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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昌熙文集》（3册）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22年1月出版。
孙昌熙（1914-1998），字仲咸，山东安丘人，幼读私塾，1930年考入青岛铁路中学，193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37年“七七”全面抗战后，随校南迁，在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学业。在杨振声、沈从文先生的帮助下，开始发表小说和散文。1941年毕业后，留校任朱自清先生的助教。 1944年到云南大理的华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任讲师，教大一国文、文学概论和中国小说史。1946年，到青岛的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他一直工作、生活在山东大学。
孙昌熙先生
孙昌熙先生有着多方面的学术成就，著有《怎样阅读〈三国演义〉》《鲁迅研究》（与刘泮溪、韩长经合著）、《司空图〈诗品〉解说二种》《鲁迅文艺思想新探》《鲁迅“小说史学”初探》等，主编有《文艺学新论》《〈故事新编〉试析》《杨振声选集》，与田仲济联合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小说史》，与朱德发联合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等。在学术界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孙昌熙先生曾任山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济南市人大代表、山东省鲁迅研究会会长。
《孙昌熙文集》是“山东大学中文专刊”项目资助的文集之一，由孙先生的学生张学军负责整理汇编。《文集》分为三册，第一册收录了孙昌熙先生现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学批评和小说创作等成果；第二册收录了作者文艺理论研究、鲁迅研究等方面的成果；第三册收录了《怎样阅读〈三国演义〉》《司空图〈诗品〉解说二种》《鲁迅“小说史学”初探》等著作。《文集》是孙昌熙先生一生学术耕耘和收获较为全面的汇集出版。
2023年3月25日，《孙昌熙文集》出版座谈会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专家学者和孙先生的亲属以及学生近30人出席。座谈会上研讨了孙昌熙先生的学术成就，缅怀孙先生的人格风范。下面是部分与会专家的发言。
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先行者
曾繁仁（山东大学教授）
孙昌熙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文艺理论家，是我们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是我们59级鲁迅研究与文学批评史的授课老师，而从我1959年进校到先生去世，三十年来受到先生的直接教诲，先生的许多话至今言犹在耳。
孙先生对于我国的文学教育事业，特别是我们山大的文学教育事业有着杰出的贡献。如果说我们山大1950年代的中文的辉煌，冯陆高萧是标志性人物，那么孙先生也是这一辉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当时山大中文系有冯陆高萧、韩刘孙孟之说，孙先生就是其中的“孙”。他在鲁迅研究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教学研究方面都做出突出贡献，成为山大文科的亮点之一。由华岗校长开创的鲁迅研究，在山大由中文系的刘孙韩三位先生具体落实，第一次在全国开出了系统的主课《鲁迅研究》，并出版了系统研究专著《鲁迅研究》，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许多学者纷纷到山大向三位先生请教，我就曾经陪同复旦的吴中杰与吉大的刘中树两位先生拜访过孙先生。而从1957年以来孙先生领导文艺理论教研室编写的《文艺学新论》就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思想“文艺为人民”为中心线索，构建了崭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将毛泽东文艺思想学术化与体系化，至今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去年纪念《讲话》发表80周年，我专门在发表于《中国文艺评论》杂志的文章中介绍了这本教材的贡献，并列出了它的章节目录。孙先生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的贡献一定会记录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孙先生还是我国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与田仲济先生联合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新时期最早的有关教材与论著之一，对于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再次出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孙先生是一位非常勤奋的学者，他对于学术的献身与不懈追求，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每次去看先生他都在读书写作，包括春节。他那时吸烟，偌大的写字台，几乎各个角落都放有烟，方便随时拿取。直到先生晚年，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还要让他的学生给他读最新的文章，他还要口授写作，直到生命的最后。
多维度审视和把握文学特性
黄健 （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
多维度审视和把握文学的特性，发掘文学内在规律和特征，是孙昌熙先生文学研究的显著特点。自西南联大毕业后，他就一直在高校从事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同时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上，他都有深厚的功底和丰富的经验，使他在文学研究的多个方面，如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研究、中国小说史研究、鲁迅研究、文艺理论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等，都有卓越的建树，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首先，孙昌熙先生注重从思想维度来审视和把握文学特性。在他看来，文学之所以对于现实社会能够产生重要影响，除了它的形象性、情感性等艺术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文学能够展现思想的力量。在论述胡适的历史作用时，他指出胡适之所以要求“文学革命”，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胡适认为“新时代的要求”下，文学必须革命，要表现“新的思想”“新的事物”，这样才能拉开“新文学”与“旧文学”的距离，使文学性质和形态发生根本性转变，从而为时代发展增添动力。由此，文学的思想性一直都是他关注的重点。他认为文学正是因为思想的力量而对于时代、社会、现实和人生具有特殊的功效。
其次，基于现实维度审视和把握文学特性，是孙昌熙先生的文学研究又一大亮点。他在多个方面开辟文学研究领域，都是看到了文学现实性的特殊作用。他从不把文学看成是孤立发展的，而是认为文学总是随着时代现实发展而不断获得自身内涵的充实并生成新的形态。在论述鲁迅治学特点时，他就指出，鲁迅“有两大特点：一是结合现实；二是独创”。这也就是说文学并非诠释现实的工具，而是获得独创的基础或前提，是文学不同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所在，也是文学生命力所在。
再次，针对文学审美性特点，孙昌熙先生强调文学研究不能撇开美学维度。无论是在论述中国古典文学、文论，做小说史专门研究，还是进行现当代文学批评，他都指出要从美学维度来进行审视和把握。在探讨鲁迅小说创作特点时，他十分注重从美学维度予以审视，认为鲁迅小说“高度的艺术性决定了高度的思想性”，善于“创造典型性格”表现社会生活。在论述《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时，就从美学维度系统性地阐述了作品创造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相统一的美学特征。对《二十四诗品》艺术成就的诠释，他也是从美学维度加以审视，发掘出其独特的审美特征。
孙昌熙先生的鲁迅“小说史学”研究
钱振纲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孙昌熙先生的学术成就是杰出的，也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简略地谈一下孙先生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研究方面的成就及其成功的原因。孙先生研究《史略》的成就主要体现在1989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小说史学”初探》一书中。
第一，《初探》在《史略》研究方面具有开创性。鲁迅在《史略》序言中指出，“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中国小说自来无史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有关，中国古人最早只将有韵的文章视为“文”，因而小说始终没有进入“文”的殿堂。晚清以来，随着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的传入，小说不仅进入了文学殿堂，而且被视为非常重要的文学体裁。鲁迅更是意识到为中国小说建史的必要性。《史略》是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也是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是鲁迅对中国新文化建设的一个重大贡献。因而《史略》理应成为鲁迅研究的重要对象。然而长期以来，虽然也有文章和著作讨论到《史略》，讨论到鲁迅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关系，但对于《史略》仍然缺乏系统研究。孙先生《初探》一书的出版，在系统研究《史略》方面具有开创性。
第二，《初探》是研究《史略》的一部力作。《初探》一书第一章“我对'中国小说史学’的理解”属于综论，其他七章属于分论。在综论部分，孙先生从小说资料搜集、小说史分期、小说史规律探寻、小说观念变迁、小说作品评价标准等多个方面对《史略》作了深入探讨。在分论部分，《初探》选择了《山海经》《世说新语》、唐传奇、《三国志演义》《水浒》《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七个重要小说史现象对《史略》进行具体研究。不论是综论还是分论，都是细致而且有理论深度的，对于深入理解《史略》富有启发性。
孙先生之所以能够首先承担起系统考察《史略》的重任，得益于他的学术功力。首先，孙先生从上世纪40年代中期就在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和文学理论课程，后来还出版了《怎样阅读〈三国演义〉》一书，并主编了《文艺学新论》。再次，孙先生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从事鲁迅研究，对鲁迅具有全面的了解。这几个领域的学术积累，都为孙先生系统研究《史略》并取得丰硕成果准备了条件。
如何看待孙先生的学术人生
魏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读《孙昌熙文集》，不时涌起一些特别感动我的东西，又觉得这些东西今天的很多读者难以理解。一辈子才写了110万字，对照当下流行的学术评价标准，孙先生似乎并不出色。然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用今天的标准衡量过去，难免误读。应该知人论世。
先说孙先生是否出色？《文集》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历史细节：孙先生在西南联大做过朱自清的助教。朱自清是何等人物？他会选什么人做助教呢？作为著名作家兼著名学者的朱自清，不懂文学创作的和不能做学术研究的人，他肯定都看不上；作为既精通古典文学又深谙新文学的朱自清，二者有所偏废的，他也不会看好。而当时的孙昌熙，既有良好的国学功底，又热爱新文学，创作了中篇小说、许多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还有学术研究成果发表，所以才能够被朱自清接受。当然，这些都是推测，但这一切都表明，当时的孙昌熙绝不平庸。
再谈如何理解他的成果不多？孙先生从大学毕业到60多岁，也就是一个人最具有创造性的年岁，发表的学术成果较少。那是中国人文学术的“歉收”年代，那时“著作等身”是夸张的说法，公认“高产”的学者一生也就出十几本薄薄的小册子。在这“歉收”的时代，《文集》中那些有限的学术成果已属难能可贵，何况其中不乏原创性的贡献：《鲁迅研究》课程和著作都是开拓性的；他的《鲁迅与高尔基》《鲁迅的比较文学观及其研治古代文学的成就》等是比较文学领域的开创之作；他主持编写的《文艺学新论》从1960年代直到1970年代末，应是当时最有新意的文艺理论教材；1970年代后期他主持了《鲁迅全集》《故事新编》的注释；他与田仲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新时期同类著作的开风气之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是该题目国内出版的第一部著作……这些都是可以载入史册的。
最后，如何看待孙先生晚年的学术产出以及大量的合作成果？《文集》中的大多数文字都产生于1980年代，此时的孙先生已经功成名就、应该颐养天年的时候，反而进入学术高产期，他到底图什么？图名？可那时候哪有什么“名”啊！“……教授”“……学者”之类今天所有的“帽子”，当时都没有。图利？那时也没有多少“利”啊。今天的各种津贴和奖励，当时都没有。更难理解的是，当时的孙先生患有严重的青光眼，视力只有0.1，随时都可能彻底失明，眼压一高眼睛就会剧痛，看东西模糊时还会恶心呕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孙先生忍着痛苦，冒着彻底失明的风险，每天都要做学术研究。这套文集中大多数内容都是他摸索着写，或者由他口述，在学生的帮助下完成的。孙先生这样做，既不图名也不图利，只是为了学术本身，犹如一位学术的殉道者。也正是因为患眼疾，晚年孙先生发表的成果几乎都有合作者。我也是“合作者”之一。我感觉那不是合作，而是他带领我靠近学术，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学术、怎样做一个真学者。如果不是与孙先生数次“合作”，我实在难以理解孙先生那种刻进骨子里的学术情怀——这情怀年复一年，一直保持到他人生的终点。
孙昌熙先生对比较文学学科的贡献
高旭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1951年孙昌熙先生在《文史哲》创刊号上发表了《鲁迅与高尔基》。尽管他不以先知自居，认为自己撰写此文时并没有接触到比较文学理论；然而令人感觉诧异的恰恰是在这里——如果细读这篇文章就会发现，即使是熟知比较文学理论方法的人，也未必能够写出如此规范的影响研究的论文。很多人将鲁迅说成是中国的高尔基，但真正将二人进行比较研究并且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却很少。孙先生从影响的角度，认为鲁迅的小说多受俄国作家果戈理、契诃夫而不是高尔基的影响。鲁迅在向左转之后，认为高尔基是与大众一体的“伟大的艺术家”，而孙先生文章的大部分篇幅是全面论列鲁迅对于高尔基及其作品的论述与译介。后来法国哲学家波伏娃说鲁迅是中国的契诃夫而不是高尔基，表明了她没有辩证地看待问题，而孙先生的文章则揭示了这种辩证的真理：纯就鲁迅前期创作的小说而言，鲁迅确实是中国的契诃夫，然而就转变成为左翼作家的精神领袖进而对中国现代文坛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而言，鲁迅又是中国的高尔基。
惟其具有这种与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不约而同的视野，所以在比较文学复兴之时，孙先生就成为在中国新时期最早呼唤比较文学学科的人之一。他为1981年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准备的论文就是《鲁迅的比较文学观及其研究古典文学的成就》。文章认为鲁迅早年的《摩罗诗力说》不但将比较上升到国运长久与民族自觉的高度来认识，而且对拜伦对俄国东欧诗人的影响进行了全面反省，还将屈原与摩罗诗人进行了平行研究。文章更进一步深究鲁迅以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古典小说的成就，认为“印度佛教思想传入后和中国原有的巫风鬼道结合起来，便产生了六朝志怪小说，并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而《续齐谐记》中构思诡异的“阳羡鹅笼之记”，明显源自印度。孙先生还指出鲁迅以文学渊源关系的内在流变研究中国文学史与小说史，得出了很多新颖独到的观点。文章在大会上引起了重视，与会者甚至提出在鲁迅的比较文学研究基础上创建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
孙先生还与自己的弟子与后学一起进行比较文学研究，与张学军合作的论文从影响的角度详细分析了鲁迅与果戈理两篇小说的异同；与孙慎之合作的论文全面阐发了茅盾早期文学批评中的比较文学研究。孙先生还致力于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山东大学中文系1980年代初就开设的比较文学课及稍后山东比较文学学会的成立都是他努力促成的。
孙昌熙《鲁迅与高尔基》一文见于《文史哲》创刊号封面要目
一位慈祥仁厚的长者
胡智锋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初识孙昌熙先生是在1981年9月刚刚进入山大中文系读大一的时候。深秋时刻，白发苍苍年近七旬的孙先生陪着著名学者李何林先生来到文史楼239大教室，给我们全年级同学做学术讲座，孙先生操着一口浓重的山东安丘口音隆重介绍李先生，那时李先生已年近八十，二位长者具体说了什么现在真是记不清楚了，但他们二位互称对方“李老”“孙老”的情形确是恍如昨日，历历在目。十年文革，老先生们都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批倒批臭，“某老”的尊称在我辈生活中是没有经验的，似乎第一次现场听到了这样的称谓，新鲜而新奇的感受难以忘怀。
孙先生是一位开阔深邃的学者。作为新中国鲁迅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代大家，他的研究没有仅仅围着鲁迅转，而是横向从世界文化、世界文学的广阔视野来打开研究的巨大空间，并成为国内最早开启了比较文学新领域的学者之一，同时又在纵向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打开研究空间，从纵横多个维度为鲁迅研究、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开阔的研究空间，并在这巨大空间里不断引领这些研究走向深入。这也得益于他年轻时代钻研文学创作、古典文学、文艺理论，多种积累打下的坚实学术沉淀。
孙先生是一位慈祥仁厚的长者。在他家里总是堆积着各种各样的请求、请教的信件，有请他推荐评奖的，请他帮助评审职称的，也有请他帮忙求职的不一而足，对此他从不拒绝，总是亲力亲为，哪怕是跟自己工作貌似不相干的事情，也是能帮就帮。孙先生晚年因眼疾行动不便，我时常搀扶他从教室回到家里。有一次路遇潘承洞校长，他看不清楚，问我对面来人是谁，我说是潘校长时，他立马喝住潘校长，就幼儿园孩子的饮食等貌似不相干的事责问潘校长，并严肃要求学校即刻整改。至于对我们这些学生们更是关心备至。1987年岁末著名戏剧学家田本相先生给孙先生写信，请他推荐年轻学人到他新组建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工作，孙先生立刻提笔把我推荐过去，后来又多次给田先生写信促成此事。尽管后来因种种原因没有成功，但没有孙先生的热情举荐，也就没有我后来进京工作的机会。
晚年的孙先生受眼疾干扰，要用十几倍的放大镜来阅读和写作，我来京工作后，先生也时常给我写信，看着信笺上那大大小小、深浅不一且多有串行叠压的字迹，不禁泪目！在如此艰难的状态下，先生依然笔耕不辍，字字句句都是心血啊！
孙昌熙先生的学术品格
张云龙 （山东体育学院教授）
孙昌熙先生以鲁迅研究专家和现代文学史家著称，但先生的治学范围远不止此。先生年轻时痴迷创作，有多篇中短篇小说问世。后在大学讲授和研究过中国古代小说、文学理论和中国文学批评史。先生丰富广博的创作、教学、研究经历决定了他独特而鲜明的学术品格。
一、鲜明的问题意识。孙昌熙先生总是站在当代学术发展前沿，立足现实需要，选择研究课题，回答时代之问。先生在改革开放后决定系统研究鲁迅的文艺思想并完成专著《鲁迅文艺思想新探》，就是为了回答“怎样才能建设富有我们中华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这一文艺学重大问题。先生撰写的大量当代文学评论，更是直接参与中国当代文学建设。
二、深厚的理论修养。理论是研究的指南和利器。先生对文艺理论有深厚的造诣，深知理论对研究的作用。因为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先生的研究从不就事论事，而是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把握规律。先生的《鲁迅“小说史学”初探》不仅首次提出鲁迅“小说史学”的概念，而且予以系统阐发。先生对文学史（小说史）撰写的深刻理解和系统把握，无不体现出先生扎实的理论功底。
三、精细的微观分析。先生喜欢并擅长对作家作品进行微观分析、比较分析，并要求我们一定要仔细研读作品。先生反复强调：“作品分析是文学研究的基础。”我认识、了解先生并决定报考先生的研究生，就是因为听了先生的一次讲座《鲁迅的〈一件小事〉与朱自清〈背影〉的比较分析》。那细致入微、头头是道的分析切中肯綮，令人折服，给人启迪。这应该得力于先生曾从事过文学创作，对创作的规律和甘苦有独到的会心。有了扎实的微观研究，宏观研究才能基础深厚，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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