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汉字的发育过程：
在没有语言记录符号和书写文字之前，语言就已存在了。人类的语言是群居的成果之一。在漫长的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历史时间里，世界各地都发育着操着不同语言，语音的集团。可以肯定地说，在只有语言的语族中，人类制造语音的能力已经完全满足了日常的“交流需要”。中国汉语的语音种类可以从现代字典的语音表里算出来。汉语音是单音节载义的“语言”，每一个音节都携带有一个“义”。这个如此精巧地把单音节和“义”锁扣的汉语，就是汉语的“格局”。除了虚字如：兮，焉，和纯粹的拟“声”音节如“呼呼，咪咪，洞洞，坎坎，”，不载义的音节是不存在的。
最初的汉字符并不是用来记录声音的，并不是语言，语音的记录，而是通过视觉来“register状写”“对象”的“二维平面的，只有眼睛才可以“处理”的“视觉信息”。视觉信息和听觉信息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是两不相涉的“传递和交流系统”。汉字是“视觉信息”交流发育最充分的“交流体系”。拼音文字是“听觉信息”交流发育最充分的“交流体系”。
汉字最初传递的只是“视觉义核--形载信息”，除非‘学到’了‘字符的读音’的祭司写手，一般人并不能通过看字而了解这个字的‘读音。所以古代的汉字， 只是对于识字者来说成为有效交流手段和工具， 之对于‘识字’的人， 字符才能传递“听觉义核--音载信息”， 而对于绝大多数不识字的群众，【字】本身无法作为交流工具。大多数信息交流， 都是人际的面对面的交流，是在’听力距离内‘的口头交流，而不是’远距离的，跨越时间的‘文字交流’。 在这种近距离的‘听力人际交流’场中， 人们的交流是‘语音’的，而不是‘文字’的。
汉字最初是宗教仪式集团“巫师”们占卜，记录占卜的记录刻写，因为大量的占卜，大量的记录刻写，就发育出了越来越有规律的‘刻写’。这些刻写的大量使用，使笔划的载义功能固定，并以某种秩序排列成字串。语音和这些字符的“扣锁”，是汉字从纯视觉符号到“携音”符号过渡的关键。这个锁扣完全是“arbitrary”，（非逻辑）的。但是一旦一个单字和一个单音节“锁扣”成功，这个“携义的视觉符号”，就升化为三维的“形，声，义”的合体符。从这个“三合一”的字符中，“音和义”的功能更直接地可以起到“语言沟通”的作用，可以满足一个语族中“不识字”的群众的沟通，而不须借助”形和义”的辅助。不认字的人可以通过语言交流，不认字的人不可以通过文字交流，因而汉字一直是“宗教精英”的“特长”，是没经过师长“教育”“传承”，就不可能“掌握”的“特技”。故在夏朝，已经有学校出现。
汉字的发音符一旦成为汉字构件，就使音载信息的传递成为可能。一旦一个汉字可以不在老师的指导下，也能“近似”地发出“约定成俗”的字音时，汉字的标音功能就脱颖而出，突破了“字形的义形的”约束，而成为民间“乡音”的记录符，古代的越语汉音的记录“字”就是这类汉字标音功能的最初“成果”。 而濮语后来就是在汉字的转写方式下保留下来的。 请参考濮鲁先生的濮语讲座和【山海经】的濮语解释。试想， 如果汉语是拼音文字， 那么濮语的’山海经‘的转写会是什么格局呢？ 如果不是汉语的大量单音节汉字， 可供选择来记录濮语，山海经的汉语文本和山海经的濮语文本的’双语‘现象如何能操作成功呢？ 汉语翻译外来语的方式，就是完全’走音译‘，才能记录其’外语的发音‘因而外语的’语义‘有就传递了。如果是’义译‘， 就必须’抛弃‘原发音， 这样，借人的是’概念‘，而不是’语汇‘。 比如濮语的龙， 读如瓦， 古瓦，就是龙的意思， 现在大家只知道‘龙’的概念，却不知道‘瓦’是龙的‘初音’。 因而， 汉语引进的是一个概念， 并没有引进一个‘语汇’， 在汉语中， 没有人称‘龙’为‘wa ‘.瓦，娲， 蛙， 洼， 腽， 鼃， 择取那个汉字， 都不能真正表义。 而wa这个音的‘长相’里， 完全没有‘视觉形象的信息’，看不见龙的‘角’， ‘爪’， ‘头’， ‘尾’。 而汉语的‘龙’和‘wa’的读音， 两不相涉。 龙的读音来自’liao’,转写用的汉字是‘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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