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与中华学术体系的构建
一
当今我们重新构建中华学术体系，不能不深刻地省思和广泛地汲取延绵两千多年的中华学术文化传统。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逐渐构建了一套相对完善的体系，这套学术体系借助于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体系得以彰显。
在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体系中，无论是两汉之交刘向（前77—前6）、刘歆（前50—23）父子的六部分类（即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还是六朝以降的四部分类（即经、史、子、集），都根源于古人对传承久远的文化知识体系的基本认识和抽象归纳。易言之，图书分类在现象层面是一种文化知识体系的构建方式，在本质层面则是一种学术体系的构建方式。南宋郑樵（1104—1162）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1]学术体系正是在“先后本末”的图书分类中得以鲜明地体现的。清人章学诚（1738—1801）说：“（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2]由于刘向父子“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因此可以对历代的图书加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形成“部次条别”的图书分类，借以构建一整套相对完善的学术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入地考察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观念和图书分类方式，深入地考察具体体现这种观念和方式的目录学著作，从而揭示其中的学术理念和学术方法，无疑是深刻领悟中华学术体系的“不二法门”，也是重新构建中华学术体系的必由之路。
刘向、刘歆父子致力于整理古今载籍，部次条别，大约在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撰成目录学著作《七略》。据记载，欧洲第一个正式的图书分类表——瑞士人吉士纳（Konard Nesner）编撰的《万象图书分类法》（Bibliotheca Universals），成书于1545年，《七略》的成书比它要早1551年。《七略》一书已经亡佚，我们现在只能根据东汉班固（32—92）《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大体上还原它的分类原貌。《七略》含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即六个学术领域，在目录学史上习称“六分法”。《七略》的六分法是以“义”即书籍的内容性质作为分类标准的，因此带有鲜明的学术分类性质。其中“六艺”属于王官之学，“诸子”属于私门之学，而“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则属于专门之学，这六个学术领域的构成及其先后排序，体现出中华学术体系在先秦至两汉这一时期的基本面貌。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华学术体系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华学术体系在保持原有的整体格局的基础上，出现了三个重要的演进趋势。
第一，史学崛地而起，与经学并驾齐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从“六艺”中二级分类的《春秋》之学的附庸，逐渐蔚为大国，其质量和数量呈现出“滚雪球式”的效应，从而得以独立成类，跃升为中华学术体系中的一级分类。南朝梁阮孝绪（479—536）指出：刘向、刘歆时代“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故而必须另立一类[3]。而且，历史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越来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以致从东晋时期开始，历史学就超越诸子学，占据中华学术体系的第二把交椅。因此，东晋著作郎李充（约300—约360）整理典籍，就以“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4]，确定了后世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次序，“自尔因循，无所变革”[5]。在四部分类中，史部实际上成为专门性质最为显著的一个部类。
第二，两汉以降，先秦诸子之学在总体上呈现出衰微趋势，已经越来越难以独立成类。于是，在魏郑默（213—280）《中经》和西晋荀勖（？—289）《中经新簿》中，“古诸子学”从“六分法”中的一级分类下降成为“四分法”中的二级分类，兼容“兵书”“术数”“方技”等专门之学的类型，构成内容庞杂的“乙部”。到东晋李充整理典籍时，又进一步调整为位置次于史部图书的“丙部”，成为后世的“子部”的典型。“子部”的出现、定位与演进，表征着中华学术体系的一次重大变革，意义极其深远。
第三，东汉末年，文集日兴，尤其是“众家之集，日以滋广”[6]。这时仍旧以“诗赋”之名概称所有的“文章”著述，便显得名不副实[7]。于是，在魏郑默《中经》和晋荀勖《中经新簿》中就将“诗赋”类改称为“丁部”，南朝刘宋王俭（452—489）《七志》改称为“文翰”，南朝梁阮孝绪《七录》又改称为“文集”。至唐初魏徵（580—643）等编纂《隋书·经籍志》，最终定名为“集部”。
以上三个重要的演进趋势，到唐初《隋书·经籍志》确定四部分类基本完成并定型，奠定了此后1400多年构建中华学术体系的基本范式，并成为清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时最为重要、也最为直接的学术资源。
二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四库全书总目》写定，并由武英殿刊刻发行。该书“卷帙浩博，为亘古所无”，“自有典籍以来，无如斯之博且精矣”[8]。《四库全书总目》一方面仍然采用流传1200余年的图书四部分类法，“务求典据，非事更张”[9]；另一方面对四部分类法加以模式化和细致化，终于构建了一个集大成式的中华学术体系，体现出一些极其鲜明的文化特色。
在《四库全书总目》所体现的中华学术体系特色中，有两个重要的特色最值得注意，一是经部的沿袭与新变，二是子部的分合与演进。
首先看经部的沿袭与新变。
从刘向父子的“六艺”类，到《中经》、《中经新簿》的“甲部”，再到东晋南朝目录中的“五经”、“经典志”或“经典录”，最后由唐初《隋书·经籍志》定名为“经部”，这一学术类别在整体上几乎历代相沿不变。近代文献学家余嘉锡（1884—1955）指出：“盖历代惟经学著述极富，未尝中辍，旧书虽亡，新制复作，故惟此一部，古今无大变更。”[10]而且再进一步细审，在历代“经部”目录的二级分类中，易、书、诗、礼、乐、春秋这六类的分类及其排序总是一以贯之的[11]，它充分体现出中华学术体系的传承性和稳定性，即从两汉以降，中华学术体系始终以经学为基础知识和核心价值，历千年而无渝。
当然，相比较而言，经学在两宋以后也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即在二级目录中确立“四书类”，标志着理学（或道学）从元代以降已经成为经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书”原本各自单行于世，其合称并行始于宋代，并且成为理学的重要载体。《宋史·道学传·序论》说：“（程颢、程颐）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按，指《中庸》），下至初学入德之门（按，指《大学》），融会贯通，无复馀蕴。”[12]《宋史·程颐传》也说：程颐（1033—1107）“其学本于诚，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13]南宋大儒朱熹（1130—1200）认为：“《四子》，《六经》之阶梯。”[14]他穷十数年精力研治《四书》，光宗绍熙元年（1190），在福建漳州刊刻亲自注释的《四书集注》，《四书》的名称从此确立。从此以后，《四书》风行天下。尤其是在元延祐二年（1315）《四书》列入科举科目以后，《四书》成为读书人必读的“经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五经》在教育领域的崇高地位。这就使程朱理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跻身为官方学术，确立了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并一直延续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总结了这一学术趋向，因此在“经部”明列“四书类”，标识了程朱理学在经学中处于重要的地位。
其次看子部的分合与演进。
从西晋的《中经》到唐初的《隋书·经籍志》，虽然已经初步建构了中国图书分类体系的“四分法”，但是这一“四分法”却并不完善，无法涵容全部的中华学术文化内容。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始终未能将佛教与道教的典籍纳入四部范畴之内。
南朝梁阮孝绪编纂《七录》，将先秦两汉以来历代传承的学术体系分为五类，即经典、记传、子兵、文集、术技，是为“内篇”；而将两汉以后衍生的学术图书，单列出“仙道录”与“佛法录”二类，是为“外篇”。这种内、外之分，已经明显地表征传统的中华学术体系出现了裂痕。唐初编《隋书·经籍志》，未能补罅这一裂痕，而只是在四部分类之外，以“附录”的方式，收纳“道经部”和“佛经部”两类。但是，《隋书·经籍志》对这两类图书仅统计种数、部数、卷数，而未细列书名，可以看出目录编纂者对这两类图书的存在价值和隶属关系尚存犹疑。
这种犹疑，引而申之，揭示出从魏郑默《中经》、西晋荀勖《中经新簿》之后，历代目录学家对“诸子”一类图书内容性质的思考与探索。正如余嘉锡精辟地指出的：“合而观之，七略之变而为四部，不过因史传之加多而分之于《春秋》，因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之渐少而合之为一部，出数术、方技则为五，益之以佛、道则为七，还数术、方技则为六，并佛道则复为四，分合之故，大抵在诸子一部。互相祖述，各有因革。虽似歧出枝分，实则同条共贯也。”[15]
五代修《旧唐书》，在《经籍志》中将道、释二类图书分别置于乙部和丙部，在乙部“史录·杂传类”中收仙灵26家、高僧10家，丙部“子录·道家类”中收道、释著说47家。宋初修《新唐书》，在《艺文志》中稍加改动，将此二类图书均置于丙部，在“子录·道家类”中收神仙35家50部，释氏25家40部，另有不著录者若干家。在中国古籍目录史上，这两部目录著作率先将道、释图书归并入史部或子部，为传统的“道家”所收容，从而成就了真正的四部目录。但是，道、释二家的著作性质与传统的道家迥然有异，如此归类，难免后人有“颇乖名实”的批评[16]。
北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编成国家书目《崇文总目》，第一次将道、释图书列入子部，并独立成类，单列为二级目录，标目为“道书类”、“释书类”。南宋初郑樵称道：“《崇文总目》，众手为之。其间有两类极有条理，古人不及，后来无以复加也。”[17]其中一类指的就是“道书类”。此后，晁公武（约1104—约1183）《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约1186—约1262）《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1254—1323）《文献通考·经籍考》等都承袭了这一做法。
至于南宋尤袤（1127—1194）《遂初堂书目》、清官修《明史·艺文志》等，则仅在子部设置释家一类，而仍将道书附属于道家类。这是因为，在宋元以后，一方面道家思想与道教思想、神仙家思想出现了逐步融合的趋向，另一方面民间的道教著作又被排斥于书目著录之外。《四库全书总目》虽然将“道家”和“释家”同等地视为“别教”“外学”[18]，但是仍然延续《明史·艺文志》的做法，对道书与释氏图书的性质严加区别，在子部独立设置释家一类，而将道书附属于道家类。这种图书分类法体现出中华学术体系对“内学”与“外学”的严格区分：道书溯源于道家，是道家在后世民间滋生的学术，因此原本隶属中华学术体系，是谓“内学”；而以佛经为载体的释家，则来自于印度，是外来学说，原本不属于中华学术体系，是谓“外学”。明人陈建（1497—1567）信守程朱理学正统，甚至极而言之：“禅、佛之祸，以异学而乱吾中国圣贤之学。”[19]
但是，最值得称道，当然也最值得质疑的，恰恰是《四库全书总目》在“子部”中独立设置释家一类所体现的学术理念和学术方法。它一方面固然体现了中华学术体系的传承性和稳定性不容轻易打破，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中华学术体系的保守性或者顽固性；但在另一方面，它也彰显出中华学术体系的包容性和适应性，足以容纳古所未有的学术文化内容。
经部的沿袭与新变和子部的分合与演进，极其鲜明地体现出中华传统学术体系的文化特色，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三
综上所述，《四库全书总目》以集大成的方式，彰显了中华传统的学术体系。这一学术体系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和极其鲜明的特色，足以为我们今天重新建构中华学术体系提供有益的文化启示。这种文化启示，超越了“四部分类”的图书分类现象，揭示出一些发人深思的学术传统和学术智慧。
首先，在以图书分类为表征的中华学术体系中，“经部”始终居于诸部之首，历千百年而不变。“经部”的原典当然是亘古不变的，《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说：“经稟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而历代图书目录中“经部”所收图书，无非“诂经之说而已”[20]。这些图书无疑都是两汉至清代学者的撰述，就其撰述行为而言，同史书、子书和集部图书似乎没有本质的区别，真正的区别在于“诂经之说”的撰述对象是原典，撰述主旨是“诂经”，即阐释经书的内涵、价值、功能与意义。正是这种撰述对象和撰述主旨，赋予“诂经之说”的图书以稳居诸部之首的地位和价值。特定的撰述对象和撰述主旨，足以成就某种写作方式及其文本的意义和价值，这里蕴含着极其深刻的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早就有“先后之序”的文化观念。如《礼记》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21]这种文化观念认为，宇宙自然原本就有不可移易的秩序，因此人类文明也有不可移易的秩序。北宋末方悫（1118年进士）说：“天地有上下之位，四时有先后之序，礼之道如斯而已。”[22]这种秩序既体现在社会等级制度方面，也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而学术文化体系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疑也是按照一定的秩序进行建构的。所以古人说：“先后之序”“不可移易”[23]。在一种学术文化体系中，某一事物位置的先后，表征着其地位的重轻，这是不可移易的。
因此，“经部”高居四部之首，这就意味着它具有领袖群籍的崇高地位。南朝梁刘勰（466？—539？）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24]《四库全书总目》说：“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25]“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26]对经典的重视和揄扬，这充分体现出中华传统学术体系对“恒久之至道”、“天下之公理”的核心价值的充分肯定，对“正天下之是非”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视。在这一意义上，传统学术体系中的“经学”无法、也不必等同于现代学术体系中的某个学科（如“哲学”或“历史学”）。“经学”实际上是一种“公理学”、“价值学”，被视为人类学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因此必然、也必须置于学术体系之首。
同样，当前我们重建中华学术体系，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也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和新创造，来正本清源，明辨是非，引领方向，凝聚共识，明确地肯定科学的核心价值观的统辖力和渗透力，有效地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说服力，从而增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是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的中华传统学术体系对当下学术文化发展和创新的首要启示。
此外，从刘向父子开始，就将“小学”图书纳入“六艺”类，后世也一直将“小学”图书列入“经部”，延续到晚清，从未改变。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语言文字之学在中华学术体系中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语言文字之学不仅是中华学术体系的有效载体，其实它本身就是中华学术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甚至可以说是中华学术体系的根基，值得我们珍惜维护和发扬光大。
其次，经、史并重，也是中华学术体系的重要传统。《四库全书总目》说：“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27]经、史二者，在中华传统学术体系中属于“正学”，同样居于极其重要的文化地位，具有无可替代的文化价值。
“历史”指已经过去了的事物、现象及其发展过程，尤其指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及其发展过程。历史虽然发生于过去，却借助于典籍的存在，同现在一直发生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密切联系。因此，历史是照彻古今的人生明镜，唐太宗李世民（598—649）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28]历史又是绵延不断的文化传统，哲人说：“忘记历史便意味着背叛。”历史还是采撷不尽的智慧宝藏，人们常说：“历史告诉我们……”
每一个具有悠久文明的国家，都以它绵远悠长的历史而骄傲。埃及、印度、希腊、中国……直到今天，这些国家的人们仍然向往和歌颂着祖先辉煌的业绩。然而，在世界各国中，只有中国，留下了无比丰富浩繁的史籍著作。从孔子编述的《春秋》，到汗牛充栋的“二十五史”，中国古代的史书汇成一条源远流长的历史河流，滔滔滚滚，气势磅礴。这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也是我们今天“不忘本来”的基本依据。因此，历史故事的讲述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历史经验的学习和历史教训的汲取，理应成为建构中华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在中华传统学术体系中，子部、集部都属于经、史之外的“杂学”，是无须必有、但却不可必无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子部，更是“杂学”中的“杂学”，几乎无所不包，但又无所附丽，成为相对“纯粹化”的经、史、集之外所有图书的渊薮。所以《四库全书总目》说：“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中或佚不传，或传而后莫为继；或古无其目而今增，古各为类而今合。”[29]在四部分类中，子部是内容最为庞杂的一个部类，也成为整体结构最具有分合趋向的一个部类。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受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中国出版了大量自著的或翻译的自然科学类图书，在中国传统的图书目录中，这些图书大都归并于子部之中。这种学术归类方式，自有其文化根源。因为在中华传统学术体系中，农家、医家、天文、历算、数术等现代归入“自然科学”范畴的学术分支，原本就置于“子部”之内，《四库全书总目》也不例外。
但是，《四库全书总目》还是在局部上创新性地发展了传统的学术体系。例如，历来目录学大多不重视农家、医家两类图书，一般将它们列于子部简末。而纪昀（1724—1805）则认为：“农者，民命之所关；医虽一技，亦民命之所关。”[30]《四库全书总目》也说：“民，国之本也；谷，民之天也”；“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系焉”[31]。因此在《四库全书总目》“子部”的排序中，儒、兵、法三家之后，以农家居第四，医家居第五。
当然，作为一种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在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均纳入“治世者所有事”之列的同时，仍然将“术数”、“艺术”等视为“小道之可观者”[32]，体现出独具特色的“自然科学观”。这种“自然科学观”成为建构中华传统学术体系一大准则，它在今天能给我们什么有益的文化启示呢？
我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以《四库全书总目》为表征的这种“自然科学观”，从一个方面来看，固然可以见出中华传统学术对自然科学的忽视、轻视甚至蔑视；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却鲜明地体现出中华传统学术体系建构中对现代意义上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分。换句话说，《四库全书总目》力图建构的，实际上是以“阐圣学、明王道”为主要内涵的中华学术体系。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凡例》所说的：“盖圣朝编录遗文，以阐圣学、明王道者为主，不以百氏杂学为重也。”[33]所以即使采录“百氏杂学”，也仍然着眼于是否有助于“阐圣学、明王道”，而严加拣择甄别，以期宁缺毋滥。近人梁启超（1873—1929）指出：“做中国学术史，最令我们惭愧的是，科学史料异常贫乏。”[34]这一现象也从数量上体现了古代独特的“自然科学观”。
用现代学术话语，我们可以说，《四库全书总目》建构的这一学术体系，实际上是以“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为基本范畴，“自然科学”必须、也只能以其独特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性质或功能，才得以纳入这一学术体系。例如，《四库全书总目》虽然肯定“欧逻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但同时又指斥“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因此认为，对明末西洋人的著作，“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35]四库馆臣严格地区分“技能”与“学术”的观念，实际上来源于先秦学术的“技”与“道”之别，这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学术体系构建中的“人文传统”。
这一学术体系的建构，深刻地揭示出中华传统文化对“学术”的独特认识与界定。“学术”，古人又称其为“道术”，在其本质意义上，指的是关涉宇宙万物和人生本体的“形而上”的认识，因此是学术具有根本性的知识和学问，正如明人陈建所说的：“天下莫大于学术。”[36]因此，作为人类把握自身和对象世界的一种根本性的知识和学问，学术具有超验的特点，在本质上诉诸和指向一般或普遍的事物。而学术体系就是这种根本性知识、学问的系统化，它是人类专门认识活动的产物，是精神文明的结晶和精华。学术体系承载和昭示着人类的精神文明，能够滋养、完善社会个体和整个民族，引领社会和时代进步。
这一历史事实和文化观念提示我们，在今天建构全新的中华学术体系时，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方面我们可以尽可能地取资于传统学术文化，而在“自然科学”方面则应该更多地吸取外来学术文化。在这一意义上，晚清学者所谓“中体西用”，如张之洞（1837—1909）所说的“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37]，也许具有一定的合理内涵，值得我们批判地借鉴。
第四，在中华传统学术体系中，集部的成立有着特殊的意义。《四库全书总目》说：“夫自编则多所爱惜，刊版则易于流传。四部之书，别集最杂，兹其故欤？然典册高文，清辞丽句，亦未尝不高标独秀，挺出邓林。”[38]借用现代西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观点来区分人类的知识及其结晶——典籍图书，我们可以说，凡诂经之说、叙史之书、子部之文，大多属于“公共领域”的著述，而集部之作则大多为“私人领域”的著述。质言之，就著作者的写作行为来看，集部图书带有更为明显的个人性或个体性，也带有更为鲜明的主体性和独创性。
近代以来，有的学者将中国古代的集部图书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著述，这显然是不恰当的。当代法国思想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r，1954—2002）指出：“命名一个事物，也就意味着赋予了这事物存在的权力。”[39]“集部”图书之所以命名为“集”，原本就意指它具有丛聚、杂糅的性质，因此丛聚和杂糅就是集部“存在的权力”，当然也是集部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即使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集部”图书这种丛聚、杂糅的性质，也明显地体现出中国古代的“大文学”或“泛文学”观念。在中国古人心目中，文学是一种源自宇宙之初，体现自然之道，旁及天地万物，同时使天人相互沟通的精神文化现象。如西晋陆机（261—303）说：“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40]南朝梁刘勰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41]不是强调文学的纯粹性、排他性，而是强调文学的包容性、根本性，为文学提供更有力的存在根据，这正是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突出特色。因此，我们今天重建中华学术体系中的“文学学术”，也应该以这种“大文学”或“泛文学”观念作为根基，从而张扬文学自身的意义与价值。
中华传统文化在近一百余年中命运坎坷，渐渐呈现“边缘化”的趋向。西方文化凭借坚船利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社会，使中国社会在文化传播和文化创造上呈现出不可阻挡的“西风压倒东风”的局面；东方汉文化圈的其他国家也纷纷“脱亚入欧”，“去中国化”；甚至中国文化精英们也开始怀疑自己的文化传统，提出“打倒孔家店”、“破四旧”等文化方略。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展开的中华传统文化研究，往往难以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重新构建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华现代文化。因此，如何立足当代，面向未来，做到“师古而不泥古”，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这仍然是一个有待思考和探索的重大现实课题。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以《四库全书总目》为表征的中华文化学术体系，既要淬取中华传统的文化基因，也要吸收世界各国的文明精华，从而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进行全新的中华学术体系的战略建构，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面对当前国内各种新思想的涌现、经济发展的走向、改革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等现实，在“古今贯通”、“中外融通”、“上下打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我们需要以深厚的文化传统为基础与动力，构建足以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崭新的中华学术文化，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
本文原刊于《斯文》第一辑（2017年出版）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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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基金项目《历代文学经典的传承与中华人文精神的塑造》（项目号SKZZB2015030）的资助。
[1]郑樵：《通志》卷七一《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第831页。
[2]章学诚：《校雠通义叙》，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附《校雠通义》卷首，第945页。
[3]阮孝绪：《七录序》，见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三，《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汪道昆刻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
[4]萧统：《文选》卷四六《王文宪集序》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77，第654页。
[5]魏徵等：《隋书》卷三二《经籍志·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第906页。
[6]魏徵等：《隋书》卷三五《经籍志·集四》，第1089页。
[7]关于两汉时期“文章”一词含义的演变，参见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50-52页。
[8]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第16-17页。
[9]同上，第17页。
[10]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卷四《目录类例之沿革》，成都：巴蜀书社，1991，第136页。
[11]乐书在《四库全书总目》中置于“四书类”之后、“小学类”之前，是为变例，可略而不论。
[12]脱脱等：《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传·序论》，北京：中华书局，1977，第12710页。
[13]脱脱等：《宋史》卷四二七《程颐传》，第12720页。
[14]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2629页。
[15]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卷四《目录类例之沿革》，第148页。
[16]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五“释家类序”，第1236页。
[17]郑樵：《通志》卷七一《校雠略·崇文明于两类论》，第834页。
[18]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一《子部总叙》，第769页。
[19]陈建：《学蔀通辨·续编》卷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册影印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刻本，第101页。
[20]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第1页。
[21]《礼记正义》卷六十，阮元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第1673页。
[22]卫湜：《礼记集说》卷五四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131页。
[23]徐氏：《易传灯》卷三《设卦观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册，第831页。
[24]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一《宗经第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21页。
[25]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第1页。
[26]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一《子部总叙》，第769页。
[27]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一《子部总叙》，第769页。
[28]刘昫等：《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2561页。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作“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内防己过。”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3880页。
[29]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一《子部总叙》，第769页。
[30]纪昀：《纪文达公遗集》卷八《济众新编序》，《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35册影印清嘉庆十七年（1808）纪树馨刻本，第356页。
[31]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一《子部总叙》，第769页。
[32]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一《子部总叙》，第769页。
[33]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凡例》，《四库全书总目》卷首，第19页。
[3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一讲《科学之曙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第171页。
[35]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五西洋傅汛际撰《寰有铨》提要，第1081页。
[36]陈建：《学蔀通辨总序》，《学蔀通辨》卷首，第12页。
[37]张之洞：《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续修四库全书》第953册影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中江书院刻本，第83页。
[38]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集部总叙》，第1267页。
[39]布尔迪厄著、包亚明译：《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38页。
[40]陆机：《文赋》，萧统：《文选》卷十七，第243页。
[41]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一《原道第一》，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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