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红楼梦》文本传播的经典化路径与反思
——以“整本书阅读”活动为考察
文/马思聪
《红楼梦》在新文学史上的经典化历程肇始自“五四”时期，后经20世纪50年代的大批判运动走向高峰，并伴随多媒体时代的来临，作为国学经典日趋占据了大众传播的主流视域。《红楼梦》不仅在世代累积中具有了文学“经典”的范型意义，且时至今日仍具有进一步经典化的潜能与前景。但在当代《红楼梦》的接受与红学讨论中，非文本化因素日益显盛，在媒介因素和阅读习惯的多方挑战下，以文本为核心的《红楼梦》阅读需进一步加强。近年来与《红楼梦》相关的“整本书阅读”活动，与碎片化、浅表性、快餐式的微阅读时代直面相抗，强调对于《红楼梦》这类经典的深度阅读和意义价值的当代阐释，以消解二十一世纪以降的解构主义思潮和某些泛媒介的负面干扰，重塑青少年的国民素养和阅读思维。在这一宏大背景下，“整本书阅读”活动使当代《红楼梦》的文本传播具有了某种“以器载道”的意义，也使《红楼梦》再度迈上了新的经典化历程。
教育部于2017年《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即“新课标”）中提出了“整本书阅读与研讨”这一课改重点，并通过教材编写将《红楼梦》置于“整本书阅读”学习任务群的核心，以《红楼梦》为器，达成对学生“读好书，读整本书，多媒介获取信息，提高文化品位，提高阅读与表达能力”①等语文核心素养的引导与培育。这是对2003 年《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学会正确、自主地选择阅读材料，读好书，读整本书，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提高文化品位。课外自读文学名著（五部以上）及其他读物，总量不少于 150 万字”2理念的进一步发展，更明确将《红楼梦》的整本阅读任务结构进课内教学框架，使其从课外选读与名著导读的教育外围区域进入到核心位置。这一方面肯定并强化了《红楼梦》的文学经典地位并以教育领域的特殊普及性将《红楼梦》推向了新一轮的经典化历程，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对《红楼梦》文本阅读和文学本体解读的侧重，对红学受众的培养具有奠基作用，为当代《红楼梦》的文本传播搭构了有效途径。
一、以教育为契机的经典化历程
以“整本书阅读”为中心研讨《红楼梦》的经典传播要立足于红学和教育学的交叉视角之上，通过红学与教育学术史的合流来查讨以教育为契机的《红楼梦》经典化历程是如何开启与发展的。因此这里先来考察教育学与新红学在新文化运动以后的百年间是如何挽合在一起，而形成红学与教育在经典传播场域下的双向互动的。这既能披露新红学是如何进入到 教育的视域之中并进一步提升其经典性地位，日趋展现出多元的、独具特性的经典教育价值；也能够解答以《红楼梦》这样的鸿篇巨制来推动篇章教学向整本阅读的递进何以成为必然与可行；这更是揭示当代《红楼梦》文本传播的经典化契机始于教育而又必然不止于教育的根源所系。
从明清小说的文体地位和新红学的经典性而言，《红楼梦》并非一开始就具备进入教育视野的契机与必然。相对而言，“整本书阅读”的教育理念倒是渊源有自。早在1923年叶圣陶起草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中即注重“略读整部的名著（由教师指定数种）”的教育理念，而后他在四十年代的《论中学国文课程的改订》中再次历陈单篇短章的选文教学的不足，应以整本书阅读为主的国文教改理念。民国以来的诸位文化大家及教育家如夏丏尊、朱自清、余冠英、顾黄初、郑宇等也都曾提到过与整本阅读有关的观念、方法并进入到了语文教育界的视野。而《红楼梦》开始进入国民教材、正式走入官方教育场域是以1920年教育部推进全国白话文教材改革为起始的。在新学制实施前夕，胡适在提倡白话文的演讲中，直接点明要将各个时期优秀的白话文作品作为阅读的选择——“白话文非少数人提倡来的，乃是千余年演化的结果……如宋人的白话小词，元人的白话小令，明、清人的白话小说，都是绝好的文学读物。”3而《刘姥姥》这类选文也是从此时开始进入到小学段的教育素材中。但这样的选文教育与今天的“整本书阅读”要求所距甚远，《红楼梦》的教育性和经典性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通过课外阅读书单来体现的。
从早期的经典价值而言，即使在课外阅读的范围内《红楼梦》文本也处在很边缘的位置。在20世纪20年代教材改革的热潮之下，为通过基础教育推进国民素养的提升，同时期的国学大家多曾以列举入门书目的方式来讲解青少年的阅读方法和完善国民素养的提升。胡适曾为中学生拟过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在工具书、思想史和文学史的三分中，他将“《红楼梦》（曹雪芹）亚东图书馆三版本”列入“明清两朝小说”段的书目中，居于《水浒传》《西游记》《三国志》《儒林外史》之后，但考虑到文学类的书目列举大体是以朝代为经、文体为纬，因此《红楼梦》所处的位置与成书年代有关，而与纲目内在的重要性无关。后来梁启超因嫌胡适书单琐碎繁杂、不宜作为基础教育的参照而又拟定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分类次序一反胡适书单，不以朝代、文体为序，更重文体的典范性和著述的经典性。因此，即使是在游记、笔谈这些“随意涉览书类”中也不见《红楼梦》等近代小说的踪迹；但因戏剧教育在时人眼中的重要性，因此《西厢记》《牡丹亭》等戏曲名篇倒附入了韵文类书目的末尾。从这样的书单中可以看到，虽然新红学自胡适发端至此已近二十年，但《红楼梦》及新红学自身的经典性价值尚未得到教育的认可，其经典地位也尚未走到官方认定的层面。
归根结底，《红楼梦》被推入教育领域的早期契机实际源自“白话文运动”。早年的“小说界革命”虽然提高了小说文体的地位，也引发了小说创作的新朝向，使《红楼梦》这类古典通俗小说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梁启超等人的观点有其合理性，但他们将小说提得过高，反而容易沦为空谈，无法落到实处”4，即便是在推动小说界革命的梁启超这里，在其发表《小说与群治关系》的二十余年后，反而复归传统礼教，将小说之流悬置入门书目之外。时人对待小说与戏曲（戏剧）的文体观念和教育理念并不相同。虽然元明戏曲一直被作为必须的戏剧教育而在课内外都保有一席之地，但《红楼梦》这样的小说所具有的教育价值以及进入教育领域的必要性极其边缘化。相较而言，新文化运动的改革者们则更为务实也更重策略，以语言为突破口推进运动由思潮转向实务，故而胡适在他的基础阅读书单中将《红楼梦》等近代小说列入。
在“白话文运动”对教育的影响下，《红楼梦》以其文体及语体特色成为教育范本、入编国文教材的选文历史以1924年《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的选编为始。从此以后，语言语用方面的教育价值便作为《红楼梦》的基础教育功能贯穿始终，这也是本次新课标在提及“整本书阅读”教学目标时放在首位的。但《红楼梦》内在的教育功用，无论从其适切性还是独特性而言又远不止于此。在此后二三十年代的民国多版国语教材中5，《红楼梦》选文在小学到高中的各教育阶段始终占有一席。在四五十年代的政治环境下《红楼梦》选文虽暂退幕后，但在此后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统编教材和各地自编教材中，篇目日趋多远、选文比例不断加大。而“近几年来，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红楼梦》逐渐成为中学语文教学的热点。2017年，北京市高考语文将《红楼梦》列为6部必考书目之一。《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将'整本书阅读与研讨’设为18个学习任务群之首。2019年开始在北京、上海、山东等6省（市）先行使用的统编本高中语文教材，将《红楼梦》列为'整本书阅读与研讨’必读书。此外，2016年起，全国小学、初中使用的统编本《语文》教科书中也有相关选文教学。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红楼梦》阅读进入了一个新的经典化传播时代。”6可以说，《红楼梦》经典化的程度与其进入教育领域的历程相互印证、相互佐助，而基础教育领域的认可既标志着《红楼梦》经典地位的获得，也造就了其进一步经典化的传播契机。
当贯通考察教育学与新红学相扣合、相生发的百年历程之后，《红楼梦》经典化地位的获取在教育的视域下呈现得更为显切，而《红楼梦》走入教育场域的必然性与必要性也更为鲜明。因此在“整本书阅读”理念的背后，是否应以《红楼梦》这样宏大容量的文本来提升中学生的阅读能力便不是一个可质疑的前提，而如何结构课程形式、整合课内外资源、加强跨界合作与指导等可行性问题才是落实“整本书阅读”活动，并以此为契机推进《红楼梦》经典阅读与文本传播的问题所在。
二、《红楼梦》的文本特性与教学价值
“整本书阅读”任务群强调了文本阅读的完整性和深度性，从文学本体层面上推进了《红楼梦》的经典传播。因此，在当代青少年浅阅读甚至反经典化阅读的习惯下，《红楼梦》的“整本书”阅读对防止红学受众土壤萎缩、深扎红学根脉有着深远意义，是当前辐射群体最广、实行效果最速也最切合时代价值的促进经典文本传播的有效途径。如何根据《红楼梦》的文本特征与教学特性，紧扣“文本”核心推进《红楼梦》的教学与传播是实践这一问题的本质所作。在童庆炳先生以《红楼梦》为例探讨文学经典化途径时指出，《红楼梦》以其杰出的艺术品质和多元的阐释空间联通了文学经典化的两极（“一极是著作的艺术品质，另一极是文本的接受”7），而《红楼梦》在教学视域下的文本特性及其教学价值也根植于这两方面：极高的艺术价值与多元开放的阐释空间。
首先，由于《红楼梦》文本具有极高的文学性，作为古典小说叙事艺术和语言表现的集大成者，能够为中学生的文本阅读和写作提供范本价值。叶圣陶等教育大师对《红楼梦》文本的多元艺术价值与教育功用早有认知并已写入课标。20世纪40年代，叶圣陶在修改课程标准时围绕“了解固有文化”、有效实施“语体”教学、“文言写作”训练这三大重点，从宏观上论述了初高中教材应有的安排、现行教学方法的弊端和阅读习惯的提升养成。核心是在应加强整部的文学名著的阅读教学，打破篇章教学的弊端和依赖教师逐句讲解的教学形式，通过预习指导、报告讨论和落实复习的方法培养学生自主阅读大容量、整本书籍的能力，养成真正的“阅读习惯”，完成从语言到思维再到文化的全面培养。这与新课标提倡的培育“语文核心素养”的四个方面（“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及围绕其展开的九大课程目标殊途同归。
《红楼梦》的整本书教学无疑是系统实践以上教育理念与框架——即以整部“文学名著”达成语言、思维、审美、文化合力培养的上佳范本。首先，从回归国文学科范畴与教育特性上看，整本阅读《红楼梦》是养成阅读习惯尤其是提升本国文字阅读能力的优化途径，其博大精神的艺术价值也为浸润式了解传统文化提供了依凭。其次，《红楼梦》是综合性的语言艺术，既涵盖了各类文学体式且还原了语体、文体的应用语境，利于强化实践性的语体教育。从常规的文言阅读与训练上看，《红楼梦》易于究词达意、揣摩情趣，更近于叶圣陶所提倡的具有教育适切性的近代文言范本。他曾批评：“现在学生学写文言，成绩比语体更差，我想，就坏在把唐宋以上的文学作为范本。他们读那些文学，没有受到好好的指导，没有经过好好的训练，只是生吞活剥，食而不化；他们不能说那种文言的语言，他们不能凭着那种文言的语言来思想，怎么能写成那种文言？”8在叶圣陶看来，近代文言的优秀范本比中古以上的名篇短章在教学实践中更易行之有效。于今日大众而言，文言写作的实践标准虽然降低；但从国民教育的普泛意义上讲，以文言训练提升语言思维与文化认知的要求与日俱增。在白话文普及的早期，胡适以《红楼梦》为近代白话启蒙的范本；在文化语境改易后，《红楼梦》又以其典范性占据了文言训练和思维培养的前端；在“整本书阅读”活动开展的今天，众多教师以读写共生的教学模式更深入地挖掘着《红楼梦》的范本价值。
其次，《红楼梦》饱满的意义空间和多元阐释性不仅使其在阅读中展现出与时俱进的经典价值，更能在教学实践中激发学生鲜活的生命体验而延展出丰富的讨论空间。如童庆炳先生所言：“《红楼梦》由于它所描写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达到极致，艺术表现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所产生的巨大张力等，因而是一部具有辽阔阐释空间的超越性的作品。它经得起不同意识形态的冲刷和解释，也经得起研究视角的探索与挖掘。换句话说，由于作品本身的艺术品质，它以多元的召唤结构，可以向各种研究视野敞开，从而形成文学经典化两极的对接。”9《红楼梦》的这一文本特性于教育应用中体现为主题和人物品评的多义性带给教学开放的选择空间，使学生从自身的生命体悟与认知基础出发，摆脱固化思维和答案模板，更多维地体认语文教育和经典阅读的价值。相比诗文阅读，《红楼梦》的审美体验更是复杂的、多层次的，也更易召唤个体生命体验的复归，引发受众多元思考。相比其他现当代或西方小说的教学，《红楼梦》的语言艺术、叙事模式、文化深度和生命体验的相似度又处在“隔”与“不隔”之间，以带有间离效果的审美体验激发学生讨论热度的同时也保证了讨论的科学性：一方面不会因过于生疏的文化语境而产生大量误读，另一方面又因《红楼梦》文本呈现的相对完整的古典文化场域而不能作过度自由、散漫、私我的解读。
这样的多义性解读和讨论又必须也必然要建立在完整阅读的基础之上，而在篇章教学里却无法充分展开。从以往的“文章大单元组合或者群文阅读方式来看，建立起的单元结构，大多是以编者基于某些概念或者范畴而构拟的框架式理解（尽管这是无可避免的），从文章自身发展出的个性化问题的联系还较少。这样，文章之间可能存在的一种有机联系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而借助于他人的理解所构拟的框架，在实际教学中也可能带来泛化甚至贴标签式的、削足适履的后果。”10而“整本书阅读”以任务群模式加强了课内选文教学的有机性，形成对课外阅读的有效示范和有力支撑，又以完整性的阅读体验提升课内研讨的品质。可以说，整本阅读一方面是对《红楼梦》的经典价值的充分挖掘；另一方面《红楼梦》自身的复杂性、多义性及在教学实践上的文本特性也唯以如此才能实现。
在文本之外，《红楼梦》具有多媒体的传播特性，像87版电视剧、连环画、戏曲电影等也都是教学中的有效拓展手段，帮助学生进入多元的文化、主题、人物、价值及传播改编的思考。其中，87版电视剧以其广泛的认知度和通俗性多被应用于课堂导入环节，这固然能为师生素养偏低的地区提供教学辅助，但要警惕过度依赖影视解读反而会弱化学生文本阅读的用力，甚至产生误读。在教学环节的设置上也要防止标新求奇的拓展活动干扰到有效的文本阅读。比如，基于《红楼梦》自身语境的人物解读和诗词仿写等读写训练活动，或可有助于语文核心素养的养成和对文本的整体理解；但像分析不同版本影视剧特色、根据某一西方理论或民科观点解析人物、设计台历书签等红楼文化衍生品的课后作业，却可能因脱离文本而挤占、解构、误导文本的深入阅读。“整本书阅读”活动因处于教育与受众培养的实践一线，尤其要注重阅读与传播中的文本主体地位，可适度采用却也要防止一些非文本化的资源、活动对于真实教学活动及完整阅读体验的干扰。总之，在紧扣文本特性的教学实践之中，《红楼梦》既以写实性提供了完整的文化场域，又以艺术性展现了多元的文学审美价值，成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载体，其典范价值与地位始于教育之园而其当代经典价值的传承与转化又远超教育之外。
三、多方合力建构的经典传播途径
虽然“整本书阅读”活动为《红楼梦》文本的经典化传播和当代红学受众的培养奠定了基础，但以新课标为导向的文本阅读是否能带来文学经典的有力传承，还应从各方合力中探讨其经典化传播的有效建构途径。面对大众多元需求且涉及教育链条各环节的《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活动不能缺少教学届、教研届、红学界、出版界、传媒界甚至各网络平台的多方合力。承担“整本书阅读”活动的核心群体首先是教师、学生和家长的三方共建，这一群体基数大、覆盖面广，而地域、素养的分层性和学科、行业的差异化也尤为凸显，更需要在专业的指导下凝心聚力，在多方关注中稳步推进教育实践。在这场多方共建的传播场域中，考察各方视角的交叉、呼应和打通，从而扣合文本传播的本质需求、生成经典传播的当代价值并形成合力是本部分的研讨核心。
“整本书阅读”活动首先是以教育界为本位，在教育教学行业中关注新课标改革内容的研究员主体分为三类：一线教师、教学研究员和教育硕士/学历硕士。一线教师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他们提供了多元的视角和较大的发言权，但主体倾向微观层面，以教学流程、实践环节、课例教案、赏析札记的讨论为主，少量涉及教学策略、理念分析等宏观视角，理论统摄力较弱。占比偏低的地区教育学院或教研中心的专职教研人员虽有更强的理论建构意识，但多借用西方文论关照活动的价值与意义，对中国本土教学的实际指导意义还有待考察。个别专职研究员既对一线教学的动态关注较为及时，也侧重学术理路的整合，因此能在教学的琐细层面外又较好地深入某些宏观研讨无法涉及的实践问题，具有独特的教研价值。相对而言，教育硕士/学历硕士的学位论文对“整本书阅读”的关注更为立体和完整，他们多以课标为本，溯源“整本书阅读”的观念前身与理论先导者，以不同的层次结构阐述对活动理念的整体认知和实践方式，并多因自身的教育从业经验（一般也有重返教育行业的职业规划需求）会重点关注一到两所院校的“《红楼梦》整本书阅读”课程及活动的开展，以此作实践层面的观察研讨。其中，宏观层面的阅读策略的研讨和微观层面的阅读内容的选择是引发教育界与红学界共同关注的主体领域，而在如何读或如何教的层面上，二者的切入视角则差异显著。红学家的关注热点虽高、研讨虽盛、观点虽繁，于教育界的接纳与落实情况尚需稳步徐行。像冯渊教研员分层梳理的教师应读的阅读理论和红学著作11是最直接地将学界成果向教学实践转化的尝试。
可以说，站在承担“整本书阅读”任务一线的教师们企盼红学家的发声，从任务目标的优化整合、课内外教学任务的布置到教学实践中的答疑解惑等多方面寻求学术的支持与依据；红学界也期待将学术成果尽早转化成大众的普泛认知和基础教育的质量保证，但确实存在如俞晓虹所言的部分现状——“多数红学家很少关注基础教育的现状，无暇顾及新课标的内涵有什么新的变化，或者讶异于'整本书阅读’概念的提出，因为名著的阅读本来就应该是'整本’的”或是“带有指导意向的诸多文章，本身是否具有'整本书阅读’意识，或曰意见本身是否有过整体的构建”12等问题。因此，红学家的专业性建议进入教学一线的热度与效度有时反而并不如刘吉朋《最美丫环 至悲人生——<红楼梦>整本书阅读任务设计》这类经典课例的示范。红学家的研讨虽不乏以新课标为切入，但多秉守红学本位，对课标内容的沿革考察触及较少，对教育语境的还原较为粗略，在具体指导中多以自身的学养见解作阅读选择上的指导与教学内容上的纠正。从教育界与红学界的合力来看，新课标及其后的“整本”阅读理念赋予《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活动的指导意义及其导向性可做进一步沟通挖掘，不应悬置或被一方偏废。正如单世联指出：“特别是面对当前中小学生们阅读厌倦、知识过度的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阅读《红楼梦》，不仅是教育工作者，也是红学研究者需要考虑的问题。当然，《红楼梦》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我们依然可以充满信心。”13
红学虽为专门之学，却门径开放。牵涉社会需求甚广的《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活动及其研讨更具开放性。许多高校科研人员虽非专研红学之家，但因专业基础课程或是通识课程的讲授也从教育的视角关注到此；传媒界或各类网络信息平台的建设者与参与者也从传播的角度关注到当代红学的经典传播问题，这些都是可以进一步整合的力量，并以专业的指导达成对文本阅读的深度推进。近两年，围绕“整本书阅读”主题开展的研讨会有所增多，尤其以将《红楼梦》的整本阅读要求直接纳入考纲的北京地区为热点。借助相关热度和相对集中的红学资源，“整本书阅读”的议题已渗透到各类红学研讨与座谈活动中，像“红学再出发——2020年中国红楼梦研究·上海论坛”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专项设立、红学所与《红楼梦学刊》编辑部主办的红学论坛2020年第三期等都对此展开了或广泛或专项的研讨。“《红楼梦》教学实践专题研讨会”这类大型学术活动更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使京内外、海内外各界专家都参与其间。通过着眼“互联网+教学”的新视域，从高校课程导读、《红楼梦》“整本书阅读”、大众阅读与传播等多维角度促进“学术研究与教学传播之间的有机融合”14。
在互联网时代，教学空间已经不可避免的向多元的媒体渠道敞开，学生的阅读空间也被各种爆炸的信息包围，建构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的连结，从专业领域的交流中加强教学与阅读内容的选择性与策略性势在必行，因此这样的研讨和活动有效促进了各界人士的合力，应多做尝试与建设。但会上的研讨意见和会后成果所包含的大量可补益于教学的专业信息和资源渠道——如各类云平台的慕课课程（经典导读类的《伟大的〈红楼梦〉》《走近〈红楼梦〉》；文学赏读类的《〈红楼梦〉经典章回评讲》与《大观与微观：红楼梦1-40 回》；专题解读类的欧丽娟《红楼梦》( The Red Chamber Dream)和 《红楼梦——母神崇拜》( The Red Chamber Dream (2) ) 、《〈红楼梦〉的空间艺术》《〈红楼梦〉叙事趣谈》《〈红楼梦〉“三书”浅说》）等，如何能从静态数据库转化为教学环节，从教学的边缘地带走入课程设计的链条之中，还有待各界进一步探索实践与合力共建。而通过云课程的引入，可以强化教学内容的专业度，提升学生的文本整体把控力和深度研读能力。这也要求云课程内容应有切合基础教育受众的针对性开发，才能使其从被动的课外资源转化为直面教学需求的实操性环节。从课程形态上打通象牙塔之学与基础教育之间的壁垒，从能力培养上将基础教育向专业领域引申，有利于将红学受众的培养根基扎实、扎深，最大化地拓展教育的边界效应，深化《红楼梦》文本大众传播的热度，增强以红学为媒介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力度。
总之，在经典化的命题前，红学与教育学的相遇一方面根植于《红楼梦》自身多维的教育价值和杰出的文本特性：以极高的艺术品质和多元的意义价值赋予教学开放而鲜活的研讨空间；另一方面《红楼梦》的文本传播又依靠教育的普及与认可不断走在经典化的前端，以层累的典范性和与时俱进的阐释性不断实现着经典阅读的当代价值。在未来的教学实践和研讨中，应扣合文本阅读的本质要求，排除干扰文本深度阅读的教学因子，针对互联网时代的传播特质以多方合力共建的方式打通基础教育到大众阅读的经典传播途径，推进《红楼梦》的文本阅读与经典价值的当代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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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32页“（二）学习要求”部分。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9页。
3胡适《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胡适文存》（第二集），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71页。
4苗怀明《从小说界革命到整理国故运动——中国近现代学术的转型与新红学的建立》，《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第十辑）2014年。
5参见王鸿军《中学语文教材中《红楼梦》选文及其教学研究》（宁夏师范大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二章有关《红楼梦》选文篇目的历史统计。
6杨锦辉整理《中学语文<红楼梦>“整本书阅读”五人谈》，《曹雪芹研究》2020年第４期。
7、9童庆炳《经典的解构与重建——<红楼梦>、“红学”与文学经典化问题》，《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4期。
8叶圣陶《论中学国文课程的改订》，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编《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58页。
10詹丹《<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的选择性问题》，《语文建设》2020年01期。
11参见冯渊《<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教师读什么》（《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20年第4期）。
12俞晓红《<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的理念与实施》，《学语文》2020年第1期。
13李虹《红学再出发——“2020 年中国红楼梦研究·上海论坛”》，《红楼梦学刊》2020年第6期。
14参见编者按 “《红楼梦》阅读与教学专题”（《曹雪芹研究》2020年04期）。
- 全文完 -
本文发表于《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6期
作者简介
马思聪（1986—），女，北京，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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