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计4930字）
审美是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社会性活动, 它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生活中, 对女性形体美的追求和审视是人们社会心理的正常需求。女性的形体美是如山川、树木、花草般存在于自然界的一种自然之美, 具有自然属性。而在文人的生动描述中, 使其又带有了强烈的人文性质的社会属性美。人类对女性的观念的汇集和内心的期望在不同时期, 有不同的体现。这种对女性的审美是男性的目光与女性的自我期望的综合体现, 既包含着精神, 也包含着肉体。与西方强调灵与肉的融合统一不同, 中国人在描绘人体时, 则更重视“传神”。而这种神韵之态是一种外在形态的抽象与升华。《金瓶梅》中对女性人体美的描述, 一方面, 体现出一定审美物化色彩, 体现出中国传统对女性形体描述中一种对自然美的追求;另一方面, 又表现出在男权主义社会下, 男权话语对女性灵魂的忽视和压制, 以及对女性肉体的玩弄与摧残。
《金瓶梅》这部世情小说不仅体现了一幅市井生活的世俗画面, 同时也构建了一个女性的世界, 作者对女性美的审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远古时期, 母系氏族社会中, 人类对女性的审美感知建立在渴望生命繁衍的基础上, 多体现为生殖崇拜。当男性的社会中心地位确立之后, 在男性的强权意识下, 人类对女性的感知由原始的生殖崇拜慢慢演化为对弱者的歧视。对女性美的认知也增添了更多的审美因素。女性也由“神”而化作了实实在在的“人”。在一定的时间跨度中, 人类受审美意识的驱使, 对女性美的形象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 更具模式化的一种共同理想。而“女性美”也由神灵般的崇拜转化为男性社会中如花似月般的美人儿。中国古代小说善于运用比喻来描写人体的某些部位, 这种描写久历流变仍保持着相对稳定性。正如《金瓶梅词话》第二回中描述西门庆在第一次见到潘金莲的体貌美时写道:“但见他黑鬓槟赛鸦鸰的鬓儿, 翠弯弯的新月眉儿, 清冷冷杏仁眼, 香喷喷樱桃口儿, 直隆隆琼瑶鼻儿, 粉浓浓红艳腮儿, 娇滴滴银盆脸儿, 轻袅袅花朵身儿, 玉织织葱枝手儿, 一捻捻杨柳腰儿, 浓浓粉白肚儿, 窄星星尖趫脚儿, 肉妳妳胸儿, 白生生腿儿……[1]”。这里作者通过西门庆的眼睛, 让读者“目睹”了潘金莲美丽诱人的形体。这种形象生动的物化比喻, 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视觉刺激。第七回中西门庆第一次见到孟三儿的体态特征:“月画烟描, 粉粧玉琢。俊庞儿不肥不瘦, 俏身材难减难增。素额逗几点微麻, 天然美丽。行过处花香细生, 坐下时淹然百媚[1]。”潘金莲嫁入西门家后第二日拜见大娘子吴月娘时, 吴月娘眼中的潘氏:“眉似初春柳叶, 常含着云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 暗想着风情月意。纤腰袅娜, 拘束的燕懒莺慵;檀口轻盈, 勾引得蜂狂蝶乱。玉貌妖娆花解语, 芳容窈窕玉生香[1]。”潘金莲眼中的吴月娘则“生得面如银盆, 眼如杏子[1]”, 孟玉楼“貌若梨花, 腰如杨柳, 长挑身材, 瓜子脸儿[1]”。其中, 以杨柳喻腰姿轻柔, 以桃花喻容貌之妩媚, 已成为古代小说家烂熟于心的套式。第十一回中西门庆在花子虚家中饮酒时, 为了表现吴银儿和桂姐的花容月貌, 作者就使用了“罗衣叠雪, 宝髻堆云。樱桃口, 杏脸桃腮;杨柳腰, 兰心蕙性。歌喉婉转, 声如之上流莺;影似花间凤转[1]”这几个惯用喻体举出来佐证。李桂奎先生从人类学角度出发, 认为“这种人体的物化特征, 来自原始人认识事物的隐喻思维方式。男性把女性物品化的初衷虽不乏赞美之意, 但长期以来的物化女性的传统, 却在客观上把女性变成了社会普遍意识形态中一种可量化的物品[2]”。在《金瓶梅》的女性人体描写中这种物化倾向, 不仅仅是对女性形貌的物化的审美赏析, 更多的是对女体的玩弄、摧残。这由西门庆对“三寸金莲”的一种变态喜爱和鞭打女性裸体的畸形心理以及在性爱过程中对女性人体惨无人道的蹂躏可见一斑。
西门庆所钟爱的女性除去貌美多金等条件外, “小脚”也是其审美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尤其是对“三寸金莲”情有独钟。在引逗潘金莲时, 他最惯常的举动就是“去他绣花鞋头上只一捏[1]”。面对这般挑逗, 潘金莲不仅不气恼, 反而“笑将起来”, 只因“你有心, 奴亦有意[1]”。除此之外, 西门庆之所以对宋惠莲日思夜念不能忘怀, 最让他心动的就是“谁知你比五娘脚儿还小[1]”。而西门庆之所以能下决心去娶比自己岁数大, 脸上又有麻子的孟玉楼, 除了她拥有让西门庆垂涎欲滴的庞大财产外, 那一对儿“金莲脚”也让西门庆魂牵梦绕。对小脚的这种变态的痴狂, 已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审美欣赏了, 更多的是一种以男性喜好制定的对女性的审美标准。是一种对女性身体变态的压制和摧残。所以, 当西门庆得知潘金莲和李瓶儿“不守妇道”, 背叛自己的时候, 这种居高临下的满足感和审美优越感, 使得他无情地将鞭子挥向了这两位柔弱的女子。
女性对男性的完全依附性, 使得男性具有了操控女性身体和意志的权为。“自私有制产生后, 为了保证和继承私有财产, 保证封建社会的稳定, 这就需要有稳固的家庭。在这种客观需要的基础上, 产生了对女性来说的婚姻不可离异性和对女性的片面的贞操要求。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女性始终被禁锢在家庭的牢笼里, 始终屈服于男性, 并且仅仅属于一个男子[3]。”所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说:“母权制的被推翻, 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4]。”因为自此之后, 女性便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和自主的权利, 完全沦为了男性的附庸。“三从四德”的道德规范和“贞”、“洁”、“烈”等行为准则, 成了她们依附于一个男性的条件和对自我的定位。所谓“贞女不更二夫”、“饿死事极小, 失节事极大”等道德条框, 成了她们的行为指南。这些贞操观念和道德枷锁, 时刻束缚着女性的思想与行为。男性可以三妻四妾, 流连烟花酒地, 一旦女子红杏出墙, 就会受到最严厉的惩戒。丈夫有权鞭打妻子, 就表明了男权制度的根深蒂固, 他们认为鞭笞出轨的妻子是作为丈夫的一种权利。所以, 虽然西门庆清楚地知道潘金莲和李瓶儿并非贞洁烈女, 但当他得知与自己发生性关系, 已经属于自己的两个女人又和别的男人私通时, 他作为男人的权威, 受到了挑战与威胁。而鞭笞又往往蕴含着“裸恋”的情愫。潘金莲因西门庆流连妓院, 耐不住寂寞, 与小厮琴童鬼混被西门庆发现, 李瓶儿因为西门庆被官司缠身而招赘蒋竹山, 这两件事都触到了西门庆的霉头。但是西门庆首先严惩了与她们私通的琴童和蒋竹山, 因为西门庆觉得这两个女人是自己的私有财物, 而琴童与蒋竹山则属于“偷窃”。随后, 西门庆在鞭打潘金莲与李瓶儿时, 他手执鞭子对潘金莲命令道:“淫妇脱了衣服跪着![1]”潘金莲自知理亏, 不敢违抗。西门庆挥起手“向他香馥馥香肌上飕的一马鞭[1]”, 这鞭子打出了男性的威风, 在鞭打的过程中, 看到女人又羞又惊又怕的神情, 得到了一种似于性交的身心的满足感。“又见妇人脱的光吃条条, 花朵儿般身子, 娇啼嫩语, 跪在地上, 那怒气早已钻入爪哇国去了[1]。”他鞭打二人的目的在于恢复二人身心对自己的高度依赖与绝对的顺服, 要求这种臣服达到一种极致。
在男权意识中, 女性形象要符合其附属地位特征, 应具有贞洁、温顺、美丽、贤惠等特征, 在家“三从四德”, 对夫言听计从, 忠贞不二。而在以“礼治”为治国核心的明代, “男权中心文化形态在晚明的文化市场中依然十分稳固和强大”。生活在这种社会文化氛围中的兰陵笑笑生, 深受男权中心文化思想的影响, 亦难以逃脱。《金瓶梅》中对女性形象的刻画也是笑笑生从男性的审美角度和审美需求出发, 以男性意识为创作视角和价值取向。“男权社会中的文学创作和欣赏都有其固定的传统角色内容和程式, 他们都是以男权的价值刻度或眼光来看待世界, 表现生活和刻画人物形象。[5]”事实上, 艺术作品的创作与欣赏已经形成了一种以男权为中心视角的审美惯性与价值判断。“他们用一种赤裸裸的文学话语暴力, 肆意歪曲和践踏女性形象, 编制传统男权的神话。”[5]
在性爱描写过程中, 《金瓶梅》将与性有关的女性人体特征进行了有意的夸大与突出。第四回中作者细致地描绘了男女性生殖器, 有时还关注到皮肤的黑白。西门庆做爱时喜用淫器, 他在王六儿的阴部烧香点蜡, 让金莲饮精咽尿, 使爱月品箫等, 这些性爱描写明显是一种性欲狂和施虐狂的性变态心理体现, 对女性人体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在这样赤裸裸的描述中, 已经失却对“灵”的审美赏析, 充斥的更多的是“肉”、“欲”。其可以采摘之、攀折之、把玩之、丢弃之, 而这些都是男性在操纵的。然而, 尽管西门庆将潘金莲、王六儿、李瓶儿、宋惠莲、如意儿等人当作了泄欲的工具, 任意地鞭打, 进行肆无忌惮的性虐待, 她们却没把自己当作一个独立的主体, 她们在性爱中也没以自己的满足与快乐为主, 而是以男性的满足与快乐的实现为标准来要求与评价自身。笑笑生笔下的这些女性就是以得到西门庆的喜爱的程度与奖赏的多寡来评价自我价值。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 她们具有一定的受虐心理倾向, 即使承受着肉体之苦与折磨, 她们也能在心理上享受到快乐与满足。这表现了在一个以男人为主宰的世界里, 女性对男性标准的自我认同, 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以男权为中心的审美观念。
文学艺术的魅力在于受众对作品传达的信息与观念进行感应与认同, 这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过程和情感体验。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一书中所论述的“性权术”理论为研究女性形体的审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他认为“权术或策略并非仅为政客所用, 其实在非政治的关系中也常应用着。广义地说, 权术就是权力或权力关系, 因为人的关系总是私人之间的关系, 私人的事情就有权术的性质”。[6]同理而视之, 男女之间的两性关系也体现出了一种“性权术”。文学作品中对女性的物化描述、性虐等行为, 正是男性玩弄“性权术”的表现。纵观中国古代历史, 历朝历代都以男性的审美作为评判女性美的标准。从战国“楚王好细腰, 宫中多饿死”, 到唐代以胖为美, 再到明清时期的以阴柔娇弱为美, 虽然男性的审美目光不断变化, 但无论胖瘦, 女性的形体和行为举止的“完美”标准都由男性的喜好来操纵。事实上, 如西方女性的束腰, 中国女性的裹足,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 各个时期都有女性为了迎合当时的审美标准而出现的种种“酷刑”。其中, 中国女性的裹足尤为惨烈。他们为了凸显男性的强大, 女性的弱小, 将脚的大小人为地夸张到了极致, 并以道德的标准和艺术的完美来强化这种变态的标准, 并将之作为生活的常态来要求女性, 使女性丧失了一定的自我生存能力, 更加依赖男性。“在历史上男人很少为了讨好女人而使自己的身体受委屈……而女人却得靠伎俩和受罪来证明她们的女性气质, 因为按照男人给女人的定义, 美本身就是目的。[7]”这种优势群体总是把劣势群体当作审视和赏玩对象的现象, 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特征。在男性中心文化时期, 人体审美实际上是男性对于以自己标准塑造出来的女性形象的评判, 而女性则无奈地需要以男性的审美需求作为塑造自我形象美的标准。
综上所述, 《金瓶梅》对女性形体的物化及各种性行为的描述, 体现出一种对女性形体美的审美追求。同时, 受男权文化的影响, 女性形体成了男性赏玩的对象, 这种审美趣味背离了女性自身意志, 成为随男性兴趣而变化的物体, 男性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用权力话语表现着主宰一切的尊崇地位, 而女性在强大的男权话语下, 只能以男性的审美需求作为塑造自身美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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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2]李桂奎.论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形体描写的“物喻”特征[J].中州学刊, 2004 (01) :67-70.
[3]郭学信.明代社会世态人情的裸露——《金瓶梅》与明代社会新思潮[J].聊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03) :18-20.
[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M].人民出版社, 1995.
[5]祝东, 畅运合.男权统治下文本的说教性和权威性——对《金瓶梅》的男权意识批判之一[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6 (07) :30-33.
[6]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7]王宗英.明清仕女画的文化内涵[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美术与设计版) , 2004 (05) :83-86.
作者简介:王晓静 (1982—) , 女, 河南平顶山人, 硕士,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河南大学地方戏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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