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一百多年前，以科学方法证实中国历史、夏朝历史文化、华夏文明进程为目的，而诞生了中国考古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在多代考古学者、历史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夏朝历史与夏文化研究，在中国拥有丰富历史史料的情况下，不仅没有得以实证，反而让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夏朝历史、夏文化，走入更加虚无的境地。
虽然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产生了许多夏文化研究领域的大师与著名学者，但夏文化的基本问题一直没有得以根本解决。夏文化研究已经演变为历史考古学术领域学者之间的口水争论，你方唱罢我登场，看似热闹，实则毫无实际意义与学术意义。对中国考古学而言，夏王朝与夏文化、夏的是否存在，已经成为华夏民族历史的“哥德巴赫猜想”。
为何中国文献典籍中记载详实的夏王朝与夏文化，在近代中国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的研究中，却成为难以破解的“哥德巴赫猜想”？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二重证据法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是由王国维提倡，是把发掘的出土文物和史书的记载相互验证， 以考量古代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后来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发展出三重证据法，或结合调查资料或材科中的“口述史料”研究历史学、民族学；或将考古材料又分为两部分——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
二里头考古遗址所以被做为夏文化研究的重点遗址，是因为二里头遗址位于黄河流域的洛河与伊河之间，与《国语》文献记载中的“昔伊洛竭而夏亡”比较相符，这被中国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解读为：夏朝的中心位于洛河与伊河区域，当洛河与伊河地区发生了重大旱灾时，而导致了夏朝的灭亡。事实果真是这样吗？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对“昔伊洛竭而夏亡”的解读正确吗？
在中国历史的朝代变迁中，因地方发生严重的灾情，粮食绝收，饥民遍地，而导致民变，发生农民起义，导致王朝中央政权垮台的例子举不胜举。其中连续数年的旱灾就是最典型的导致王朝垮台的原因。从历史文献记载中，我们发现“商汤代夏”就是中国历史记载中最早的这一典型案例。
那么商代夏的历史原因，是因为夏朝国都地区发生了严重旱情而导致了夏王朝的灭亡，还是因为夏王朝的地方发生了严重旱情而导致了远方的夏王朝中央的灭亡呢？
众所周知，大邑商的早期都城正是位于洛河与伊河地区，现代考古先后在伊洛地区发现了商朝早期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夏商交叠时期的二里头遗址。其中偃师商朝与二里头遗址相距6公里，位于洛河两岸。从考古学来说，这基本可以得出结论，伊洛地区属于商部落的直接统治地区，而大邑商属于一个可以和夏王朝相抗衡的大氏族部落。《史记》记载“汤举任以国政。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伊尹被商汤任命为商部落的国相，负责商部落的国政；后伊尹离开商部落前往夏朝中央政府任职，在不被夏朝重用，又返归商部落的亳地。伊尹这一来一去，说明商部落与夏王朝的相隔距离遥远，商部落完全不在夏王朝的直接控制范围。当伊尹在夏王朝不得志的时候，返回遥远的商部落，也就天高皇帝远。商部落与夏后氏绝不可能如史学家与考古学家认为的，夏后氏部落与商汤部落共同位于伊洛地区。甚至夏商部落共用一个二里头遗址作为前夏后商的夏都与商都。
当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为二里头遗址的一、二、三、四期考古遗址究竟是夏还是商争论不休的时候，偃师商城、洛阳商城的考古发现已经决定了包括二里头遗址在内的伊洛地区都属于干旱严重、农耕环境脆弱的“伊洛竭”地区。是一个不受夏王朝控制的独立氏族地区，可以拥有自己国政的地区。严格来说，二里头遗址地区是一个不属于夏文化影响的地区，在此地区也就不可能发现证明夏王朝存在的遗迹遗物。
当二里头遗址地区发生“伊洛竭”的严重干旱时，为了维持商氏族部落的生存，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带领商部落族群，前去没有发生旱灾的地区、粮食丰富的地区进行掠夺。此时，夏文化的中心夏朝国都就是唯一的攻击目标。于是，商汤裹挟着商部落周边的一些氏族部落前去攻打夏朝国都，“格女众庶，来，女悉听朕言。匪台小子敢行举乱，有夏多罪，予维闻女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众，女曰：‘我君不恤我众，舍我啬事而割政’。女其曰：‘有罪，其奈何’？夏王率止众力，率夺夏国。众有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理女。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从誓言，予则帑僇女，无有攸赦。”。在商汤的要挟蛊惑下，一众商周边部落对夏王朝发动了搏命式的突然袭击。
当黄河地区发生“伊洛竭”的严重旱情，哪里还会存在风调雨顺、旱涝保收、食物丰富的地区呢？这只能是大禹治水，“凿山导淮”使得“中国之人得而食也”的淮河涂山地区。
大禹治水的淮河涂山地区，河流湖泊众多，在大禹“勤于沟洫”的长期治理下，农田水利使得农耕文化高度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歌舞升平，吟诗作赋。当这些每天辛勤劳作、顺天应命、守望田园、缺乏侵略和掠夺性的夏民，面对如狼似虎的搏命攻击时，只能一败涂地，丧失华夏土地。夏朝最后一位夏后夏傑，也只有亡命南巢，在巢湖地区了此余生，成为“伊洛竭而夏亡”的受害者。华夏文化与华夏文明的发展也因此停滞几百年。
从今天的淮河流域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淮河流域覆盖了广大的淮北平原，淮河的众多支流几乎延伸到黄河岸边。淮河地区本是中国的南北分界线，雨水充沛，即使发生大的旱情，淮河干流与各支流入淮口地区，都可保证丰富的水源，使得沿淮地区人民与农田避免干旱的严重威胁，保障农业生产、粮食生产。
整个黄淮平原地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黄河地区干旱少雨，淮河流域地区温暖湿润、雨水充沛。做为黄河支流，伊水与洛水相交的流域面积仅为两万平方千米，且有断流的风险，即使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伊洛平原更是不足1000平方千米，难以承载540 人/平方千米的人口密度，也无法有如此之高的农田水利、农业生产力与之相配。当黄河流域发生严重的旱情，民不聊生时，由北而南，由西北往东南的掠夺战争，成为中国战乱与朝代更迭的一个基本规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与明亡清兴的朝代交替就是最好的证明。
因此，“昔伊洛竭而夏亡”不是夏朝夏文化中心存在于黄河流域伊洛地区的历史文献证明，而是否定夏朝、夏文化中心与伊洛地区有关的铁证。不论是中国历史文献，还是考古遗址发掘，遗迹遗物证明，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周边考古遗址，与夏朝夏文化都格格不入。在正确理解文献典籍的基础上，结合考古发现，将“口述史料”中的历史学、民族学，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纳入夏文化研究内容，是破解夏文化、夏朝历史必不可少的一环。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