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和辻哲郎《孔子》译后记
文/刘幸
近些年，有不少日本汉学研究成果被译介到中国，这本《孔子》自然也属于其中之一。但这本书的作者和辻哲郎，更主要的身份大概并非汉学家，而是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在日本，人们往往将他和西田几多郎并称为日本哲学“京都学派”的“双璧”；而在中国，人们往往更熟悉他的《风土》一书。
和辻哲郎1889年出生于兵库县，其父和辻瑞太郎在地方行医，并有一些汉学修养。1906年，和辻哲郎到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就学；1909年，升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毕业后在日本多所大学任教；1925年，受西田几多郎之邀，任京都帝国大学助教授；1927至1928年，留学德国；1932年，以《原始佛教的实践哲学》一书获京都帝国大学博士学位；1934年，转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1949年，退休；1955年，获日本文化勋章；1960年，因心肌梗塞去世。
从和辻哲郎的一生和治学方向来看，他并非一位严格意义上的汉学家，甚至可以说，他完全不以汉学研究知名。事实上，除了这本《孔子》以外，《和辻哲郎全集》中就再没有什么汉学研究专著了。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风土》《古寺巡礼》两书，属于文化研究的范畴；奠定他在日本学界泰斗地位的《伦理学》《日本伦理思想史》，属于伦理学；《尼采研究》，属于西方哲学；《日本精神史研究》《锁国》，则属于日本思想史。因此，这本《孔子》在他的整个学术生涯里可谓孤篇横绝，然而即便是唯一的一本汉学著作，我们仍可以从中窥见和辻哲郎开阔的视野、灵巧的哲思和深厚的功底。
《孔子》在1938年初版的时候，隶属于一套由岩波书店推出的“大教育家文库”。文库从1936年开始发行，1938年以24卷完结，其中既列有孔子、孟子、贝原益轩、山鹿素行等中日教育家，也囊括了苏格拉底、裴斯泰洛齐等西方教育家。这套书很像是给日本中小学一线教师打造的，使之能够概览世界文明中各类教育家的风采。恐怕也是因为这一点，文库中的书大多写得传统，格式老套，时过境迁后就少有人问津了。
然而，和辻哲郎仿佛是把创作这本书当成了一次个性展现的机会，写的主要都是他个人对《论语》以及《论语》中所呈现出的孔子的独到理解。既然不必以儒学者或者汉学家的身份自居，这本书也就写得非常洒脱。一本以“孔子”为题的书，开篇却从释迦牟尼、苏格拉底、耶稣和孔子——所谓“世界四圣”——写起，而且让另外三人占去了相当大的篇幅，这种写法，我只在和辻哲郎这里见过。不过，仔细玩味起来，他的这一写法确有其道理。这四人在世之时，影响力都局限在一个不大的地域，孔子的活动范围主要也就是在黄河下游地区。但在他们去世以后，由于历代弟子的努力和种种历史的因缘际会，他们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各自所属文化的走势，成为各自所属文化的核心部分。站在这个角度，所有后来人都可以奉他们为老师，他们也由此成为了“人类的教师”。这样一些充满哲学思辨意味的论述，给这本书打上了鲜明的“和辻哲学”的烙印。
最让我个人觉得有趣的，是和辻哲郎对《论语》中很多话的阐释，尤其是那句“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第一次见到有人从一个逆向的角度去理解这句话：“即便是孔子，也并非从幼年时期开始就爱好学习，而是到十五岁的时候才醒悟了求学之志。此外，他也并非在青年时代就事业有成，而是到了三十岁才刚刚有所立。即便步入人世，也并非什么困惑都没有，而是到了四十岁的时候，才终于坚定地看到了自己的道。不过，在实现这一道的过程中，也并非什么焦虑都没有，到了五十岁的时候终于知道了天命，心绪稳定了下来。即便自己的心绪稳定了，但对世人的言行也并非没有非难、否定的想法，终于到了六十岁的时候才有了对他人宽容的心态。不过，即便对他人能有宽容的心境，也并非对自己的每一次言行都感到认同，还是有不少遗憾和后悔的地方，要到七十岁的时候才能没有这种遗憾和后悔。”我想，大概只有熟读《论语》同时在心态上非常放松的人，才能敏锐地把握到这一层意思吧。
在和辻哲郎创作此书时，另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在于，东北帝国大学武内义雄教授，基于扎实的文献功底和敏锐的思想史眼光，为很多传统文献恢复其本来面貌做出了卓绝贡献。例如，今天学界广泛使用的《论语义疏》，就是基于大正十二（1923）年武内义雄校订的“怀德堂本”。有武内义雄珠玉在前，和辻哲郎不必像老一辈汉学家那样，在文献考据上耗去太多精力，反倒可以发挥自己作为哲学家的睿智，下笔锐利，一骑绝尘。也可以说，和辻哲郎这本书本身，就见证了日本汉学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和辻哲郎从不以汉学修为自夸，极少向外展露自己的汉学修养。这本书甚至很像是偶一为之的游戏笔墨，写得随性、洒脱，拘束极少。但恐怕恰恰因为这一点，它在日本收获了众多的读者，这本书大概也是那套“大教育家文库”中生命力最为持久的一本。1988年，它被编入日本最负盛名的“岩波文库”，编号“青1445”，成为日本国民教养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今天的日本人未必都完整读过《论语》，但他们却有很大概率，翻过这本《孔子》。
我在日本念博士时的导师是一位研究维特根斯坦的专家，他有精湛的德文和英文功底，但就像他这一代大多数的日本知识分子一样，已经对中国的传统典籍非常陌生了。直到一次酒会上，我才听见喝了点小酒的导师，聊起一点点他心目中的孔子。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始终是把孔子和释迦牟尼、苏格拉底、耶稣合在一起谈的，并且认为他们之间有很多共通之处。我想，他年轻的时候恐怕就是和辻哲郎这本书的读者之一吧。
我很早就觉得自己有义务翻译出这本书。去年“新冠”疫情袭来，被迫成了一只家中困兽，索性就集中精力，了却了这桩心愿。这次翻译，以1988年“岩波文库”本为底本，同时参考1938年“大教育家文库”本。译稿草成后，东京大学陈玥博士做了一次校订，后又反复修订，终于成了今天这样的模样。和辻哲郎是学问泰斗，又是文章高手，我虽尽了全力，还是感觉自己的译文“下原文一等”，这一点要请各位读者朋友海涵。
翻译这本小书时，我正随施克灿教授念书。《论语》里有一句“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我总觉得就是我师从施老师两年间的真实写照。这本小书要献给他。
- 全文完 -
曾发表于《藏书报》2021年第23期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