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与新红学
——纪念新文化运动100周年和新红学100周年
宋广波
（本文内容来自2019年5月4日宋广波老师的品红课讲座）
一百年前，在北京，发生了一起影响中国历史的重大政治事件——五四远动。五四运动之所以发生，之所以能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与三、四年前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有着密切联系。也因如此，人们总喜欢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联在一起，或把新文化运动称作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
从1915年9月陈独秀先生创办《新青年》杂志，到1917年的1月，胡适先生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他们念兹在兹的就是改变国人的思想，创造中国的新国民，创造中国的新新人，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种新思想对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要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就发生了五四事件。所以说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一个基础性的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内涵极其丰富，不仅仅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民主”、“科学”（所谓“德先生”、“赛先生”），更包括新文学运动、新思潮运动、新学术的建立、新教育的创立、新风俗的建立，等等。我们可以负责任的说，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最早成功、最早让新文化运动成为一个全国性运动的是新文学运动。新文学运动发生于1917年1月，胡适先生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他说要把白话文学作为中国人表达思想、表达感情的文学形式，让中国人用自己说的口语作为写诗、作文的工具。在新文学运动之前，中国普通人的口语俨然是截然不同的，写的话和说的话是不一致的。而胡先生提倡新文学运动，就是要打通文言的不统一的局面，实现文言的一致。这意味着下里巴人，贩夫走卒都可以用自己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感情，这对历史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在那个时候，如果没有这种以新文学为基础的国语的话，来自五湖四海的我们难以沟通，但是以新文学为基础，有了国语运动，我们不同地域的人都可以用一种语言来互相沟通。由此可见新文学运动的意义有多么广大。
新红学和新文学运动的关系又为何呢？胡适先生主张要建立一种新的文学，就是要建立新文学的国语，新文学的小说，新文学的诗歌。他为了推行新文学运动，就大力提倡流传已久白话文学作品。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明清以来非常发达的白话小说。而提到白话小说，中国四大古典名著，当然首当其冲。所以，胡先生就推动跟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个出版社——亚东图书馆，用新式的标点符号来重新影印这些旧的白话小说。而他自己也同时对这些白话小说进行研究。在五四以前传统的学术当中，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读小说写小说均不被主流认可。例如在《红楼梦》中，贾宝玉跟林黛玉因为读西厢记，而被薛宝钗训斥。再如《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现在都无法确定其人其事。这都是因为在之前读小说的人、写小说的人都不入流，因为不入流，所以说很多小说的作者无法被考证。而胡适先生在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提倡一种基本观点，即学术平等，不同的学术都是平等的，小说与四书五经的研究意义是一样的。胡先生在这种背景下提高了小说的地位，重视对小说作者的考证、版本的考证。
今天我们要交流的题目“新红学”更是与新文学运动、新学术的建立有着直接的联系。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新红学”即将迎来一百周年（1921年5月，胡适先生发表《红楼梦考证》的“初稿”）之际，将新文化运动和新红学联系起来做些解读，是非常有意思的。
“红学”的历史，是在曹雪芹死后、《石头记》在友朋中流传时即已开始。但现代红学是从1904年王国维先生发表《红楼梦评论》时开始的，他完全用西方哲学的理论角度来研究红楼梦，这种用新理论、新方法、新眼光研究《红楼梦》的流派，也即现代红学。新红学显然是现代红学的一部分，而且是现代红学当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除胡适先生外的王国维先生等人亦是开创者。王国维先生在1904年提出来作者考证的重要性之后，到1921年都无人再提及考证作者，因而，其《红楼梦评论》，遂成绝响，当时国人囿于知识视野与境界的限制，难与王氏对话。
后来，伴随留洋之人日多，用不同的西方新理论、新方法释读《红楼梦》者日多，如“新红学”产生前一年，吴宓先生即用比较文学之法研究红楼梦。次年，胡适用杜威实验主义和中国传统考证学相结合之法，提出考证和研究《红楼梦》的作者、版本和时代，从而开创了新红学。“新红学”作为20世纪红楼梦研究史上影响最大的学术流派，是针对“旧红学”（即传统的所谓索隐派红学）而有的。但“新红学”之新，首先新在其方法，新在其研究内容。新方法，是科学的方法。胡适将这种科学方法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字诀。“大胆的假设”是研究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也即是说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当中，可以对问题提出假设，在此基础上进行求证，求证的过程可以先认定假设是对的，但若一旦有了新的证据，证明假设的无效性，就要立即修正，另提新说。本来，胡适考证《红楼梦》，意在开创一条古典小说研究的新路径。事实证明，“新红学”的确在红楼梦研究、古典小说研究中具有深刻、广泛的示范性。
明确提出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古典小说，这是前无古人的（虽然乾嘉时代中国朴学已经有科学品质），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赛先生”在学术领域的具体体现。“新红学”之新，还体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学术平等”这一几乎史无前例的诉求。小说在旧学术中，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但胡适将其抬高到与中国传统经学、史学的地位，用治经、治史的办法研究之。新文化运动与新红学的密切联系，除此二点，这里还要强调新红学与“新文学运动”、新学术建立的关系。胡适是新文学运动领袖，他用现代学术方法研究红楼梦，还有一层深层命意：推广白话文学。这包括推行亚东本白话小说印行等。至于新红学在古典小说研究领域的示范意义，自不待言，我们回顾“新红学”的历史，还要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整理国故”结合起来。
新红学开创近百年来，长盛不衰。近年黄一农教授所走的路，仍是新红学之路。其所以短时内取得大成绩，主要是用新工具——大数据的办法，搜求有关史料。新红学所以能长盛不衰，主要是因为它提出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至今仍有顽强的生命力。随着新材料的问世，会日益丰满、完善这一流派。以“曹学”为例，对曹雪芹生平、思想乃至整个文化背景的研究，已经不是单纯的小说作者的研究了，而是中国大文化学（周汝昌先生语）的应有之义了。这当然是由曹雪芹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决定的。但假如没有新红学，没有对曹雪芹生平、家世的研究，能有曹雪芹如此之高历史定位的确立吗？
早在1980年代初，周汝昌先生在美国召开第一次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时就提出来，他说《红楼梦》是联系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纽带，是团结全世界各地的华夏儿女的一个重要平台，这个观念非常前卫，在1980年代初，在刚刚改革开放时，这一观点是非常高瞻远瞩的。而近几十年来，这一个工作做的仍远远不够，这也是我们当代研究者的使命与责任，我们现在正好能够补上这一课，所以说从大的文化背景来看，也可以称为“大红学”、“大曹学”。因而，曹雪芹研究、红楼梦版本研究，仍有极其广阔的拓展空间。包括曹雪芹研究和红楼梦版本研究的“新红学”，前景无限美好。
新红学与其它学术流派的关系，应该是和谐共生，一起在“红学”的这个大范畴之内和谐、诗意、互补地共同栖居，彼此友好对话，共同繁荣进步。无论是从事曹雪芹研究、《红楼梦》版本研究，都与红楼梦艺术研究、思想研究不矛盾、不冲突。
最近的几年来，国家少有的的（最近一百年来未有）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者之《红楼梦》以及创作这部巨著的曹雪芹，无疑必将会更受学术界的重视与青睐。“新红学”必将会更加繁荣，必将会产生新的跳跃式进步。我们要思考的是，采取如何的步骤与行动，使这一进程更早、更科学的到来。
同样也是公认的，“新文化运动”也是一个未完成的运动，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运动，而丰富和发展“新红学”，必然会对未来中国现代化产生深远影响，为新文化运动增加新的内涵。我们摩拳擦掌，拭目而待。
文字整理：竹青雨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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