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儿诚难，医之治小儿病为尤难。以呱呱襁褓，啼哭无端，疾病疴痒，不能自白。且藏府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用药一或不当，最易变起仓卒。昔阎孝忠有“五难”之叹，张景岳则曰：宁治十男妇，莫治一小儿。于此可见儿科业医者之不易也。然而天下之父母者，孰不爱其子女，偶罹疾患，必求诸医，则医者之责，不亦重且巨乎。余操斯业也，已５０年矣。自思倘能以幼吾幼之心，推而及之于幼人之幼，兢兢业业，不敢自怠。因之施方用药勤求古训，博采众法。尤以芽嫩之质，藏气清灵，随拨随转，峻烈之剂，未敢轻投，况一有药误，祸患无穷也。有鉴于斯，历经琢砺，爰拟用药六字决，为后学者备之以作参考。
１“轻”。轻有两端，其一为处方应轻，如外感风寒，表实麻黄汤，表虚桂枝汤，前以散寒，后以和营，则邪祛表和，其热自解。如是感受风温风热，则桑叶、薄荷、荆防连翘之类清凉解肌，疏化即可退热。此均轻可去其实之轻也。常见寒闭热盛而惊厥者，此因高热不能胜任也。不可投镇惊之品，反能引邪入里；因其病在太阳，必须解表，方为正治。当然，乙脑、脑膜炎则须另法治之。
其二为用量应轻。小儿肠胃娇嫩，金石重镇，慎需考虑。即药量过重，亦犯胃气。小儿之生长发育全赖脾胃生化之源，况百病以胃气为本。如胃气一耗，能使胃不受药，病既不利，抑且伤正。然必根据其病情，轻重适宜，以不能影响其胃气为必要。
２“巧”。巧者，巧妙之谓也。古人治病每多巧思，往往于众人所用方中加药一味即可获效。如《冷庐医话》记述，宋徽宗食冰太过，患脾疾（即腹泻），杨吉老进大理中丸；上曰：服之屡矣。杨曰：疾因食冰，请以冰煎，此治受病之源也。果愈。实质上此即仲师白通汤加胆汁人尿之变法也。又，徐灵胎治一人患呕吐，医曾用二妙丸不效，徐加茶子四两煮汤服之遂愈。因其病茶积，故用此为引经药也。近人程门雪氏，为一代名家，早年治一慢性泄泻病人，用调理脾肾法医治，久而无效。后病者带程之方，到沪上名医王仲奇处诊治，王氏索阅程方，凝思片刻，在原方上提笔批曰：此方可服，再加蛇含石四钱，挥之使去，病者未便多问，照方服用。不料这张屡服不效的药方，仅增一味后，只服数剂，多年宿疾，竟告痊愈（摘自上海中医药杂志中“裘老论医篇”）。说明匠心巧裁，令人叹服。余于临床，尝治顽固之婴儿泄泻，中西药治无效；遂从母乳方面考虑，对乳母作了蹲踞、踝膝反射试验，测知有隐性脚气病存在，致使患儿缺乏维生素Ｂ１而久泄不愈。停服母乳，调治即愈。此亦法外之法也。这类病儿临床很多，寻索巧思，明其病因，见效如神。
３“简”。简者，精简之谓也。医之治病，用药切忌芜杂。芜杂则药力分散，反会影响疗效。
尝见，以为病之不痊也，药量不足也而倍之，药味不敷也而增之。此舍本逐末，宋人揠苗助长之蠢举也。医能明其理，熟其法，则处方也简，选药也精。前辈名哲，每多三、五、七味，对症发药；虽危重之候，获效迅速。以余之实验，确是如此。
４“活”。中医治病，首重灵活。同一病也，既有一般，又有特殊。如果见病治病，不分主次，不知变化，笼统胶着，甚或按图索骥，对号入座，慢性病或可过去，急性病必误时机。尤以幼儿弱质，病症变化更多，朝虽轻而暮可重，或粗看尚轻而危机已伏；反之，貌似重而已得生机，比比皆是。凡此种种，医者当见微知著，病变药变，则可减少事故，而操必胜之券也。
５“廉”。余平生用药，从不滥施昂贵之品；虽在旧社会时，亦不以珍珠、犀羚、人参、鹿茸来取宠于官僚贵阀，或有钱富室。新社会则为劳动人民着想，更因制度之优越，药价下降，所以处方之廉，病家初多疑之，终则奇之。事实上人之患病，以草木之偏性来补救人身之偏胜，但求疗疾，毋论贵贱。而价廉效高，反能取信于广大病家也。
６“效”。病人对医生的要求，主要是望其病之速愈。医生对病人之治疾，最重要的是要高度的责任感，要处处有推己及人的想法，所以谓急病人之所急，痛病人之所痛。轻病人则驾轻就熟，较易见效；重病人则因其变化多端而需思索周到，尽情关切，以期治愈。这是我生平之旨趣也。然“效”之一字，不是唾手可得，必须谙之于医理，娴之于实践，更须有仁者之心，灵变之术，方可无负于人民赋予的崇高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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