然也是为了吸收后者先进的文化，即所谓“慕乐中国”。此外，帕米尔以东诸国还在于寻求庇护，以避免来自塞北游牧部族的侵掠。
两汉魏晋南北朝的西域经营往往伴随着与塞北游牧部族的斗争；有时为了打击后者而经营西域，有时则为了经营西域而打击后者；其实，经营西域和打击塞北游牧部族都是“事征四夷”的组份，目的本来是一致的。
两汉魏晋南北朝经营西域主张“以义属之”，“赂遗设利朝也”；虽亦动用武力，威慑而已，一般不事劫略。李广利征大宛，历时三载有余，以致“海内虚耗”，破宛后祇“取其善马数十匹”；似可为证。例外仅见于吕光之征龟兹，万度归之征焉耆。与此相对，塞北游牧部族视西域各国为“僮仆”，子女、貂裘，勒索无厌，常常“备其逋租，高其价值，严以期会”。这是当时塞北游牧政权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它们在西域不得人心是必然的。因此，塞北游牧部族祇有在中原王朝草创、衰微或分裂时纔可能称霸西域。换言之，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松弛或中断祇能归咎于各王朝本身。事实上，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唯独两汉真正统治过西域（帕米尔以东），正是因为唯独两汉曾经是强大而统一的。在其余时间内，西域或者被游牧政权，或者被当地若干“大国”所控制。但是，无论帕米尔东西，对所谓中原王朝的向往未尝中断；或遣使奉献，或遣子入侍，或接受册封，总之是不拘形式，保持联系；涓涓细流，一旦时机成熟，便汇成滔滔大河，北魏时期东西交通盛大局面的终于形成，亦即所谓“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可以为证。应该看到，在此起作用的主要是文化和经济的因素。这在当时自然是没有人能够充分认识到的。
（四）
集体项目告一段落后，本应回头继续探讨贵霜史。但我在研究塞种史的过程中接触到的吐火罗渊源问题一直萦绕脑际、无计消除，很想尝试一下。这番试探的结果便是《古族新考》一书的问世。必须说明的是，由于吐火罗问题对于我来说，实在太复杂，有关看法未敢在书中直接亮出。客观上，此书仅仅勾勒了少昊氏、陶唐氏、有虞氏的迁徙过程，以构建关于“塞种”诸部渊源的假说：
塞种诸部Asii，Gasiani，Tochari和Sacarauli可能与先秦典籍所见允姓之戎、禺知（禺氏）、大夏和莎车同源，而允姓之戎、大夏、禺知（禺氏）可分别溯源于少昊氏、陶唐氏和有虞氏。
少昊氏原居若水，史称允姓国；后迁往鲁北穷桑。少昊氏之裔有一支居鄀，其中迁往瓜州者史称“允姓之奸”。允姓之奸除若干内徙外，余众西走，抵达伊犂河、楚河流域者成为塞种之一部，停留在今哈密以西者便是乌孙。
陶唐氏是以尧部落为核心、包括被尧部落征服的有唐氏在内的部落联合体；“陶唐氏”一名得自有唐氏。晋南的大夏之虚应为陶唐氏或有唐氏之遗迹。陶唐氏有一支后来经由河西迁至伊犂河、楚河流域，成为塞种之一部。
有虞氏之祖为颛顼。颛顼始居若水，后东迁穷桑，取代少昊，复随舜自鲁迁至晋南。舜亡后，部份有虞氏踏上迁徙之途，一支北迁，发展为月氏，另一支经河西来到伊犂河、楚河流域，成为塞种之一部。
此外，据希罗多德《历史》的有关记载可以考知，Asii、Tochari和Gasiani等西迁伊犂河、楚河流域即《汉书·西域传》所谓“塞地”是被Arimaspi人驱逐的结果，而Arimaspi人可以指为秦穆公所逐绲戎。绲戎与犬方、鬼方、工�方、猃狁、犬戎、匈奴同源。
相传少昊为己姓青阳，尧之祖为姬姓青阳，有虞氏之祖为昌意。二青阳及昌意均黄帝之子，而与绲戎、鬼方、犬戎、匈奴等同源的鬼国即一目国据传出自少昊。这就是说上述诸部均可归属黄帝系统。
必须说明，《汉书·西域传》所见“塞种”，虽系Sakā（Sacae）之对译，但不能将“塞种”与Sakā（Sacae）完全等同起来。Sakā（Sacae）是波斯人对锡尔河以北游牧部落的泛称，并非某一部落的专称。对于西方铭文、文献所见Sakā（Sacae）的内涵应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例如大流士一世纳克泽·罗斯塔姆（Naqš-e Rostam）铭文a中提到的“海对面的Sakā族”应该是黑海以北的斯基泰人，希罗多德所谓Sacae则可能指Massagatae人。而按之时间和地点，“塞种”似乎应即希罗多德所谓Issedones人。这Issedones人很可能是由于逐走了Massagatae人，西向扩张到锡尔河北岸后，纔被称为Sakā的。因而，不能根据已知其它Sakā（Sacae）部落的人种、语言推论“塞种”四部的人种、语言。
另外，《史记·大宛列传》称，“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既然：自大宛以西至安息“这一范围了包括奄蔡、大夏、大月氏、康居诸国，安息人又无疑是欧罗巴种，则Asii、Tochari、Gasiani和Sacarauli也可能是欧罗巴种。而如果本书关于塞种渊源的假说成立，则似乎还不妨进一步认为少昊氏、陶唐氏和有虞氏同样有欧罗巴种的嫌疑。然而这一推论有待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遗传学等方面证据的支持，故存而不论。
直到十年之后，也就是2010年底，我草成《吐火罗问题》一文，纔指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操Toχrï语之族群应即楔形文字数据中常见的Guti人和Tukri人。其人在公元前三千纪末或更早离开波斯西部，踏上东来征途，部份到达中国者，就是可溯源于少昊氏、陶唐氏和有虞氏的允姓、大夏和禺知，后三者应即西史所见Sakā部落Asii、Tochari和Gasiani之前身。
顺便说说：《古族新考》出版后，不少学者以为我和A. K. Narain (On the First Indo-Europeans, The Tokharian-Yuezhi and their Chinese Homeland, Papers on Inner Asia, No. 2, Bloomington, Indiana, 1987) 一样，主张印欧人起源于中国。其实不然，我从未说过中国是印欧人或吐火罗人的故乡。
我欣赏W. B. Henning的假说 (The First Indo-Europeans in History. In G. Ulmen, ed. Society and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The Hague, Paris, New York, 1978, 215-230)，认为自己的假说和他的假说不仅不矛盾，而且可以衔接起来，构成一个更完整的假说。
（五）
自从涉足古代中亚史这一领域，我就不断在有关的正史“西域传”中寻词摘句。直觉告诉我，这样做不无危险。但是，将对“西域传”的全面考察提前，又势所难能。我不得不一边摸索具体的课题，一边就“西域传”作一些札记。《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一书便是我终于下决心对这些“西域传”进行文本研究的结果。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对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的认知和阐述系统的认识：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谓“西域”乃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尽管各传的记述详略不一，客观上都包括了今天中亚的全部、西亚和南亚的大部、以及北非和欧洲的一部。如此广大的地域，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被准确、全面地描述，自不待言。
应该指出的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正“西域传”记述的出发点从来就不是西域或西域诸国本身，而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文治武功，这决定了“西域传”的性质；“西域传”编者以专制主义政教礼俗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数据的剪裁、取舍；诸传体例雷同、槪念因袭、内容重复也就在所难免。这可以说是今天解“西域传”的关键。
具体而言，《史记·大宛列传》所载西域诸国多在葱岭以西。这是因为该传所述主要依据张骞首次西使的报告。张骞这次西使，“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以及“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大多位于葱岭以西。张骞凭借这次西使的经验，向汉武帝提出了经营西域的策略：“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徧于四海。”这一策略根本上符合所谓大一统理念（“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它不仅被汉武帝接受，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两汉魏晋南北朝的西域经营。徕远人、致殊俗从此成为西域经营最重要的内容，也成了各史“西域传”编者认知和阐述的轴心。
《汉书·西域传》以下无不用很大的篇幅描述葱岭以西诸国。这是因为远国来朝，是中原王朝文治武功的理想境界。
在《汉书·西域传》和《后汉书·西域传》中，葱岭以东诸国所占篇幅超过了葱岭以西诸国，成为记载葱岭以东地区情况最详细的两篇传记。这是因为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唯独两汉真正统治过西域（主要是葱岭以东）。但是，细读有关文字，不难发现涉及塔里木盆地周围诸国本身的内容少得可怜，大量的篇幅用于叙述这些緑洲国家和两汉中央、地方政府的关系，且多涉及与匈奴的斗争。因此，即使说这些緑洲国家本身不是“西域传”编者主要兴趣之所在亦不为过。
《晋书·西戎传》以下各传，对于塔里木盆地周围诸国祇有寥寥数笔，葱岭以西诸国都占一半以上的篇幅（例外仅见于《周书·异域传下》）。这显然不能简单归结为晋以后中原王朝势力不及西域，也不能仅仅用其事无“异于先者”来解释。一般说来，塔里木盆地周围诸国，祇有当它与中原王朝直接发生关系时，纔有可能入载“西域传”。《梁书·西北诸戎传》有关西域诸国的记事多采自裴子野《方国使图》则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葱岭以西诸国中，尤以安息（波斯）和大秦最受重视，在有关大秦的记载中，甚至不乏美化与想象的成份。这显然是因为两者都是葱岭以西超级大国的缘故。由此可见，《三国志·魏书·乌桓鲜卑东夷传》裴注所引《魏略·西戎传》中葱岭以西的记録所占篇幅远远超过以东部份，并不足以说明该传葱岭以东部份有所佚失或裴注所引侧重西部。
除葱岭以西诸国外，各史“西域传”关心较多的是乌孙、悦般等天山以北，伊犁河、楚河流域的游牧政权。这是因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动机之一是为战胜塞北游牧政权而寻求与其西方的敌国结盟。这些政权是作为中原王朝的天然盟友受到中原王朝、从而也受到“西域传”编者注意的。
“西域传”以“国”为记述单位，内容除了与中原王朝、塞北游牧部族之关系外，主要包括：王治名称，去中原王朝都城之距离，户、口和胜兵数，职官名称和人数，去中原王朝驻西域长官府治之距离，去周围诸国王治距离，民俗、风土、物类等。
其中，里数记録突出诸国王治去中原王朝首都和去中原王朝驻西域长官府治的里数，意在透过这些记録表明诸国和中原王朝之间的联繋，和诸国对中原王朝的向往。旣然记载里数的主要目的不是标志诸国的地理位置，某些传文中出现伪造的去中原王朝首都的里数，而有关地望的其它资料在“西域传”中为数很少也就不难理解了。
“西域传”中，有关诸国文化、宗教、习俗、制度，以及人种、语言、文字等方面的记録都极其零碎，有很大的随意性，猎奇之外，较多的是与华夏的异同以及所受华夏之影响。正因为如此，在这些方面，不能因“西域传”保持沉默就轻易否定其客观存在的可能性。重视“致殊俗”的“西域传”对于习俗等的记述反而疏略如此，祇能说明“致殊俗”的兴趣不在殊俗本身，而在其像征意义。
魏晋以降，中原王朝因无力统治西域，故特别重视朝贡，“西域传”亦多载西域诸国方物。这似乎不能视作“西域传”重视商业或贸易的证据。一些“国”被“西域传”记録，仅仅因为曾经有过贡献方物或可以被认为贡献方物的行为。
尽管事实上两汉对葱岭以东诸国的经济情况不可能没有较深入的了解，《汉书·西域传》和《后汉书·西域传》对诸国经济却祇留下了一些笼统的记载。不仅一些緑洲小国的经济情况未有只字涉及，连龟兹这个塔里木盆地最大的緑洲国，其经济形态也没有直接的记载，以致祇能根据后世的记载推知该国兼营农牧。与两汉关系颇为密切的车师诸国的农牧业情况同样不见比较翔实的记载。这也可以看出“西域传”编者们贵远贱近，对于葱岭以东诸国，笔墨是十分吝啬的。
至于手工业，“西域传”的编者们仅对铸冶业有所注意，重点在武器制造和铸币，其原因不难想见；而对另一重要部门——纺织的关心很是不够。《魏书·西域传》间接提及贵霜人的玻璃制造技术，也无非是出自对外国“奇货”的兴趣。
与手工业相同，各传编者对于商业的关心也非常有限。着墨较多的同样是葱岭以西诸国，着眼点在于朝贡。对于塔里木盆地诸国的商业情况的记载更是凤毛麟角，这可能反映了这些緑洲以自给自足、物物交换的自然经济为主，以及这些緑洲本身资源贫乏的客观事实。在一般情况下，这些緑洲祇能作为东西贸易的中转站，进行一种所谓的过境贸易。但是，从北魏时期龟兹等国的情况不难推知，这类过境贸易的规模也不可小觑。因此，葱岭以东诸国贸易活动记録的贫乏，还应该从“西域传”编者的观念方面找原因。
《汉书·西域传》所见音译的国名、族名中，有一些（“婼羌”、“去胡来”、“鄯善”、“宁弥”）被采用的汉字赋予了另一种意义。这种做法正可藉来譬喻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编者的认知和阐述活动。
按理说，在本研究的基础上为两汉魏晋南北朝正“西域传”作一简注是顺理顺章之事，事实上我也作了一些努力，但还是放弃了。真所谓学不躐等，绠短者不可以汲深。这“西域传”涉及的领域至为广泛，有一些（特别是波斯和印度）我所知寥寥，没有出注的功力。
（六）
生活中永远有意外。中国社科院外事局决定和西方（可能是瑞典）学者合作研究“古代地中海和中国”，邀请考古所和历史所参加。合作方提出，先由中、西学者按文献和考古两类分头整理有关“古代地中海和中国”的原始资料。西方学者整理西方的，中国学者整理中国的。整理文献数据的任务自然落实到历史所，所领导就要我承接，我只能接受下来。
古代中国和地中海关系史的汉文史料，狭义而言主要是有关大秦（罗马帝国）的史料，广义的史料便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史籍中有关西域的记载。后者富集于汉魏晋南北朝正“西域传”中。于是，为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作注重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一书便是其结果。
所谓“要注”，一是限于直接有关“西域”者；二是不枝蔓。简明扼要、浑然一体，是我对注文的要求，但究竟做到了多少，心中无数，尤其是详略难免失当。兹摘录该书的绪说，以见大概：
本书旨在为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有关西域的记载提供一个系统的注解。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是研究公元七世纪以前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和北非的重要史料，自成体系，历来受中外史学界重视。自清末丁谦作注以来，已近百年，除若干单篇外，还没有人将这批数据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诠释。在西域史、特别是中亚史研究业已有了长足进步的今天，为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作新注无疑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有一十五种，包涵以下有关西域的传记：《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晋书·西戎传》、《梁书·西北诸戎传》、《魏书·西域传》、《周书·异域传下》、《隋书·西域传》、《南史·西域诸国传》和《北史·西域传》，加上《三国志》裴注所引《魏略·西戎传》，凡一十一篇。兹说明如下：
1.《史记·大宛列传》，严格说来祇是张骞、李广利的合传，但不失为正史“西域传”之滥觞，故列为第一篇。
2.《晋书·西戎传》、《梁书·西北诸戎传》、《周书·异域传下》和《隋书·西域传》四篇仅録注有关西域的内容。
3.今本《魏书·西域传》抄自《北史·西域传》。后者乃抄袭《魏书·西域传》、《周书·异域传下》和《隋书·西域传》三者而成。故所注《魏书·西域传》其实为剔除《周书》和《隋书》文字后的《北史·西域传》。
4.《南史·西域诸国传》之内容多与《梁书·西北诸戎传》重复，故要注重在文字异同。
5.《北史·西域传》采自《魏书·西域传》、《周书·异域传》和《隋书·西域传》，故要注重在资料来源。
6.《三国志》裴注所引《魏略·西戎传》乃现存曹魏时期西域事情最主要的记录，亦予録注。
突厥兴起在西域史上划一时代，故先突厥时期的西域史自成段落，有关史料则富集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而由于这些“西域传”的编者们十分接近的立场、观点和认知、阐述方法，这批史料不妨视作一个系统。
先突厥时期的西域史极其复杂，许多问题长期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但不可否认，如果在利用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有关资料的同时，对这些传文作一番全面的文本研究，其中若干便可以获得可靠的线索。
基于以上认识，加上上述客观原因，虽然自知难以胜任，我终于还是下决心给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作注，真正成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至于古代中国和地中海关系史的汉文史料的狭义部份，我也辑录并作注释，这便是“汉文史籍有关罗马帝国的记载”一文。
（七）
同样属于“古代地中海和中国”项目，我完成了《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一书。书分上下卷，列出目录如下：
上卷
一.《穆天子传》所见东西交通路线
二.关于法显的入竺求法路线——兼说智猛和昙无竭的入竺行
三.宋云、惠生西使的若干问题——兼说那连提黎耶舍、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的来华路线
四.裴矩《西域图记》所见敦煌至西海的“三道”
五.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关于东西陆上交通路线的记载
下卷
六.希罗多德关于草原之路的记载
七.伊西多尔《帕提亚驿程志》译介
八.托勒密《地理志》所见丝绸之路的记载
文献提供的证据表明，所谓“丝绸之路”旣是民族迁徙之路、军事征服之路、信仰传播之路、朝聘贡赐之路，也是富商大贾“周游经涉”之路，而不仅仅是商品流通之路。我们今天关注“丝绸之路”，主要是关注东西文化的交流，“丝绸”在这里成了文化载体的代表。“丝绸之路”研究的目的就是寻找失落的东西文化交流的轨迹，自然对于古代地中海和中国研究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
（八）
我的学术研究轨迹大抵如此。下面是两点补充说明：
1. 我之所以研究古代中亚史，和上世纪七十年代联合国教科教科文组织主编《中亚文明史》、邀请与中亚有关国家的学者参加直接有关。一番点检之后，中国学者发现这一领域一片空白，于是临渴掘井，一面成立中国中亚文化协会（1979年在天津召开了成立大会）。一面开始招收研究生。我录取中外关系史专业时，已内定搞古代中亚史。
2. 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人没有多少选择的机会，又迫切想改变环境，无论让我们搞什么，都会欣然接受的。但是，我很快就明白，无论知识结构、还是旨趣爱好，研究古代中亚史对我都不适合。也许天性使然，我不喜欢言不及义的考据，偏偏古代中亚研究不能不一步一考。事实上，我几次三番想改行。孙毓棠先生对此深表理解，但他又对我说：“一个学者每天早晨醒来，都应该想一想，自己能为国家做些什么，不能光考虑自己。研究中亚史是国家的需要，我不是研究中亚史的，指导中亚史的研究生，就是服从需要。”每当我动摇的时候，总会想起老师的这番话来。我坚持至今，倒不是觉得自己的“研究”能对国家有什么贡献，只是怕对不住老师的殷切期望。我爱我的老师。
孙先生对我说：你不妨花10年时间，将突厥兴起前的中亚史（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6世纪）都搞一遍。一晃30多年过去，我离开这一目标还有走不完的路，希望能继续走下去，死而后已。
余太山
二〇一一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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