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
先生
北京话研究述要
文 | 孙福婷
俞敏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在梵汉对音、藏汉词音比较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除了音韵学上的卓著成就，先生在语法、训诂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这里主要探讨先生在北京话研究方面的成就，论文主要有《李汝珍〈音鉴〉里的入声字》（1983）、《北京音系的成长和它受的周围影响》（1984）、《现代北京话和元大都话》（1986）、《现代北京人不能说是元大都人的后代》（1986）、《北京话全浊平声送气解》（1987）、《北京口语里的多音入声字》（1995）等。这些成果体现了先生的治学思想，他注重对口语的研究，注重“活”的语料，同时又将语言置于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将方言与方言使用者的迁移史相结合，为北京话研究、方言研究开拓了新思路。
一、利用“活”的语言材料研究北京话
俞敏先生具有渊博的学术根基，掌握梵文、藏文，对历史文献类语言材料的运用极为充分，例如，《北京话全浊平声送气解》（1987）解释官话区中古全浊平声字现代变清加送气现象时，使用的是佛典语料。先生考察了失名译的《阿弥陀佛说咒》、唐朝阿地瞿多译的《阿弥陀佛大身咒》，辅以梵文对译，又比照《悉昙藏》《悉昙集纪》的记载以及鸠摩罗什译《无量寿佛说往生净土咒》中对译词尾轻音节的字，得出唐或稍早时候通语四声的大概调值为：上声比平声高，上声是高平调，平声是中平调，去声是低调。
除了对佛典、韵书等文献类语言材料的充分运用，先生非常注重“活”的语言材料。先生曾经说：“如果咱们的社会真正高度工业化了，有声语言的用途就会有更多人注意，写出来的文章就更要退居第二位。应当把口头语言看得比书面语言重要，因为咱的老祖宗把它传下来有几千几万年了。”[1]北京话口语的研究，先生著有《北京口语后轻双音节语素里轻音节的送气》（1992[1986]）、《北京口语音位的出现频率》（1982）、《北京口语里的“给”字》（1983）、《论北京口语的“动宾”结构》（1987）、《北京话口语“看不见、找不着”一类的词》（1988）、《北京口语里有“动名词”》（1989）、《北京口语里的多音入声字》（1995）等文，对北京话口语的语音、词汇及语法都有深入探讨。
刘坚回忆俞敏先生时说：“俞先生熟读音韵训诂文字之书，但是他不为这类古籍所囿，而能跳出传统的藩篱。他主张拿活的语言做材料来说明历史语言学上的问题，不赞成年轻人言必称《广韵》《集韵》，不赞成‘掉书袋’。”[2]《北京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1989[1983]）列举了多项实例来证明使用北京口语的材料能更好地认识有声语言的特色，这些特色是用汉字写成的文字里漏掉的特点，例如，北京话的音素研究，针对[tɕ]组声母应当并入[k]、[ts]与[tʂ]中哪一组的问题，先生认为，与其考虑历史来源问题，不如好好调查北京口语，依据实际的语音材料来解决这种理论上的难题；针对一个汉字代表多个意思而给读者带来困难的问题，如语素“了”，应该把语音考虑进去，不能只看汉字的形体。
先生重视鲜活的材料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一点是他会留心生活中听到的语言现象。从其论著中能看出先生熟识各地方言，能分辨出说话人所用为何种方言，而言谈中听到的特殊语言现象都会被他关注，经过思考分析成为研究的重要参照材料。《现代北京话和元大都话》（1986）中，关于北京话清入字归调无规律的现象，先生注意到自己保定籍的小学老师将“国”念成“果”，又听到唐山人说“过节”像“过姐”，遇上一位叫齐铁恨的老先生说：“老北京音入声字变第三声，所以‘国子监’本地人叫‘果子监’”。回到北京海淀，先生发现这里的人说话与北京城里不一样，将“拿刀拉lá开”说成“lă开”。这些语言材料使他认为北京方言本来和唐山、保定一样，入声字变上声，这说明从东北到西南连成一片，北京城区是个方言岛。之后，先生六十五岁过后遇到一位口音纯的延庆人，“铁”字念[t‘ie21]，使他想起小时候接触的沧县人说“沧州狮子景州塔[t‘a21]，东光县的铁[t‘ie21]菩萨[sa21]”，知道天津跟沧县、南皮这条线上的方言跟延庆方言一样，入声字多数变为阴平。先生又重新认为，北京方言成岛是保定到唐山这条线给冲开的，而这条线就是满洲进关后旗兵的驻守占地线。
再如《李汝珍〈音鉴〉里的入声字》(1983)也多处以他人言语现象作为参照语料，文中指出，北方方言实际上读不出入声，但为了牢记平仄，以及对入声的向往，总要将入声发成短促的去声。这种读法是人为的破读，是为了便于创作和吟咏诗词。北京话的去声本身音长较短，与入声短促的性质接近，所以文人常用去声模仿入声的发音。现在北京话清入声字读为去声即源于此，表现了近代读书人的崇古心态。“笏。烘乌切，音呼。案：这个字在京戏《满床笏》里念hù。这是个读书音。有些老先生为追求讲究（实在就是复古），老喜欢在北京音里念出个入声来。这当然做不到。最后把一切入声字都念成去声。有位老先生叫齐铁恨。要是活着，也九十开外了。他告诉我：他们老师教他们念《大学》是‘大学xuè之道dǎo，在明明德dè’。这儿两个去声就是读书音，也可以叫‘伪’入声。我的老师朋友也这么念。”[3]
二、利用移民史料研究北京话
俞敏先生很注重对语言使用者历史的考察，他曾指出以往学者对现代北京话清入归派四声的研究之所以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根本原因在于，“只研究语言，忘了研究说这种话的人的历史。这么办当然收不到好效果。这里头扯着四个地方三个民族呢。”[4]在其北京话的研究中，他曾多次借助文献中所记载的移民史料从方言接触的角度进行分析，例如对北京音系形成问题和现代北京话和元大都话关系的探讨。
关于北京音系的形成，《北京音系的成长和它受的周围影响》（1984）认为，现在的北京口语未必是元大都话的直系后代，其主要依据是历史上人口的迁移及北京话与东北方言的关系。
文中指出，从元朝开始，北京有过两次大的人口流动：一批是明朝初年随燕王扫北来的功臣，现代北京话n、l混乱（比如“后脊梁”叫jíniang，“宁可”叫lèngkě）以及尾音n,ng混乱的现象，就是当初随燕王而来的安徽人留下的痕迹，这些人是古北京话的主人；另一批是满人进关，这批清朝的功臣进了山海关，从正北偏东往西南走，跑马占地，一直圈到保定。这批人说话的特点是除了古全浊声母字以外，入声字经常读作上声，如“节”念“姐”，“国”念“果”，他们是老北京话的主人。俞敏先生认为，古北京音本是和津浦线上从东南到西北的大河北方音挺像的，但后来有所不同，城区方言成岛，而延庆音正好像处在北京城区音跟大河北方音的中间，这是被从山海关到保定这条圈地线给冲开的。
北京城区音还受到四周方言的影响。如周边的武清方言、天津话以及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带来的东北人对北京话也产生了影响。
除了周边方言，不邻接的方言也对北京话产生了影响，比如京戏的说白，大体上保存了湖北话的原腔；吴方言方面，北京话中的一些词是从上海话借来的。此外，伊斯兰教、文言文和古字书等对北京话也有一定的影响。
最后，先生明确提出，“受了四周这么些熏染，可想而知北京音系是不能十分纯的。……强调个个字音都得照音变规律念也是不现实的。……语言就是这么个东西，它的变化既有规律，又不全守规律。一种语言内部有好些矛盾的因素。它和它四周围的别的语言也互相矛盾。它就让这一大群矛盾推动这往前发展。”[5]
关于现代北京话与元大都话的关系，《现代北京话和元大都话》（1986）和《现代北京人不能说是元大都人的后代》（1986/1992）从《明史·食货志》《清史·食货志》《清朝续文献通考》等文献中的移民情况和语言方面，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语音上，俞敏先生从1981年出版的《〈中州音韵〉音注索引》中选取了30页做了抽样统计，发现入声字135个变为上声，与今天不合的有61个，占入声总数的45%。不合的原因是北京附近的居民，方言本来跟大河北方言一样，入声字变成阴平的多，清朝入关后，满人把东北方言带了进来，东北方言老入声字读上声的多。这样，原来北京话中读阴平的就和满人带进来的读上声的混杂了。
文中还列举了语音上的其它证据：其一，尖团音方面的证据。“在《中原音韵》里，尖团音是分得清清楚楚的。可是署名‘存之堂’乾隆八年（1743）〈圆音正考〉序里说‘第尖团至辨，操觚家阙焉弗讲’。这议论不是凭空发的。满文里有‘团字’（[ki][k‘i][xi]），用汉文对译满文在尖音字上不准，就引起精通满文的人的抗议。从这里看，清初北京人已经不分尖团了。北京附近的地方，除高阳以外，别的地方也斗没有尖团的分别，‘期’‘妻’一样念。”[6]其二，儿化方面的证据。“明朝的民间文学，据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收录的作品查，直到明末找不着儿化音节的痕迹。可是乾隆六十年刻的《霓裳续谱》四里收的《寄生草》的韵脚是：信、人、岁、坠、唇、信、会。这不念成xièr、rér、suèr、zhuèr、chuér、huèr就押不成韵了。可见得儿音节大量产生在明末清初。”[7]
从以上入声、尖团音、儿化三方面来看，现代北京音确实与《中原音韵》相去甚远，可见元大都话并不是现代北京话的祖先。
《北京话本字剳记》（1988）指出北京音不是中州音的直系子孙，文中考察了《中州音韵》，发现并未有入声[p]尾的痕迹，一点都没有，而北京话和天津话的的“拉（拉拔）、哈（哈巴腿儿）、掐（掐巴）、眨（眨巴）、杂（杂八凑儿）、沓（《汉语词典》简本写作嘚啵、鲽（比目鱼的别称，北京市民称tǎmeyú））”，七条都有古入声[p]尾的痕迹。“一、三、六都用阴平，二、四、七都用上声，五是阳平。所以说，北京音并不是中州音的直系子孙。”
《现代北京人不能说是元大都人的后代》（1992[1986]）又详细考察了《新元史·世祖纪》《耶律楚材传》《金史》《明史·地理志》《明史·太祖纪》《成祖纪》《食货志》《清朝续文献通考》等文献，探讨元、明、清时期北京的居民情况：有明成祖大移民时从山西移民来的，有清兵入关来的一批汉军旗人，内城只住旗人，汉人住外城，官住宣外的多，商业区在前门外。这才是现代北京人的祖先。文中进一步强调，现代北京人不是元大都人的后代，现代北京话也不是元大都话的后代，并明确提出研究语言必须结合人的历史。
俞敏先生从方言使用者和方言接触的角度入手来研究，对方言研究是很有启发的，此后林焘（1987）也从人口迁移的角度，论证东北方言与北京方言之间的密切关系。刘援朝（1992）指出：“只从语言本身而不去结合社会的变化与方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北京话清入字调类归并的研究就不会有新的突破。”[8]他在强调社会人口迁移的同时，也支持了俞敏先生的类推观点，指出“幅”因使用频率不如“福”而被类推为阳平。方言乃至语言的研究需要结合人文历史背景，如社会历史、人口迁徙、生产活动等方面。
总之，俞敏先生注重口语材料，对北京话语音、词汇和语法都有深入论述，且在语言研究中具有跨界思维，将方言研究与方言使用者的历史结合，推动了北京话和方言的研究。
附录 俞敏北京话研究相关著述目录
《评〈北京话单音词词汇〉》，《燕京学报》，1951年第40期。
《北京话的实体词的词类》，《语文学习》，1952年第11期。
《北京口语音位的出现频率》，北京师范大学编《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李汝珍《音鉴》里的入声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北京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北京口语里的“给”字》，《语文学习》，1983年第10期。
《北京音系的成长和它受的周围影响》，《方言》，1984年第4期。
《现代北京话和元大都话》，《中国语学》，1986年第233期。
《现代北京人不能说是元大都人的后代》，《北京日报·读书副刊》，1986年10月17日。
《北京话全浊平声送气解》，《方言》，1987年第1期。
《中州音韵保存在山东海边儿上》，《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
《驻防旗人和方言的儿化韵》，《中国语文》，1987年第5期。
《论北京口语的“动宾”结构》，《世界汉语教学》，1987年第4期。
《北京话本字箚记》，《方言》，1988年第2期。
《北京话口语“看不见、找不着”一类的词》，《方言》，1988年第4期。
《北京口语里有“动名词”》，《语言教学与研究》，1989年第1期。
《北京口语后轻双音节语素里轻音节的送气》，《俞敏语言学论文二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北京口语里的多音入声字》，《方言》，1995年第1期。
《语音变化能不能用质变量变规律说明？——论北京语音里儿化的影响》，《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年版。
注 释
⬆上划浏览更多
[1] 俞敏：《北京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 刘坚：《我所认识的俞叔迟先生》，《人与文：忆几位师友论若干语言问题》，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 俞敏：《李汝珍<音鉴>里的入声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4] 俞敏：《现代北京话和元大都话》，《中国语学》，1986年第233期。
[5] 俞敏：《北京音系的成长和它受的周围影响》，《方言》，1984年第4期。
[6] 俞敏：《现代北京话和元大都话》，《中国语学》，1986年第233期。
[7] 同上。
[8] 刘援朝：《一百七十年来北京话清入上声字调类的改变》，北京市语言学会编《语言研究与应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
孙福婷女，汉语言文字学2017级博士研究生。
本文章由京师文会出品，转载需同意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