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红楼梦》在海外的跨区域、跨语言、跨文化传播，既是红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外学术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窗口，更是探索中国经典走向世界的重要论题。《红楼梦》海外传播研究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首先应立足于如何夯实相关文献整理与集成之根基，其中《红楼梦海外传播编年史》(1793—2020)即是一项至为关键的基础工程。回顾和总结既有学术编年史的得失与变革，《红楼梦海外传播编年史》应力求臻于以下三个“交融”，即时空交融、图文交融与史论交融，然后在中国红学史与西方学术史的双重参照系中，通过与《红楼梦》洲际板块传播研究以及数据库建设平台的相互沟通、相互衔接、相互发现，一同推进《红楼梦》海外传播研究的进展与深化,并陆续推出系统性、创新性、集成性的学术成果。
关键词：红楼梦 海外传播 编年史 编纂
一是时空交融
对于《红楼梦海外传播编年史》而言，这种特定时空维度的两相交融更加契合其内在的学理逻辑，因为《红楼梦》的海外传播总是相互交织着时间上的纵向传播与空间上的横向传播，因而必然是时间流程与空间流向的相互交融。这正如文化层与文化圈的有机关系：文化层指向时间维度，文化圈指向空间维度，但文化圈的形成与演化又是一个时间的连续过程，当文化圈随着时间的推移沉积、重叠而成历史序列时，便构成了文化史。在此二者已合而为一：文化圈标示着文化史的空间流向，文化层则标示着文化史的时间流程。尽管就学科知识谱系而论，《红楼梦海外传播编年史》当属于“年代学”的学术范畴，所借鉴的是“编年体”的传统体例，其基础工程是通过文献收集、整理与集成，将《红楼梦》海外传播的重要人物、事件、成果与影响分解和落实到年、月、日、时，其时间序列是每年中按月著录，每月中按日著录，每日中按时著录，先著录月、日、时明晰者，最后著录月、日、时不明晰者，以“是年”为标识并领起相关内容。这一基础工程越是扎实，则其学术根基越加坚固，其学术价值也就越高。但另一方面，与此时间流程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是空间流向，基于《红楼梦海外传播编年史》的“海外”与“传播”两大要素，尤其需要时间流程与空间流向的相互交融，唯此才能真正还原和重构为时空并置交融的立体学术图景。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尝谓“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③。所论“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则其间必有启发”虽然针对文学史编著而言，但同样适用于《红楼梦海外传播编年史》的编纂。所谓“必有启发”，即是指在“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亦即在时间流程与空间流向的相互交融中必有新的启示，新的发现。比如《红楼梦》海外传播为何呈现为亚洲—欧洲—北美的时空轮动趋势? 为何《红楼梦》的亚洲传播之路始于日本，而聚集于东南亚汉文化圈却被阻于南亚的佛教文化圈与西亚的伊斯兰文化圈?为何《红楼梦》的欧洲传播之路始于英国，并且鲜明地呈现为西欧与东欧两大板块? 为何《红楼梦》的美洲传播之路汇聚于美国，而难以为拉丁美洲文化圈所接纳?上述《红楼梦》海外传播时间流程与空间流向相互交融中所还原和重构的时空并置交融的立体学术图景，本身即蕴含了大量的学术文化信息，借此可以进一步激发人们的学理思考与探索。
二是图文交融
对于《红楼梦海外传播编年史》的图文交融而言，上述历史、理论与实践三个维度的探索与成果同样富有借鉴与启示意义。
1.关于“文本”系统。主要包括学者、活动与成果三大板块。“学者板块”涉及从事《红楼梦》译介与研究以及与《红楼梦》海外传播有关的所有人物。张晓玥《〈红楼梦〉海外传播文献数据库建设》提出“以人为纲的核心理念”，的确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要之，《红楼梦海外传播编年史》文本系统首先要重点关注海外红学传播的大量学者群体，并尽可能为每一位学者撰写小传，然后著录在相关条目或生卒年之下。“活动板块”涉及从事《红楼梦》译介与研究以及有关学术交流的所有重要机构、活动与事件。“成果板块”主要包括《红楼梦》译本以及有关评述、阐释、研究的论著。据唐均《〈红楼梦〉译介世界地图》统计，《红楼梦》相继以34种语言出版了155个不同篇幅的译本，其中有18种语言共孕育出36个全译本。⑦此以34种语言翻译出版155个不同篇幅的译本，即是《红楼梦海外传播编年史》所要全部著录的重点内容。评述部分，除了各种《红楼梦》译本的“前言”“后记”以及相关书评之外，还重点见之于各种中国文学史与“百科全书”条目。至于阐释与研究，则主要以独立发表出版的论著形式出现。
2.关于“图本”系统。《红楼梦海外传播编年史》“图本”系统大致与上述“文本”系统相对应，在学者、活动与成果三大板块中，凡是重要的“文本”著录之处，都尽可能配以重要的图像。比如学者群体涉及数百位学者的图片，相关译本则至少应有155张图片，还有相关活动与成果，也都可以做到以图配文。诚然，在既有的图文两大系统之间，本身存在着不对称、不平衡状态，即重要的文本缺少重要的图像，或者反过来重要的图像缺少重要的文本，这就需要进一步加以发掘与甄选。而就图像形态而论，则有利用旧图、制作新图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改制三种类型。其中主体部分是利用旧图，即寻找和选录既有的各类图像，包括《红楼梦》译本中的各种绘图：比如1957年和1964年法国阿梅尔·盖尔纳根据德文版的《红楼梦》42回本节译本附有清末改琦绘制的绣像7幅；1981年法国华裔翻译家李治华及其法籍夫人雅歌·阿蕾扎伊斯合译并在巴黎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的120回法文全译本附有木刻绣像199幅；1995年出版的俄文版《红楼梦》修订本也配有大量的清代改琦绘制的绣像插图……对于这些译本有关插图的选择、配置与印制都有重新审视与探讨的价值。另一方面是重新制作图像，包括利用原图加以改制与完全重新制作。在当今数字化时代，尤其需要引入并运用人工智能平台与技术，推进传统图像制作的转型与创新。从一定意义上说，“重绘红学史地图”一一无论是就实体还是隐喻而论，都需要大量高质量重新制作的图像系统的强有力支撑，因而也可以这样说，《红楼梦海外传播编年史》图像系统的关键在于能否重新制作高质量的系列图像。
3.关于“互文”功能。鉴于上述点缀型、深化型与互文型三种类型和境界，《红楼梦海外传播编年史》的图文交融应该从点缀型走向深化型而逐步臻于互文型。郑樵《通志·图谱略》远溯《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谓“图成经，书成纬，一经一纬，错综而成文。”⑧“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⑨，说的即是“图—书(文)”之间的“互文”关系。现代西方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理论强调“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转化”⑩。彼此不无内在相通之处，都是旨在强调“互文”双方的相互交错、相互补充、相互阐发、相互增值。图文两大系统之间“互文”性功能的生成，主要在于“图本”系统具有工具性与隐喻性的双重功能及其与文本系统阐释性与解释性功能的有机交融。⑪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采用融合经度、纬度的“密度”显示法，不仅直观呈现了中国文化地理从北向南、从西向东而最终高密度聚集于江南的总体趋势，而且据此总结为八王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三次波澜”的依次推进，充分彰显了图文“互文”的空间隐喻意义与独特价值。同理，《红楼梦海外传播编年史》要臻于互文型境界，也需要在图文两个系统双向发力，并需要同时提供高质量的文本与图像系统，唯此才能相互交错、相互补充、相互阐发、相互增值。
三是史论交融
此指史实与立论的相互交融。陈祖武先生追溯学术编年史之源流，谓：“中国历代史籍，浩若烟海，体裁完备，编年、纪传、纪学本末，若三足鼎立，源远流长。其间，编年体史籍虽成书最早，然以之述学，则又较之其他体裁史书为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钱穆先生著《先秦诸子系年》，或可视为其发轫。惟钱先生大著旨在考证先秦诸子史实年代，准确地说，与其称之为编年体学术史，例如将其视为历史年代学的开风气杰作，更加名副其实。因此，较钱先生略后，刘汝霖先生之大著《中国学术编年》，则无疑可称开山之作。依先生的著述计划，原拟承接二十年代末先成立之《周秦诸子考》，上起两汉两晋，下迄清末民初，凡作云集，合为《中国学术编年》大著。惜天不遂人愿，第一、二集《汉晋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刊行之后，其余诸集竟成遗志。”⑫总体而论，编年体长于纪时，短于纪事，常常同为一事，分在数年，亦是断续相离，故从《左传》起即以追溯往事或带叙后事的方法，以弥补这一缺陷；纪传体长于纪人，短于纪事，常常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故《史记》以互见法弥补之；纪事本末体长于纪事，短于纪人，往往见事不见人，见个体不见整体。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刘汝霖《中国学术编年》以来的学术编年史，力图融合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之长，以弥补编年体之不足。而在著述体例上，则主要通过“条目”与“按语”的联动互观方式，客观呈现学术史实与主观陈述学术观点相结合，这是从史论并观臻于史论交融的主要途径。
《红楼梦海外传播编年史》史论交融的基础是史实的发掘与梳理，然后提炼为一系列“条目”并著录于相关年、月、日、时的时间序列之中。而“条目”的选择、拟定与排列本身，即或隐或显地体现了作者的学术价值取向。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分布于相关“条目”之下的“按语”。“按语”的主要内容有:(1)史料存真。即著录比较珍贵的史料或略为可取的异说，裨人参考；(2)补充说明。即对其具体内容以及相关背景材料再作扼要说明；(3)原委概述。即对其缘起、过程、流变、结果、影响诸方面作一概要论述；(4)考辨论断。即对于异说或有争论者，略加考辨并尽量作出断论，或择取其中一说；(5)价值评判。即对学术价值以及对学术之影响进行评价，直接评价或引用前人成说皆可。“按语”犹如揭示不同时期学术发展的“纲目”，更具学术史评述的容量与特点，实际上是对“条目”的学理深化与升华。为了进一步提升《红楼梦海外传播编年史》史论交融的容量与质量，尤其需要引入中国红学史与西方学术史的双重参照系。关于前者，兹举两个典型案例：其一是1980年6月16日美国华裔学者周策纵先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主持召开的首届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这是红学史上的首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是首次单独为一部中国小说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成为红学正式走向世界的标志⑬。当时俞平伯先生因身体欠佳而缺席这次盛会，但他在此前的5月26日就向此次国际红学会提交了一份书面发言，指出：“《红楼梦》可从历史、政治、社会各个角度来看，但它本身属于文艺的范畴，毕竟是小说；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这应是主要的，而过去似乎说得较少。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有创造性，但也有唯心的偏向，又有时间上的局限。至若评价文学方面的巨著，似迄今未见。《红楼梦》行世以来，说者纷纷，称为'红学’，而其核心仍缺乏明辨，亦未得到正确的评价。今后似应多从文、哲两方面加以探讨。”⑭俞平伯先生从尖锐的学术批评到展开文、哲研究的呼吁，以此作为今后红学突破的两个方向，无疑对新时期的中国红学史走向产生重要影响。所以很有必要通过中国红学史的参照系，重新认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举办的首届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之于推动红学走向世界(国际)与确立红学发展路向(国内)的双重价值。其二是1993年《红楼梦》从浙江乍浦港出海200周年之际，平湖市人民政府、平湖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在此建造了“海红亭”，并隆重发起《红楼梦》从乍浦走向世界二百周年纪念活动，同时由《红楼梦学刊》编委会与平湖市红楼梦学会联合举办了学术研讨会，时任中国红学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冯其庸，中国红学会副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希凡，日本著名汉学家伊藤漱平等发来了贺电、贺信，著名学者王利器、蒋和森、蔡义江、吕启祥、杜景华、孙逊、魏绍昌、徐恭时、朱淡文等，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张庆善、孙玉明等应邀参加了这次纪念活动与学术研讨会⑮。以此纳入中国红学史的参照系中，便可充分凸显1793年乍浦港的特定时空之于《红楼梦》走出国门、走向亚洲、走向世界的特殊意义，并由此确立《红楼梦》海外传播史的历史起点与逻辑基点。与此同时，还需引入西方学术史的另一重参照系，比如20世纪西方《红楼梦》传播与接受对于新红学成果与观点的引进与吸取；50—60年代中苏《红楼梦》传播与接受的互动与共振；新时期西方新理论新方法的广泛输入及其在红学领域的借鉴与运用，欧美《红楼梦》传播与接受的交错与分合，西方本土与华裔学者之间的趋同与分化……也都需要引入西方学术史的另一重参照系加以审视与辨析，然后再与中国红学史的本土参照系加以链接和互观，如此方能逐步提升《红楼梦海外传播编年史》史论交融的学术容量与质量，使之真正成为红楼梦海外传播编年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创新之作、集成之作。
最后还想强调一下的是，由于《红楼梦》的海外传播是一种跨区域、跨语言、跨文化的传播，尤其是跨语言障碍的严重制约，致使《红楼梦海外传播编年史》史论交融难于一般的学术史编年之作。为此，除了需要组合多语种的学者一同参与研究之外，还需与从事《红楼梦》亚洲、欧洲、美洲 洲际传播研究以及数据库建设的学者相互沟通、相互衔接，相互发现，一同推进《红楼梦》海外传播研究的进展与深化，并陆续推出系统性、创新性、集成性的学术成果。
注释
①范甲乙《空间转向理论的出场路径及其范式革新意义》，《哲学进展》2020年第3期
②刘志琴《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一32页。
③陈寅恪《元白诗稿笺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页。
④[法]保罗·佩迪什著，蔡宗夏译《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一一古希腊地理学史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0页。
⑤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28 页。
⑥⑪梅新林《论文学地图》，《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
⑦参见唐均《〈红楼梦〉译介世界地图》，《曹雪芹研究》2016年第2期。
⑧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通志总序》，第9页。
⑨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图谱略·索象》，第1825页。
⑩[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符号学：意义分析研究》，转引自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947页。
⑫陈祖武《乾嘉学术编年》卷首《乾嘉学术编年编纂缘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一2页。
⑬张惠《百年美国红学之路一一范式、意义、不足与启思》，《光明日报》2022年1月3日。
⑭俞平伯《旧时月色》，《文学批评》1986年第2期。
⑮鲁东武《纪念〈红楼梦〉从乍浦走向世界二百周年活动侧记》，《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1辑。
【本文选自《红楼梦学刊》2022年第6辑】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