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茶文化

茶业到宋代时，已经在民间发展得相当成熟，又逢文化“波涛汹涌”的洗礼，茶叶便搭上了这一次便车，开始了它的飞速发展。

两宋时期，被作为重点发展城市的首都，开封和临安城，俨然成为了一片三教九流聚集在一起喝茶的文化场所。

除了私人的品茗活动外，茶馆是茶文化最具代表的象征，宋代经济极为繁盛，推动了包括茶文化在内的一些“消耗性”产业的蓬勃发展。茶馆作为酒馆的“继承者”之一，其实是普通百姓更适宜的去处，毕竟茶馆的座位，其价格要理“亲民”一些。宋代茶馆，有茶肆、茶坊、茶楼、茶亭、茶室、茶店等，但其意义上都是给钱喝茶的地方，当然，也有战时向兵士送茶的，那是老板菩萨心肠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茶馆，现在已不可考，但学术界多以其出现于汉代前期的巴蜀，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有载，“开元中，泰山灵严专卖店有降魔禅师，大兴神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自邹、齐、沧、棣渐到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这就证明，最早在唐代，中国便已经出现了茶馆，但这个时代的茶馆之流仅限于大城市，乡村还是不见缩影的。此后，在宋代时，这种为文人士子所追捧的东西已经发展到了乡村，而真正有实力的茶商，已经把卖茶水这种事做成了“集团”性质，看来古人虽然不懂得垄断的含义，却已经深得其中三味。

开封城作为北宋南北的交通要塞，又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其中的茶馆也较其它地方的产业要更繁荣一些。据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中所记，其时开封城内有各式各样的茶楼鳞次栉比，大量的茶馆集中于朱雀门外街巷、潘楼东街巷及马行街、相国寺等人流量大的街道——这是比较有实力或运气的，而散户卖茶，恐怕是占不了这种地域的。“潘楼东去十字街，谓之土市子，又谓之竹竿市……，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谣图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者”，可见茶坊早已经融入平民百姓的生活中。

从《东京梦华录》的描述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开封的茶馆几乎与现代银行的自动柜员机一般，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营业。甚至有的茶馆为吸引顾客，在室内引起了“仙洞、仙桥”等装饰——不过这就与饮茶的愿意有了几分背离了。不只《东京梦华录》，我们赏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北宋张择端），便能看到茶店与饭馆并举的开封景象。

我们在王清明《摭青杂说》发现了这样的记载，“茶肆上有一小栅楼，主人捧小梯登楼，李随至楼上，见其中收复人所跌之物，如伞履衣服器皿之属其多……僧道妇人，则曰僧道妇人，其杂色人，则曰其人似商贾，似官员，似秀才，似公吏”，遗失物品的有僧道、妇人、商贾、官员、秀才、公吏等，这就说明饮茶者涵盖了宋代三教九流的人物，这茶馆似乎成了个圆场，社会各界的人物在此处相互接触，然后返回其各自的处的阶层，士大夫的文化就这样在简单的茶馆里完成了对庶民文化的渗透和影响。而这种从未停止过的文化渗透，随着茶馆经济的繁荣、顾客阶层的扩大，影响也越来越大。

临安作为南宋的都城，因为北宋的灭亡受到了好的影响——流亡朝廷为它带来了蓬勃发展的动力，大量从开封迁来的贵族、高官士子，及中原随朝廷而来的流民，临安人口激增，各阶层为了适应不同社会阶层的需求，城内及周边的各类产业发生了整合和分化，其中也包括了以茶馆经济为主体的茶文化。

临安城的夜市繁华程度甚至超载了开封，如吴自牧所著《梦梁录》中的记载，“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耐得翁也在其《都城纪胜》中描述了这样的场景，“其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有然……，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朝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其繁华程度，除了灯火不能追及现时代外，已堪称不夜之城了。

宋代的茶叶生产已经较为完备，无论是种植技术还是在取用的角度上，都较唐代有了长足的发展。茶叶的生产在宋代时已经很有规模，茶园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地治理，宋代种植茶叶的州达到六十六个，县级区划更是达到了惊人人的二百四十二个，近三倍于唐朝。不仅在茶的种植规模上，在茶的品种上也有很大进步，宋代是我国茶叶种类最多的一个朝代，近百种茶叶的基数，让唐、明、清等四五十种望尘莫及，而据史料考证，现代社会一些知名的茶种，如龙井茶、武夷茶、普洱茶等，都是发源于宋代。

如此繁盛的茶业系统，自然会与文化发生莫大的交集，其实早在宋代之前，茶与文人的情节就已经种下了，如茶的先驱唐朝僧人陆羽，他将其自身对茶的认识写成了《茶经》，让茶走上了艺术这条“不归路”。茶自《茶经》始，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提高生活品味及情趣的东西，真正敲开了艺术的大门。据《封氏闻见记》中的描述，“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煮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进了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于是茶道 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这表明此时已经出现了茶艺高超的人物，器具化、程式化的茶道已经为人们普遍接受，茶艺开始在世间形成一定的规模。

宋代独特、旺盛的茶文化，也熏陶出了嗜茶的皇帝。为了迎合皇族、仕族的茶叶需求，统治者提供丰厚的利益划分出专门的地域供专人为皇室生产茶叶——有了利益，自然有人追逐，也逐渐衍生出了斗茶的风俗，此后，斗茶逐步发展延伸，这就导向了茶艺。茶艺相斗，只能算是茶事活动的一种，而这茶事活动，其实也像傣族的泼水节费水一样，是费茶叶的——好在宋代茶叶产能不低，这种需求，尽可应付。人们品茶、饮茶的技能，也就在这“海量”的茶叶中被“泡”了出来。

宋朝的皇帝，以宋徽宗最是热衷于茶道，他甚至专门提笔，写了一部论茶的《大观茶论》。皇帝也在为茶打“广告”了，在那个上行下效的时代，没有比这个效果更好的“推广”，宋徽宗此举，可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举动。宋徽宗在此书中对宋代茶叶的生产、加工等方方面面进行了详细的解说，并对“点茶”进行了客观全面的总结，还将其创制的“七汤”点茶法写入了其中，不过他对宋代茶业的发展的贡献并不只是拓宽了茶艺的内容，而是他作为天子对茶艺的艺术性进行的拔高。

皇帝把名声吹了出去，自然有权贵仕子、文人来进行吹捧，一时间，大量热情赞美茶事、茶艺的诗文便涌现了出来，这诗、这文，直接提升了茶的艺术层次，也就给茶向更精美细致方向的发展安装上了“驱动”。

如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水微开。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试与招魂魄，刘伶却得闻雷霆”，这诗歌自然算不上他顶尖的诗文，但连大文家都不能“幸免”，宋人饮茶、斗茶之风，可见一斑。

提及宋代文人，自然不能少了苏轼，苏大胡子饮了北苑贡茶，飘飘欲仙，在其《西江月》词中提及，“雪芽双井散神仙，苗裔从来北苑”，又有《次韵寄壑源试焙新茶》，以“仙山灵草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未匀。明月来投玉 川子，清风吹破武林春”，可见其对北苑贡茶的喜爱，竞发出“从来佳茗似佳人”之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