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科贝(Annie Caubet)是一位田野考古学家，她曾在叙利亚、塞浦路斯和科威特等地做过遗址发掘。直到2006年她才担任卢浮宫古代近东部主任，负责筹办有关美索不达米亚、波斯、腓尼基和塞浦路斯等地区的古代文物展览。她已组织举办的临时展览旨在表现从古代近东文明到现代西方世界的连续性，以及当代这些文化间相互理解的必要性。
苏美尔雕像的重建
本文所要谈的是一尊褐色雕像，其背面刻有一则楔形文字题记，内容有关新苏美尔统治者乌尔宁吉尔苏。题记这样写道：
拉格什的统治者古地亚修建了神庙，他的儿子拉格什的统治者乌尔宁吉尔苏将自己的雕像献给他的神宁吉兹达。这单雕像在祈祷：“我乃敬神之人，请神佑我长寿。此名乃他所踢。庙宇中，他引导。”
上述雕像发现于拉格什城邦的首都吉尔苏古城，其状为乌尔宁吉尔苏在向宁吉兹达神(“真理树之主”)作永久的虔诚祷告。19世纪末在吉尔苏的一系列发现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苏美尔人所创造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1924年卢浮宫得到了缺少头部的雕像，而雕像的头部入藏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935年，头像的原收藏者、当时住在纽约的约瑟夫·布鲁默尔(Joseph Brummer)确认该头像与卢浮宫的雕像实属一体。1947年，卢浮宫展出了连同头部反模铸件在内的乌尔宁吉尔苏雕像。1974年，卢浮宫与大都会博物馆共同通过了一项协议，该协议使两家机构分别拥有的雕像身首部分得以重新聚合。由于这件雕像的独特性质，两家博物馆共享其所有权，并轮换展出复原后的雕像。当雕像不在卢浮宫时，我们会用一件彩色的反模铸件来代替。
乌尔宁吉尔苏雕像的复原案例是关于签署跨国协议的极好例证，两家机构通过协议化竟争关系为友好合作关系。同时，该案例也是关于知识共享的好例子，学者们得以共同探索考古学之谜。不过，本文要探讨的问题却是为何这样一尊雕像会变得残损且分隔两地——这是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即为何古代文物常常被卷入政治纠葛。
一、历史背景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这块地方，覆盖了现今伊拉克的大部分国土。在19世纪没有发现石油之前，这一地区很贫穷。古时候的沃土因为环境的改变和管理不善而变成了沙漠。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美索不达米亚因位于通往印度的天然通道上，而成为通向欧洲的战略要地。在巴格达，外国领事和代表监控着东印度公司的货物流通。沿线的当地阿拉伯部落除偶尔伏击抢劫之外并没有获得共同的经济利益。奥斯曼当局主要关心的是维持秩序和征税。当19世纪30年代巴格达发生瘟疫和地震时，欧洲人的势力转向北方，他们在摩苏尔开设了新领事馆。此举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即重新发现了亚述文明。
1843年3月，具有意大利血统的新任法国领事保罗一埃米利奥·博塔(Paolo-Emilio Botta)在霍尔沙巴德(Khorsabad)的一处废墟上首次发现了亚述时期的巨型雕塑。作为一名知识渊博的年轻人，博塔对能够证明《圣经》的考古学发现很感兴趣，所以立即将其认为是古代尼尼微城(Nineveh )遗迹的资料加以发表，但这些被证实属于另一座亚述都城杜尔一沙鲁金(DurSharruken)，该都城由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Sargon II)建造。1845年，英国人奥斯丁·亨利·莱亚德(Austin Henry Layard)开始发掘，他正确判断出尼尼微古城位于底格里斯河摩苏尔一段的土丘下，并发现了包括纪念雕塑、贵金属器物和数千块楔形文字泥版在内的亚述文物。19世纪40~60年代，来自多个欧洲国家的旅行家和学者参与了楔形文字的释读工作，此举引起新闻界的极大兴趣，它们渴望报道亚述档案中有关《圣经》人物如犹太国王耶户(Jehu )等的内容。欧洲博物馆为发掘可能有丰富遗存的遗址而展开了竞争。发掘活动在奥斯曼当局的保护下进行，他们声称要分享出土文物并将其运回到伊斯坦布尔。当地的阿拉伯部落原本不插手此事，但很快发现向欧洲旅行者和商人贩卖考古物品、雕塑和泥版有利可图，于是也开始四处挖宝。挖掘活动盛行之时，恰逢欧洲新事物比如电话和铁路等进入该地，而阿拉伯部落也看清了这些“魔鬼似的发明”是土耳其人加强统治的一种手段。的确，由德国人修建的巴格达铁路连接伊斯坦布尔、巴格达与麦加，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用来向阿拉伯半岛腹地运送土耳其军队。
19世纪70年代以前，大多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在北方进行。后来，一个强大的、坚决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阿拉伯部落(Muntefiq Arabs)破坏了南部巴士拉沿线的电线杆，法国派去检查这些设施的巡视员发电报报告说，阿拉伯人在一处叫做特罗( Tello)的遗址挖出了大量石雕。1877年，法国驻巴士拉领事欧内斯特·德·萨尔泽克(Ernest de Sarzec )开始在此地调查。他每年花数周的时间来做这项工作，直到1900年退休。萨尔泽克于1901年去世，他发现了第一批苏美尔人的纪念碑，其成就有相关著作来证明。
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缺乏安全感是一个长期间题。萨尔泽克雇用的劳工，即当地村民，只要他不在现场便自行挖掘。在1881年3月17日的一封信中，萨尔泽克这样写道：
阿拉伯人已变得如此危险，他们在夜晚发动攻击，我已不可能再进行抵抗，同时，对我来说已必须支起帐篷。我发现的大部分物件或碎片都被偷走，我不得不再把它们买回来。
遗址的保护问题引起了卢浮宫及法国政府的关注。地形学者和沙漠问题专家加斯顿·克罗斯(Gaston Cros)上尉被派往特罗遗址进行重新发掘，他从1903年工作到1909年，之后不得不离任转向他在非洲的军事生涯。 “他的继任者刚被任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直到1928年法国政府及卢浮宫才派出了新的发掘者阿贝·亨利·德·热努亚(Abby Henride Genouillac )———位颇具才气的亚述学专家，曾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基什(Kish)进行过发掘。之后，继续负责特罗遗址发掘任务的是安德烈·帕罗(Andre Parrot)，他工作到了1933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法国人的发掘集中在新发现的拉尔萨( Larsa，伊拉克南部)和马里(Mari,叙利亚)遗址。此后，特罗遗址便没再进行过科学发掘。
特罗遗址是古城吉尔苏的一部分。吉尔苏位于伊拉克南部大沼泽的北端，在萨达姆·侯赛因修堤筑坝使其变干之前，这里一直是湿地。遗址表面占地约250英亩，长度为2~3公里，其最高点(TellA)高出平原地面25米。有一条通向东部的运河连接吉尔苏与拉格什的其他两座重要城市阿尔希巴(al-Hiba )和尼纳(Nina )。位于遗址最底层的是公元前五千年晚期的遗存，而萨尔泽克认为在Tell K处的一处建筑可能是公元前三千年初的庙宇，它有铜柱础沉积物和献给该城保护神、气象之神宁吉尔苏(Ningirsu)的早期祭品的例证。拉格什第一王朝(约公元前2450~前2300年)曾挑战马里和埃兰(Elam)等王国，并与乌鲁克(Uruk)、拉尔萨和巴德提比拉( Badtibira)建立联盟，其开国君主乌尔南希(Ur Nanshe)通过水路从迪尔穆恩(Dilmun，或许是波斯湾的巴林)进口异国木材，用来重建宁吉尔苏神庙。他的孙子安纳吐姆(Eannatum)修筑起了第一座著名的历史纪念碑——鹫碑(Stele of theVultures)，以纪念他战胜了劲敌温马(Umma )城邦。拉格什第一王朝的末代王子乌鲁卡基纳(Urukagina)是一位社会和宗教改革者，他留下了一系列的法律，它们共同构成了最早的法典。
早期的苏美尔城邦随着古巴比伦阿卡德帝国的到来而消亡。阿卡德人在整个美索不达米亚推行新的闪族语言，但苏美尔语仍作为宗教语言在使用。拉格什第二王朝带来了苏美尔文化的复兴，其最耀眼的代表古地亚是一位爱好和平的统治者，他实施了一项宏大的建筑工程，致力于雕刻他本人及其家族的雕像，以敬献给他信奉的神灵们。他的雕像已经发现的有超过12尊之多，其中大部分用从玛坎(Makkan，伊拉克西南部的一处古地)进口的硬石闪长岩雕凿。他的妻子尼恩·阿拉(Nin Alla)和儿子乌尔宁吉尔苏的雕像是用软石如绿泥石或雪花石雕凿而成，这种石头在美索不达米亚比较常见。在乌尔第三王朝的鼎盛期，城邦失去了独立地位，开始衰落，到古巴比伦时期已经消亡。这处遗址一直未被再次占据，直到卡拉塞尼(Characene)王国的希腊-阿拉米人(Graeco-Aramaean)王子阿达德-纳丁-阿黑(Adad-nadin-ahi，约公元前150年)在古地亚建筑的废墟上重新修建他的宫殿，显然他是为了庇护其先人的几尊雕像。
二、共享发现
当萨尔泽克在特罗工作时，身在远方的莱昂·厄泽(Leon Heuzey)经常给他建议，告诉他如何用最好的方式进行发掘。厄泽利用萨尔泽克的报告，完成了他的最后著作《卡尔迪亚王国的发现》( Decouvertesen Chaldee)———部多卷本的不朽杰作。厄泽当时任卢浮宫古物部主任，他是法国雅典学院的校友，年轻时曾在马其顿工作过，并发现了首批王室墓葬。
三、文物的归还：雅典会议
1895年，伊斯坦布尔与法国就共享特罗遗址出土文物的问题开始谈判。”法国大使保罗·卡姆班(PaulCambon)的顾问是厄泽与萨尔泽克，而苏丹阿布杜尔·哈米德(Abdul Hamid)的顾问是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奥斯曼·哈姆迪·贝（Osman Hamdi Bey )。哈姆迪·贝是一位大学者和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他曾在法国接受过学术训练。尽管苏丹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但奥斯曼·哈姆迪·贝坚决捍卫土耳其博物馆的利益，获得了大量外国考古学家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亚述发现的文物。其结果是，位于托普卡帕(Topkapi )故宫的伊斯坦布尔博物馆成为了研究古代近东考古学的世界一流博物馆。
如前所述，当地的阿拉伯人并没有参与这些利益的分配，所以毫不奇怪他们为取得自己的份额而采取了行动。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劫掠发生的准确时间和地点。一些雕塑在萨尔泽克到达之前就已被劫掠，有些他发现的物件在他不得不返回巴士拉期间被人拿走。1894~1895年，萨尔泽克确定了神庙档案的地点，而阿拉伯人等他一离开便马上进行挖掘。大约有三万件写有文字的断片流散到了巴格达、巴士拉和摩苏尔，在那里曾释读过苏萨(Susa)题记的著名语言学家佩尔·文森特·希尔(Pyre Vincent Sheil)见到了它们。进一步的劫掠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及大战期间，直到1928年正规的考古发掘才又继续。结果，数千块楔形文字泥版散布在世界各地，大量的出自特罗的雕塑和器物流布在市场上，其中许多经商人伊利亚斯·盖吉欧(Ilias Gejou)之手，卖给欧美机构或柏林、伦敦和纽约的收藏者。这中间有一系列苏美尔王朝的雕像，包括乌尔宁吉尔苏像。只有那些有题记的文物能确认其出自某处遗址。对于其他的文物，背景资料的缺失是一个无可挽回的损失。此外，盖吉欧或许要对大量赝品的出现负责，其中包括古地亚时代风格的雕像。”正因如此，重新聚合乌尔宁吉尔苏雕像的头部与刻有完整苏美尔语题记的身体部分，除了具有其他诸多益处之外，还确保了雕像的真实性。
一个世纪后，我们从这一特殊案例中得出的教训是，每个国家都应当建立起自己的文物管理部门，这一点极为重要。伊拉克以及其他的许多国家，仍然有必要采取行动以确保其文化财产得到适当的保护。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