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笺纸
——荣宝斋与鲁迅、郑振铎
郑茂达
鲁迅
郑振铎
一部《北平笺谱》和一部《十竹斋笺谱》，既是鲁迅先生和郑振铎先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也是他们与荣宝斋关系的历史见证。
鲁迅先生酷爱传统艺术，尤其喜欢木刻画，夙好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笺纸，也关注笺纸艺术的命运。他1912年至1926年居京期间，到琉璃厂文化街 480多次，购物3000多件，其中就有不少笺纸。荣宝斋是琉璃厂的著名南纸店，鲁迅先生是少不了光顾的。他在1914年3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午后赴留黎厂（即琉璃厂，下同），托立本堂订书，又到荣宝斋买笔。”
郑振铎先生曾在北京得到不少笺纸，觉得印得十分精致，自己舍不得用，当作礼品赠送朋友。他说：“引起我对笺纸更大兴趣的是鲁迅先生。”他同鲁迅先生一样关注我国笺纸艺术的命运，对20世纪30年代笺纸艺术的衰颓同具眷恋顾惜之情。
宣统末年，由于文人作画入笺，为笺纸艺术带来了清新的风格。但为时不久，又开始衰败。鲁迅、郑振铎以文学艺术家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这在历史长河中稍纵即逝的艺术火花，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毅然担当起抢救这一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任，于1933年搜集、编辑了《北平笺谱》，由原刻的各南纸店印刷后委托荣宝斋汇总，并装订成册。翌年又委托荣宝斋翻刻明代的《十竹斋笺谱》。
这两部书的出版和翻刻，耗费了鲁迅、郑振铎先生巨大的精力和心血。时鲁迅居沪，所有出版事宜都是通过他与郑振铎频繁的书信往来和郑振铎奔走于京沪之间完成的。为讨论这两部书的出版，鲁迅从1933年2月到1935年9月给郑振铎写了44封信。郑振铎为此而给鲁迅的信，至今没有找到。据《鲁迅日记》记载，从1933年4月到1936年9月，他收到郑振铎的来信52封，寄物（信笺、书籍等）22次，与郑会面19次。相信这些信、物和会面，大多与这两部书有关。由此观之，在近代历史中，没有谁比鲁迅、郑振铎更关心笺纸这种传统艺术了。
1933年2月5日，鲁迅致信郑振铎：“去年冬季回北平，在留黎厂（琉璃厂）得了一点笺纸，觉得画家与刻印之法，已比《文美斋笺谱》时代更佳，譬如陈师曾、齐白石所作诸笺，其刻印法已在日本木刻专家之上，但此事恐怕不久也将消沉了。因思倘有人自备佳纸，向各纸铺择尤（对于各派）各印数十至一百幅，纸为书叶形，色彩亦须更加浓厚，上加序目，订成一书，或先约同人，或成书后售之好事，实不独为文房清玩，亦中国木刻史上一大纪念耳。”
鲁迅信中所说的“此事恐怕不久也将消沉了”，是指当时北平不少南纸店投合洋人和时好，为了使笺纸能用于写钢笔字，用“舶来之薄而透明的洋纸”（郑振铎《访笺杂记》）或上矾的纸制笺，使笺纸原有的丰韵荡然无存，有的虽仍沿成法，但粗制滥造，笺纸的韵味也十去其六。难怪郑振铎惊呼：刻笺之业将随古城的荒芜而消歇乎！
郑振铎在《永在的温情——纪念鲁迅先生》一文中说：
那一年寒假的时候，我回到上海，到他寓所时，他便和我谈起在北平的所获……
他搬出不少的彩色笺纸来给我看，都是在北平时所购得的。“要是有人把一家家南纸店所出的笺纸，搜罗了一下，用好纸刷印个几十部，作为笺谱，倒是一件好事。”他说道。
过了一会儿，他又道：“这要住在北平的人方能做事。我在这里不能做这事。”
我心里很跃动，正想说：“那么，我来做吧。”而他慢吞吞地续说道：“你倒可以做，要是费些工作，倒可以做。”
我立刻便将这责任担负了下来。
《北平笺谱》（封套）
郑振铎从上海回到北平，立即开始访笺，但事不凑巧，不久，日军占领热河，并向北平进发，北平人心惶惶，访笺之事不得不搁置起来。秋天，战事告一段落，郑振铎又去上海，以说不出的凄婉心情同鲁迅谈起此事。战争使他们产生了一种迫切感：必须抓紧时间进行，不然可能再没有机会了。于是郑振铎风风火火返回北平，又开始寻访笺样。
1933年9月底的一天，郑振铎从任教的燕京大学天河厂，长途跋涉、风尘仆仆来到荣宝斋。“那一天狂飙怒号，飞沙蔽天，天色是那样的惨淡可怜，顶头的风和尘吹得人连呼吸都透不过来。一阵的飞沙，扑脸而来，赶紧闭了眼，已被细尘潜入，眯着眼，急速地睁不开来看见什么。本想退了回去，为了这样闲空的时间不可多得，便只得冒风而进了城。这一次是由清秘阁向东走，偏东路北，是荣宝斋，一家不失先正典型的最大的笺肆。仿古和新笺，他们都刻得不少。我们在那里，见到林琴南的山水笺、齐白石的花果笺、吴待秋的梅花笺，以及齐、王诸人合作的壬申笺、癸酉笺，等等，刻工较清秘为精。仿成亲王的拱花笺，尤为诸肆所见这一类笺的白眉。”（郑振铎《访笺杂记》）郑振铎不辞劳苦，跑遍了北京二三十家南纸店，搜集了光绪以来的笺样 500多张。
他非常敬重鲁迅，认为鲁迅的审美能力比他高明得多。他与鲁迅约定，他负责搜集，鲁迅负责审定。他每寻访到一批笺样，便立即寄往上海，而鲁迅收到笺样，总是连夜审阅，决定取舍，作出标记，迅速寄回北京。一次，鲁迅在寄回笺样时附信说：“齐白石的花果笺有清秘（阁）、荣宝（斋）两种，画悉同，而有一张上却都有上款，写明为'△△制’，殊奇。细审之，似清秘（阁）版乃剽窃也，故取荣宝（斋）版。”鲁迅从郑振铎陆续寄去的500多张笺样中选出330种，根据不同内容，编成六册。其中有荣宝斋的65种，占全书的五分之一。
最麻烦、最乏味的是交涉印刷的事。选定的330种笺样，分别为荣宝斋、淳菁阁、静文斋、清秘阁等十家南纸店所刻印，版片由上述各家所藏。为了节省工本和时间，必须由原刻印的各家利用原版印刷。郑振铎分别与这十家南纸店交涉。有的店家很合作，虽然印数少，在经济上不合算，也欣然应允。但多数店家最初坚执百部不能动工。以清秘阁最为“顽强”，交涉了几次，不是说百部不能印，便是说人工不够，没工夫印，再说下去，就是给你个不理睬，任凭你说得舌疲唇焦，他总是无动于衷，最后托了刘淑度女士同他们商量，才勉强答应。郑振铎颇有感触地喟叹道：看够了冰冷冷拒人千里的面孔，玩够了未曾习惯的讨价还价，说尽了从来不曾说过的无数恳托敷衍的话，有时还未免带些言不由衷的浮夸——这一切都只为了这部《北平笺谱》，为了鲁迅殷切的寄托，为了实现他和鲁迅抢救这份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共同愿望。荣宝斋虽“初亦坚执百部不能动工之说，然终亦答应了下来”（郑振铎《访笺杂记》），不但承担了被选定的65种笺样的印刷，还承担了全书的汇总、装订成册的任务。郑振铎对此十分感激。18年后的1951年8月，他在《〈北京荣宝斋新记诗笺谱〉序》中说：那时“北平有南纸店二三十家，荣宝斋是其中的白眉，且也最愿意合作，有了他的合作，我们的《北平笺谱》才能够出版。我至今还谢他”。
其余工作，从确定体例、版式、纸张、书名、目录到如何装订、如何防止盗版、请谁书写序文等，都是通过大量的书信往来、反复讨论决定的。这些看似次要的“琐事”，鲁迅却十分认真，颇费心思，考虑周全、缜密。
关于书名，鲁迅说：“书名就是《北平笺谱》罢。因为'北平’两字，可以限定了时代和地方。”（1933年11月11日致郑振铎信。1928年国民政府由北京迁往南京，６月20日北京改称北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复称北京。书名《北平笺谱》，表明该书是在这时期的北京搜集和出版的。）
关于目录，鲁迅让郑振铎拟出初稿，他看了初稿，在给郑振铎的复信中诙谐地说：“对于目录，我有一点异议，所以略有小捣乱，寄回希酌。排列的意见，是以无甚意思的'仿古’开端，渐到兴盛，而末册却又见衰颓之象，并且不至于看到末册，即以索然无味的'仿古’终，对于读者，亦较有兴趣也。”（1933年11月19日致郑振铎信）
关于如何防止盗版，鲁迅说：“此次《笺谱》成后，倘能通行，甚好，然亦有流弊，即版皆在纸铺，他们可以任意续印多少，偷工减料，亦无可制裁。所以第一次我们所监制者，应加以识别。或序、跋等等上不刻名，而用墨书，或附后一纸，由我们签名为记（式样另拟附上），以后即不负责。此非意在制造'新董’，实因自己看了《芥子园》而恨及创始之王氏兄弟，不欲自蹈其覆辙也。”（1933年11月3日夜致郑振铎信）
鲁迅还亲自为本书撰写了序文：
镂象于木，印之素纸，以行远而及众，盖实始于中国。法人伯希和氏从敦煌千佛洞所得佛像印本，论者谓当刊于五代之末，而宋初施以彩色，其先于日耳曼最初木刻者，尚几四百年。宋人刻本，则由今所见医书佛典，时有图形，或以辨物，或以起信，图史之体具矣。降至明代，为用愈宏。小说传奇，每作出相，或拙如画沙，或细于擘发，亦有画谱，累次套印，文采绚烂，夺人目睛，是为木刻之盛世。清尚朴学，兼斥纷华，而此道于是凌替。光绪如吴友如据点石斋，为小说作绣像，以西法印行。全像之书，颇复腾踊，然绣梓遂愈少，仅在新年花纸与日用信笺中保其残喘而已。及近年，则印绘花纸，且并为西法与俗工所夺。老鼠嫁女与静女拈花之图，皆渺不复见；信笺亦渐失旧型，复无新意，惟日趋于鄙倍。北京夙为文人所聚，颇珍楮墨，遗范未堕，尚存名笺。顾迫于时会，苓落将始，吾侪好事，亦多杞忧，于是搜索市廛，拔其尤异，各就原版，印造成书，名之曰《北平笺谱》。于中可见清光绪时纸铺，尚止取明季画谱或前人小品之相宜者，镂以制笺，聊图悦目；间亦有画工所作，而乏韵致，固无足观。宣统末，林琴南先生山水笺出，似为当代文人特作画笺之始，然未详。及中华民国立，义宁陈君师曾入北京，初为镌铜者作墨合、镇纸画稿，俾其雕镂；既成拓墨，雅趣盎然。不久复廓其技于笺纸，才华蓬勃，笔简意饶，且又顾及刻工，省其奏刀之困，而诗笺乃开一新境。盖至是而画师梓人，神志暗会，同力合作，遂越前修矣。稍后有齐白石、吴待秋、陈半丁、王梦白诸君，皆画笺高手，而刻工亦足以副之。辛未以后，始见数人分画一题。聚以成帙，格新神涣，异乎嘉祥。意者，文翰之术将更，则笺素之道随尽；后有作者，必将别辟途径，力求新生，其临睨夫旧乡，当远俟于暇日也。则此虽短书，所识者小，而一时一地，绘画刻镂盛衰之事，颇寓于中；纵非中国木刻史之丰碑，庶几小品艺术之旧苑，亦将为后之览古者所偶涉欤。
《北平笺谱》1933年末成书，第一版印一百部，鲁迅、郑振铎亲自在每部的版权页上签名。鲁迅对此书的出版非常满意，1934年2月24日在给郑振铎的复信中说：“日前获惠函并《北平笺谱》提单，已于昨日取得38部，重行展阅，觉得实也不恶，此番成绩，颇在预想之上也。”1935年3月30日鲁迅又在信中欣喜地写道：“《北平笺谱》如此迅速成为'新董’，真为始料所不及。”
由于第一版很快被抢购一空，不久又再版一百部。这次是把“编者鲁迅”“西谛”（郑振铎笔名）刻成版，印在版权页上。
为了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纠正外国人对中国版画的偏见，第一版《北平笺谱》，鲁迅除了自己收藏和赠送朋友，还分别寄给了美国、法国、英国等国的图书馆。他就准备寄一部给俄国版画家之事在给郑振铎的信中说：“《笺谱》出后，也要寄一部，他们之看中国，是一个谜，而知识甚少。他们画五六百年前的中国人，也戴红缨帽，且拖着一条辫子，站在牌楼之下，而远处则一定有一座塔——岂不哀哉。”（1934年1月11日。“红缨帽”和 “拖着一条辫子”本来是清朝的“特产”，把它们安在元代或明代人的头上，“岂不哀哉”。）
《十竹斋笺谱》的翻刻，是郑振铎提议，鲁迅力促其成。郑振铎在《永在的温情——纪念鲁迅先生》一文中说：
有一次，我到上海来，带回了王孝慈先生所藏的《十竹斋笺谱》四册，顺便地送到他家里给他看……“这部书似也不妨翻刻一下？”我提议道。那时，我为《北平笺谱》的成功所鼓舞，勇气有余。“好的，好的，不过要赶快做。”他道。
《十竹斋笺谱》是明崇祯十七年（1644）在南京刊成的。它集中并发展了我国“拱花”“饾版”两项雕印技术的精华，精工富丽，含蓄隽永，是我国制笺艺术的最高成就。但时值李自成攻陷北京，印数很少，以后也从未翻刻过。到20世纪30年代，国内已很难见到。当时日本“文求堂”有此书，而当郑振铎求购时，店主有意垄断此书，匿而不售。幸而从通县王孝慈先生处借到此书。翻刻此书，使之在中国流传下去，乃是鲁迅、郑振铎的夙愿之一。北平“雕工、印工现在只剩三四人，大部陷于可怜的境遇中，这班人一死，这套技术也就完了”（鲁迅1934年3月致日本友人增田涉信）。通过翻刻此书，提高雕、印艺人之技艺，使这套传统技艺延续下去，是鲁迅、郑振铎的夙愿之二。
1934年初，郑振铎从上海回到北平，即与荣宝斋洽商翻刻事宜，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和支持。
此书四册，有笺画261幅（原书283幅，王孝慈藏本缺22幅），每刻一部分，郑振铎就寄给鲁迅审阅。起初，鲁迅对荣宝斋能否胜任《十竹斋笺谱》这样高水平艺术品的翻刻和印刷，尚存疑虑：“如先生觉得刻本尚不走样，我以为可以进行，无论如何，总可以复活一部旧书也……但若极细的古刻，北平现在的刻工能否胜任，却还是一个问题。”（1934年2月9日致郑振铎信）当他收到翻刻的笺样，立刻消除了顾虑，复信道：“《十竹斋笺谱》的山水，复刻极佳，想当尚有花卉人物之类，倘然，亦殊可观。”（1934年3月 26日）鲁迅收到花卉笺样又复信：“《十竹斋》笺样花卉最好。”（1934年8月5日）
鲁迅对此书的校阅极其认真严肃。当时难以找到其他藏本进行校订，他仅从书中的记述就发现了问题：“书中照目录缺四种，但是否真缺，亦一问题，因为此书目录和内容，大约也不一定相合的。例如第二项'华石’第一种上，题云'胡曰从临高三益先生笔意十种’，但只8幅，目录也云'八种’，可见此谱成书时，已有缺少的了。”（1935年4月10日致郑振铎信）
鲁迅还为此书设计了版权页的“牌子”，并以其手写体印于书上：“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版画丛刊会假通县王孝慈先生藏本翻印。编者鲁迅、西谛，画者王荣麟，雕者左万川，印者崔毓生、岳海亭，经理其事者北平荣宝斋也。纸墨良好，镌印精工，近时少见，明鉴者知之矣。”
“画者王荣麟”，即负责翻刻的第一道工序——勾描的王宗光先生，后来成为荣宝斋的木版水印专家。“雕者左万川，印者崔毓生、岳海亭”都是荣宝斋的刻印高手。崔、岳二人是印刷的指导师傅。《十竹斋笺谱》的实际印刷者，从头到尾是徐庆儒一人完成的。（此人1960年前后调到上海朵云轩，成为他们的技术骨干。）
此书的翻刻和印刷工程浩大，难度极高，费工费时。“自复绘以至刷印之工，余曾目睹，故能语其层次：初按原谱复色分绘，就所绘者一一分刻然，犹是未拼成之板块也；印者乃对照原本逐色套印，浅深浓淡之间，毋苟毋忽，虽一丝一叶之微，罔不目注手追，惟恐失样，用力之重轻，点色之缓急，意匠经营，有逾画家，印成持较原作，几可乱真。”（郑振铎《十竹斋笺谱》跋）郑振铎及其在北京的朋友对此书的翻刻极其重视，“每次晤言必语及版画，而于《十竹斋笺谱》尤着意焉，即微疵点污，亦必指令矫改，以期尽善”。（引文出处同上）
经过一年的苦心经营，完成了第一卷。鲁迅收到此卷时喜如所期，复信说：“六日信及《十竹斋笺谱》一本，均已收到。我虽未见过原本，但看翻刻，成绩的确不坏。清朝已少有此种套版佳书，将来怕也未必再有此刻工和印手。”（1935年4月10日）
鲁迅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一再嘱咐郑振铎催促荣宝斋加紧完成其余三卷。1934年9月，当第二卷刻好将要印刷之际，鲁迅就致信郑振铎：“后之三本，还是催促刻工赶至每五个月刻成一本，如是，则明年年底，可以了结一事了。太久了不好。”1935年9月又致信催询：“《十竹斋笺谱》（二）近况如何？如此书能早刻成，乃幸。”然而，第二卷付印后，“华北事件”发生，燕云变色，资金也发生困难，郑振铎不得已而匆匆南下，以致镌工中辍，直至1936年鲁迅逝世，第二卷仍未完成，终成鲁迅先生一大憾事。
继鲁迅之后，王孝慈也去世，接着北平沦陷，假以翻刻的母本——王孝慈藏本《十竹斋笺谱》下落不明。郑振铎处境凄凉，心力交瘁。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念念不忘鲁迅先生的嘱托，决心继续先生未竟之业。几经周折，终于寻访到孝慈藏本的踪迹，得知此书幸归北平图书馆，又得朋友之助，借到此书，才得以续镌。
1940年冬，郑振铎的友人徐绍樵在淮城为他获得另一部明版《十竹斋笺谱》，孝慈本佚缺的22幅笺画，此本有21幅。然此时刻工已就，无法校补。1941年6月《十竹斋笺谱》全书四册翻刻告成。虽然所缺不能校补，但无论如何，在郑振铎先生和荣宝斋的努力下，终于复活了一部优秀的古书，完成了鲁迅先生的嘱托，实现了先生的遗愿。此时，郑振铎激动的心情，是难以言喻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新中国文化事业领导者之一的郑振铎，继续关注笺纸的命运，关心荣宝斋木版水印艺术的发展。
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人民解放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剥削阶级对中国的统治，荣宝斋这样被称为“贵族性文化”的行业，失去了原来赖以生存的基础，而新文化的主人——当家作主的人民大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忙于打扫战场、恢复生产，还未能顾及这一行业，于是，同行的许多店铺纷纷关闭或改业，荣宝斋当然也未能幸免。就在荣宝斋行将沉沦之际，郑振铎和文化界的其他有识之士，为荣宝斋出谋划策，奔走呼号，终于促成主管出版事业的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于1950年向私营的荣宝斋投资，率先实行公私合营，从而保全了荣宝斋这份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保存了被鲁迅和郑振铎先生誉为20世纪上半叶我国制笺业“白眉”的荣宝斋的技术力量。应该说，这一举措保存了我国雕版印刷艺术的优良传统和新中国雕版印刷艺术的种子，为以后荣宝斋木版水印艺术的大发展提供了技术保证，其意义是深远的。
郑振铎《十竹斋笺谱》跋
1951年荣宝斋出版《北京荣宝斋新记诗笺谱》，收入其历年刻印的优秀笺纸200种，郑振铎为该谱作序，说：“在1933年左右，鲁迅先生和我谈起北京的诗笺有很好的图样，值得保存，我们便开始搜罗笺样。这时候，北京有南纸店二三十家，荣宝斋是其中的白眉，且也最愿意合作。有了他的合作，我们的《北平笺谱》才能够出版。我至今还谢他。经过了20年，这二三十家都已先后改业或停业了，只有荣宝斋还巍然独存，且和人民美术出版社合作营业，欣欣向荣。他有新的作风，肯向新的方向走，前途是很光明的。中国的彩色木刻在17世纪初期就已很发展，胡曰从的《十竹斋画谱》和《笺谱》开创了彩色木刻的新作风。到了清末，尚未能脱其畴范。荣宝斋所刻的齐白石诸家的诗笺却是另具风格的，从细致到豪放，从精工到活泼、生动，进步相当的大。在10多年前，他已将所刻的笺纸择其精者200幅，编为《荣宝斋诗笺谱》出版，这是中国版画史上的里程碑之一，自有他的意义与价值，在今日也还值得再版，特别是《北平笺谱》绝版已久，无法再印，有此一书，探讨三四十年前版画史的人，也就有一部分材料可以依据了。我们应该欢迎这部书的再版出来。”
1952年荣宝斋重新刻印《十竹斋笺谱》，郑振铎作序。他在序中简述了我国木刻画的历史、明代《十竹斋笺谱》的历史地位及1934年鲁迅和他委托荣宝斋重刻这部优秀古书的过程，然后说：“今又经十余年，即此重刻之本亦不可得，荣宝斋新记欲再版行世，予尝获此谱第二部于淮上，以较前刻，凡第一部阙佚之页，一一俱在，遂加补刻，终成完帙。我国彩色木刻画具浓厚之民族形式，作风健康、晴明，或恬静若夕阳之明水，或疏朗开阔若秋日之晴空，或清丽若云林之拳石小景，或精致细腻若天方建筑之图饰，隽逸深远，温柔敦厚，表现现实或不足，而备具古典美之特色，推陈出新，取精用宏，今之作者或将有取于斯谱。”
郑振铎 重印《十竹斋笺谱》序
同年，他又为荣宝斋刻印的《敦煌壁画选》作序，指出：“荣宝斋的彩色木刻画，是久享盛誉的。今之复刻，用力尤劬。我们虽不能到千佛洞去，得此也足以窥豹一斑。对于我国艺术的创作上，亦将有推陈出新的作用。我想：凡是艺术工作者们都应该感谢敦煌文物研究所和荣宝斋新记的努力。”
1958年，他又在荣宝斋的《中国版画选》序文中，高度赞扬荣宝斋的木版水印艺术：“1933年鲁迅和我编辑的《北平笺谱》，并不是中国版画的一个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荣宝斋这几年的成就是十分惊人的，既继承了古代的优良传统，而又不墨守成规，时时有新的发明，特别在绢面上的刷色，印刷到七八百次（像唐代周昉《簪花仕女图》的复制本），几有乱真之感。'推陈出新’的好例，于此足以说明之。这部相当浩瀚的版画集，也便是出于荣宝斋的工人们之手，有许多幅不仅逼肖原本，甚至超过了他们……”
木版水印权威专家孙树梅对郑振铎先生与荣宝斋木版水印的关系感受最为深刻。他说，1934年鲁迅、郑振铎委托荣宝斋重刻《十竹斋笺谱》，是在荣宝斋种下了一颗木版水印的“善种”，而荣宝斋接受这项委托，竟然接下了将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技术发扬光大的重任。在公私合营的前后，郑先生则是木版水印的领路人。在私营的荣宝斋行将沉沦之际，是郑先生和文化界其他有识之士促成荣宝斋率先实行公私合营，保全了荣宝斋，从而也保留下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艺。在荣宝斋成功复制了徐悲鸿、齐白石的写意画后，郑先生又从文物局借来一件清代华喦的小写意花鸟画让荣宝斋复制，引领荣宝斋在木版水印道路上继续前进。
郑振铎先生和鲁迅先生一样，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都在关注笺纸的命运，关心我国雕版印刷艺术的发展。我们深切地怀念他们，衷心感谢他们为我国雕版印刷艺术做出的重要贡献。
原载《百年荣宝斋记忆》
荣宝斋出版社
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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