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匡说三毛与他和古龙三人对死亡存有不可解之处，却又认为人死后必有灵魂，于是定下“生死之约”：“三人之中，谁先离世，其魂需尽一切努力，与人接触沟通，以解幽明之谜。”结果，古龙走得潇洒，忘了生前的约定；没多久，三毛也谢世了，同样让倪匡失望，连梦也不施舍一个。
三毛岂止跟古龙、倪大哥有约定，她和我跟严浩三人也有过“生死之约”。
那应该是1988年秋天的事。严浩约我和三毛吃晚饭，那晚三毛喝了很多。饭后，我们又到一家有老祖母古董床的地方喝茶。我们三人盘腿坐在古董床上聊天。三毛一边在她的大笔记本上涂鸦，一边和我们聊。我觉得有点怪，但也没当回事。严浩问道：“你在写什么？”她笑笑：“我在跟荷西说话。”荷西是她的西班牙丈夫，听说在一次潜水中丧生。她一边画，一边笑，还告诉我们荷西说了些什么。她谈到曾经请灵媒带她到阴间去走了一趟的情形。于是，我们三个人开始研究“死”是什么感觉，最后约定，如果我们三个人之中有一个人先离世，就得告诉另外两个人“死”的感觉。
那天晚上回到家，大约12点左右，严浩打电话给我，说三毛在楼梯上摔了一跤，肋骨断了，肺也破了，正在医院里。严浩那天约我们见面，是想请三毛为我写一个剧本，由他来执导。三毛这一跌，我想剧本也就泡汤了。没想到严浩说：“这反倒好，她可以趁着在家疗伤的时间写剧本。”
三毛出院后，回到台北宁安街四层楼的小公寓。我本想去探望她，同时看看剧本，三毛坚持要等到剧本完稿后，才请我上她家。电话终于来了。我提两盒凤梨酥上楼，她很体贴地把凤梨酥放在左手边的小茶几上，连说她最喜欢吃凤梨酥。我顺着茶几坐下，浏览着对面书架上放得整整齐齐的书。她注意到我在看那些排列整齐的书，说有时她会故意把书打乱，这样看起来才有味道。我坐定后，她把剧本一页一页地读给我听，仿佛她已化身为剧中人。到了需要音乐的时候，她就播放那个年代的歌曲，然后跟着音乐起舞。相信不会有人有我这样读剧本的经历。因为她呕心沥血的写作和全心的投入，产生了《滚滚红尘》。又因为《滚滚红尘》，我得到1990年第二十七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这个奖，也是我22年演艺生涯中唯一获得的一座金马奖。
金马奖颁奖结束后没多久，我还没来得及多谢她，她就走了。就在她走的那天晚上，我打电话到她家，电话铃声响了很久也没人接。第二天早上，因为有事打电话到荣民总医院找朋友，我竟骇然听到，三毛在病房的洗手间里，用丝袜结束了她浪漫的一生。她走后没多久，我在半夜3点钟接到一通电话，对方清脆地叫了声“青霞”，然后声音渐渐由强转弱地说：“我头好痛，我头好痛，我……”我心里纳闷，这到底是谁在恶作剧？三更半夜的。直到现在，都没有人承认是自己打的电话。那声音很像三毛。后来，我跟黄霑提起这件事。黄霑说：“那你就烧几颗‘必理痛’给她好了。”又有一次，我在梦里，见到窗前一张张信件和稿纸往下落。我感觉是她，心想，她大概不想吓我，所以用间接的方式将信息传达给我。胆小的我不敢接收，嘴里反复念着“唵嘛呢叭咪吽”，把这个梦给结束了。后来很后悔，为什么不先看看信和稿纸里写了些什么呢？
1991年6月，我在法国巴黎和朋友沈云相约到埃及旅游。当时，邓丽君也在巴黎。我们约她一块儿去，她说那儿阴气重，劝我们别去。到开罗的第一个晚上，我打电话给邓丽君，请她再考虑是否过来，她还是劝我们折返。就在那个晚上，我和沈云各睡一张单人床，床的右侧有一张藤椅。我在梦中很清楚地看见藤椅上坐着三毛，她中分的直长发，一身飘逸的大红连身长裙，端庄地坐在那儿望着我，仿佛有点生我的气。我一看见她，先是很高兴她没死，后来一想不对，马上念“唵嘛呢叭咪吽”，就醒过来了。三毛是不是在信守承诺，传达信息给我？而我却一再不敢面对。
我一直把这个疑团放在心里。又过了几年，在一个聚会中，我遇见严浩，问他三毛是不是要告诉我什么。信奉道教的严浩瞪着一双又圆又大的眼睛，轻松而果断地说：“这完全没有关系！”从此，我就再也没有梦见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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