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东|| 不一样的白居易——《人间要好诗——白居易传》读书笔记

白居易是唐朝大诗人，“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绝大多数人都是从这首《赋得古原草送别》开始知道白居易的。关于白居易，估计许多人也像我一样，对他的了解，也就仅仅停留在诗人这个层面。虽然也知道唐朝的诗人一般都是朝廷官员，但也只知道他做过“江州司马”。最近看了著名作家赵瑜的《人间要好诗——白居易传》，才知道，白居易不仅是一个诗人，还是一个朝廷高官、勤官、清官、谏官，是酒仙，是中隐之人。今天，就带大家认识一个“不一样的白居易”。

一、高官白居易

唐朝诗人在后世排名中，白居易一般是排在李白、杜甫之后，位列第三。但是在官场上，老白肯定要排第一，而且甩李杜好几条街。

李白一生向往功名，却怀才不遇，仅做过“翰林待诏”，而且时间不长，主要工作就是写诗让皇帝消遣娱乐，品级相当于六品。杜甫当过最大的官是“左拾遗”，负责指出皇帝政策决策的失误，隶属谏诤机构，是七、八品的小官。

白居易从政时间比李杜早，更比李杜长，做官的地方比李杜多得多，职位也高得多。这与李杜是通过推荐，而老白是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有关。

白居易29岁中进士，32岁授校书郎（九品上）；35岁授京兆府周至县尉；36岁回京授翰林学士（七品），古代的七品官相当于现在的正处级，放到今天也算年轻的；39岁改任京兆府护曹参军，仍充翰林学士；43岁诏授左赞善大夫；44岁贬为江州司马；47岁量移忠州刺史；49岁奉诏回长安；除尚书司门员外郎；50岁这一年连升三级，三月主客郎中、知制诰，六月加朝散大夫（从五品），十月转中书舍人（正五品）；51岁罢中书舍人，除杭州刺史；53岁诏除太子右庶子，分司东都；54岁除苏州刺史；56岁授秘书监，赐紫金（从三品），掌皇家图书；57岁转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58岁除太子宾客，分司东都；60岁任河南尹；62岁免河南尹，再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64岁改授太子少傅（从二品），分司东都，进封冯翊县男开国侯；72岁诏以刑部侍郎致仕（即从刑部侍郎职务退休）。

可以看出，白居易的从政经历相比李杜丰富得多，最高品级达到从二品，资格的“高级干部”，这一点是李杜望尘莫及的。论水平和实力，白居易完全有资格入阁拜相，当年做翰林学士时的六个人，其他五人都先后做过宰相。实际上白居易也曾经离宰相只一步之遥。当年武宗帝垂询宰相李德裕时，李却以白居易身体多病为由，横加阻拦，而推荐了白居易的堂弟白行简。这样老白与宰相职位擦肩而过，遗憾失去拜相机会。

二、勤官白居易

为官一任，目的就是要为当地办实事，造福一方百姓。年轻时就提出“以天下心为心”“以百姓欲为欲”政治主张的白居易，在后来主政地方时没有忘记初心，做了不少实事，赢得老百姓的称赞，堪称勤官。

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48岁的白居易从被贬地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调任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司马是闲职，刺史则是“一把手”，白居易在忠州大胆实践自己的执政理念。

他首先提出“宽刑均税”的政策，全力推行仁政，扶贫济世。他认为，治理州县不应靠严刑峻法，民众有错失，不要过分苛责，狱中积案应该宽理快放。把囚人关在死牢中，对生产并无益处。均税，就是要求地主阶层放弃特权，和普通百姓一样，平等缴纳租税，从而减轻贫苦农民负担。很快，忠州变样，经济上升，治安好转，民风从善，白居易的政治理想初见成效。

其次，白居易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发现此地土壤气候非常适合植树造林，便号召城乡百姓大量植树。他身体力行，带领民众栽种柳树、桃树、杏树，“忠州且作三年计，种杏栽桃拟待花。”

忠州偏远，百姓生活贫苦，白刺史还经常周济孤寡老人。

一千多年过去，如今忠县一条白公路、一座明代白公祠、万亩橘园，都是白居易为官一任的最好延续。

在杭州，白刺史筑堤捍湖，解决了庄稼的灌溉问题。西湖的白公堤，不仅可以发挥水利功能，而且还演变成一条交通要道。白刺史疏浚六井，解决了百姓的饮水问题。仅此两项，白居易就深得民心，三年后离开杭州时，百姓扶老携幼相送，依依不舍。

在苏州，白刺史筑建山塘堤，让曾经沼泽泛滥的山塘变成一条水陆并行的商贸街市，长达七里，至今繁华锦然，人间天堂。一年半后登船离苏时，和离别杭州一样，官员百姓闻讯赶来，盛情含悲相送好官，有的船一直送出十里之外，感人至深。

如今，个别官员表面态度热情，实际敷衍拖延，怕犯错怕追责，或流于形式，不见实效。总之是为官不勤，懒政无为，不敢担当作为，让老百姓失望。和白居易相比，他们应该羞愧汗颜。

三、清官白居易

历史上的清廉官员典型，知名度最高的应该是包拯和海瑞，还有一个名气不那么大的赵抃（北宋），但是比起白居易来，都还有差距。他们只是做到了不该拿的不拿（当然，能做到这样就“阿弥陀佛”了），而老白不仅做到不该拿的不拿，有时还要“倒贴”，这就不是一般的境界了。

宋代王谠《唐语林》（卷二·文学）记载白刺史事迹：“及罢，俸钱多留官库。继守者公用不足，则假而复填。如是者五十余年，及黄巢至郡，文籍多焚，其俸遂亡。”

就是说白居易拿出自己的工资投入官库，补充公用不足，类似于现在带头建立了某项公益基金。有人考证，此款估计是用于专项维修西湖堤闸。后任官员遵照白居易开创之举，继有复填，一直持续了五十年。直到黄巢造反，文档俱毁，唐末政权岌岌可危，这项以私钱填公库的举措才告终结。

白居易首开“私钱公用”之风，真正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难能可贵，品德高尚。与那些贪官污吏相比，真是云泥之别。

老白离开杭州私钱留官库，他又带走了什么呢？“三年典郡归，所得非金帛。天竺石两片，华亭鹤一只。”（《洛下卜居》）只带走了两片石头，一只白鹤。后来告辞苏州刺史时，老白也只带走了两块“怪且丑”的太湖石。

白居易晚年的一首诗中也能印证他的清廉。会昌元年（公元841年），老白跨入七十之寿，再一次长告百日病假。依唐律，不在官职者没有月俸，只有待朝廷正式批准致仕（即退休）之后，五品以上官员才可以享受半俸。可是朝廷直到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才批准白居易以刑部尚书致仕，也就是说老白停俸长达两年之久。偏在此时，白公女婿病故，女儿只好携儿带女回到白府，全家经济负担加重。退官无俸，但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少不得，生活总要开支，怎么办？乐观的老白回答得倒很痛快：可以变卖家产嘛：

“二年忘却问家事，门庭多草厨少烟。庖童朝告盐米尽，侍婢暮诉衣裳穿。妻孥不悦甥侄闷，而我醉卧方陶然。起来与尔画生计，薄产处置有后先。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都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达哉乐天行》）

老白两年来只顾逍遥纵酒，忘了关心家事，直到家人从早到晚诉说困难，他才从醉卧中起身，以变卖家产之法来安排生计。由此可见，白居易家底并不殷实富裕，平时主要还是靠俸禄生活。

不知那些贪污千万元、甚至数亿数十亿，家里几辈子都用不完的贪官，看到白居易的清廉后会作何感想。

四、谏官白居易

许多人眼中，白居易就是个喜欢纵酒吟诗，游山览水的逍遥官员，其实，白居易是个坦荡忠诚，尽职尽责，敢怒敢言的正直官员。

白居易将诗文与政治改革结合起来，忠实践行“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念，写了大量反映民间疾苦，讽刺朝廷陋规的讽喻诗。特别是在五十首《新乐府》当中，“除去美，就是刺、是警、是鉴、是讥、是讽、是忧、是戒、是辩、是思”。比如我们熟悉的《卖炭翁》，就是谴责“宫市”制度，揭露贪官太监的专横罪恶，毫不留情。

有一年节度使王承宗反叛，朝廷征讨，宪宗皇帝居然任用宦官吐突承璀担任兵马统帅，史无前例，满朝愕然。左拾遗白居易先是面陈反对意见，继而疾书《论承璀职名状》，挺身进言。在指出宦官领军的弊端之后，更是不顾自身安危，说出了更难听的话：“陛下宁忍徇下之情而自堕法制，从人之欲而自损圣明，何不思于一时之间，而取笑于万代之后。”让皇帝下不了台。要不是中书舍人李绛力保，老白贬出京城的时间就要提前六年了。

如果说上次敢指出“陛下错了”，是白居易任左拾遗职责所在，并因此逃脱灾祸，那六年后的“逾规越职谏政”，完全就是正义感的驱使，一点也没有考虑个人安危。当朝宰相武元衡、裴度上朝时遇刺，武元衡被割去头颅，裴度重伤，震惊朝野。时白居易任左赞善大夫，为东宫属官。他知道后立即奋笔疾书，上奏中书省，不顾东宫文官不得参谏朝政这条清规，表态主张捕贼雪耻。不满他的权贵这次终于抓住把柄，不仅声言白居易越职言事不可恕，而且同时诬告他“甚伤名教”，说他母亲因看花坠井而死，他却作《赏花》及《新井》诗（实际情况是，白居易每逢春暖花开，必有赏花闲适之作，而《新井》一诗更是多年前写成的）。朝官不孝，古代是大罪名，这次老白没能逃脱惩罚，最终被贬谪江州司马，开启五年多的贬官生涯。

谏官制度是唐朝的一种顶层设计，就是要从制度上保障言路畅通，以便执政者听到不同的声音，了解到真实情况。据说唐朝近三百年历史只增加了两个官位，即“拾遗补阙”，拾遗有左拾遗右拾遗，补阙有左补阙右补阙。许多我们熟悉的唐朝诗人，如陈子昂、王维、杜甫、元稹、张九龄、柳公权、韦庄、岑参、杜牧等都做过这两种官，杜甫更是以做过左拾遗为巨大光荣。他们的职责就是要对朝廷提意见，只有敢于直言，才认为你忠诚于国家。而且明确规定，宰相的旧属和儿子不得担任这两种官，就怕你护短尽说好听的话。

五、酒仙白居易

乐天（白居易字乐天）好酒，世人皆知。老白死后葬在洛阳香山寺旁，来祭祀的人川流不息，纷纷洒酒以献，以至墓前路径流淌成一片泥泞。如今白居易墓前专门置放一座半米高的石鼎香炉，炉中填满黄土，用于祭祀者倒酒。许多去白居易墓地祭拜的人，都要带一瓶酒给老白，以表敬意。

白居易存诗二千八百余首，居唐代诗人之冠。其中具体有多少首与酒有关，不得而知，但老白为后世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美酒诗歌是公认的事实。老白自称“醉吟先生”，六十七岁时作《醉吟先生传》，七十岁后又自撰一篇《醉吟先生墓志铭》，总结自己一生“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可见其多么“好这一口”。

贬谪江州期间，老白逆境中自寻快乐，一高兴又要饮酒。新近结识一位友人，姓刘，家族中排行十九，何不请他一起品尝新酿美酒，共叙友情呢。于是，一首千古名诗《问刘十九》从老白笔下流淌出来：“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笔者店名“刘十酒”即源出此诗）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暮春，白居易组织了一场奇特酒局“七老会”。这一年老白七十四岁，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这顿家宴的最大特色，是参加者年寿奇高，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古代社会，七十四岁的白居易竟然是七位宾朋中年龄最小的，其余六人的年龄分别是七十七岁、八十二岁、八十二岁、八十四岁、八十六岁、八十九岁。而且宴者身份贵，名望重，七老饱经风霜，仍能举杯豪饮，即席赋诗而歌，此事很快轰动洛阳，在两京传为佳话。这一天，乐天把自己当作年轻人，喝了不少酒，其诗云“手里无金莫嗟叹，尊中有酒且欢娱”尽显豪迈气概。

自古诗人多好酒，锦言佳句醉醺醺，但像老白这种“且尽杯中物，其余皆付天”，“醉吟”一生的还是不多见。

六、中隐白居易

年轻时白居易也曾志向远大，抱负鸿鹄，三十五岁时与好友元稹合力撰写出鸿篇巨制《策林》七十五篇，深入剖析当时唐朝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主张，可谓思想成熟，切中时弊，“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情怀跃然纸上。

后来在忠州、杭州、苏州担任刺史时，也曾为民请命，政绩斐然，努力践行忠君报国，执政为民的政治理想。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看到朝廷多次上演的血雨腥风，正直之士遭到排挤打击，党争不断，白居易逐渐对政治失去信心，多次萌生退意，想远离官场，但求清静。

回顾白居易宦途生涯，他先后五次请病告辞，史上罕见。第一次是五十五岁告辞苏州刺史，第二次是五十八岁告辞刑部侍郎，第三次是六十二岁告辞河南尹，第四次是六十四岁托病不任同州刺史，第五次是七十岁告辞太子少傅。

白居易虽看透官场的龌龊，却又不甘心退隐山林，像陶渊明那样去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世外桃源生活。于是，他采取中庸之道，既不做隐于朝的“大隐”，也不做隐于野的“小隐”，而是做一个隐于市的“中隐”。晚年的白居易也一直践行自己的“中隐”理念，他没有住朝廷的心脏长安，也没有住到渭南下邽县紫兰村，而是选择距长安不是太远的洛阳定居。人生最后的十七年，老白都是在洛阳度过的。

东都洛阳真是老白“中隐”妙选之地，既远离朝中是非，退避明枪暗箭，又不缺高朋满座，竹酒琴诗。在这里，他写下了一首名诗《中隐》，充分体现出他的人生境界：

大隐住朝市，

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

超市太喧嚣。

不如作中隐，

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

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

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

随月有俸钱。

君若好登临，

城南有秋山。

君若爱游荡，

城都有春园。

君若欲一醉，

时出赴宾筵。

洛中多君子，

可以恣欢言。

君若欲高卧，

但自深掩关。

亦无车马客，

造次到门前。

人生处一世，

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

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

致身吉且安。

穷通与丰约，

正在四者间。

面对官场重压和集权困境，白居易选择了“中隐”之道，正是这种看似无奈消极实乃人生智慧的思想，让老白最后成了“人生赢家”，从而成就了“不一样的白居易”。

刘向东

四川省散文学会会员。喜欢历史、地理，热爱法律、足球，崇尚枯藤老树美酒，憧憬小桥流水朋友。生活状态：看书、喝茶、写散文，顺带沽酒、晒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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