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陆文化，一个农业文化，一个儒家文化，已经为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三者又是一个有机整体。因大陆而农业，因农业而儒家，反过来，儒家加强了自然农业基础，儒家与农业的合力又强化了中国大陆文化。如此这般，中国传统自然不会断层，中国民族的统一自然成为历史的必然。这三种文化的整体运作方式，还可以看到构成中国历史文化运作的有三种最基础的“文化圈”在经常发挥作用。
第一个文化圈，即体制，任途，礼教组成的文化圈。
体制，即国家政体；自秦以来，首创郡县制，从而形成了真正中央集权的统一大王朝。秦始皇于此有巨大功劳，他实行的“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种种措施，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强盛起了超越其历史时代的巨大作用。中国自先秦以来，二次变制。秦始皇是第一次变制度集大成者。隋文帝则是第二次变制的开拓者。隋与秦一样短命，但历史作用不是用存在时间可以衡量的。隋的贡献，一是最终确立了“三省六部制”；二是创立科举制度，从而使中国古代史上出现了第二次高潮。
中国古代政体，中心是集权，是因为不集权即不能保证小农经济基础的稳定。小农经济，哲人比喻为马铃薯经济，它的本性是封闭的，分散的，脆弱的。但中国古代管理体制却有很强管理控制能力。于是钢筋混凝土统治了马铃薯，使之具有强大的整体力量。
隋唐开始，实行科举制度，儒家学说的地位依旧如故。明代干脆废除有关自然科学的考科，经典只认《四书》、《五经》，而且非朱熹所著版本不取；文章只认“八股”，思想更其禁锢化；虽然如此，还是使走向穷途末路的封建王朝的生命有延续了几百年时间。
第二个文化圈，即由人口，耕地和亩产形成的文化圈。
人口，耕地和亩产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变化，但大体说，三者之间对应关系变化不大。从全国人口统计情况看，秦汉时期全国人口5989万人，隋唐5300万人，宋元7700万人，明代6700万人，清代初15000万人。从耕地面积看，秦汉时期人均耕地面积9.7亩，隋唐时期人均面积12.7亩，宋元时期人均耕地面积13.7亩，明代人均耕地面积12.7亩，清代初人均耕地面积4.3亩。亩产水平看，秦汉时期亩产140市斤，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亩产135市斤，隋唐时期亩产140市斤，宋元时期亩产220市斤，明代亩产250市斤，清代初亩产290市斤。
综上所述，中国自秦汉以来粮食亩产大体保持在140市斤上下，直到宋元才突破200斤大关。可以这样说，中国自秦始皇，其人口，人均耕地，平均亩产在对应关系上没有发生本质变化；而正是这种历2000年不变的应量对比关系，才能使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如何改变，都变不出，儒家文化，农业文化和大陆文化的基础范畴去。
第三个文化圈，即宗教，文学与习俗的文化圈。
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很少参与政治，却很多参与生活。而且无论何种宗教一旦在中国扎下根来，就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佛教原本和儒家的忠，孝理念有尖锐的矛盾。矛盾的结果，是使佛教不能在中国得到安定和发展。后来，开明有远见的佛教人士做出了适当调整，强调“三教合明”。在尊重王权，赞同教道方面与儒家取得共识，于是便开始在中国得以长足发展。后来又产生了极富中国特色的禅宗。
中国古代宗教，例如佛教和道教，如果主要从社会一般接受者这一面看，它的存在意义主要不是表现在宗教信仰方面，而是表现在人们对它的世俗期望方面。因之于佛寺道观上香叩拜的人，虚心拜佛求道的人固然不少，更多的人还是去还愿，祈求寿福。一般中国人的宗教心理，最大的期望还是请神拜佛保寿保财保命保平安。所以在中国的神袛中，最普及的还是灶王爷，人民最熟知的还是门神爷。因为他们的职责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最为贴切，也与老百姓的鬼神心理最沟通。
中国古代文学，不一定非与儒学相结合，但大抵相当。大量文学作品，包括艺术性较强的也包括艺术性很差的，对儒家学说的忠，孝，仁，义观念，充满了敬佩赞扬，所谓听书看戏以正人心。即使一些文学名著，如《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也有很深的旧文化的烙印。《水浒传》不反皇帝，只反贪官，胜利了宋公明就是皇帝，不能胜利，或者为寇，或者接受招安。《金瓶梅》中有不少赤裸裸的性场面，但作者却不厌其烦，向读者劝善。
中国古代习俗，上至宫廷王室，下至寻常百姓家，内容自是无比丰富，但其主旨，还是与天人合一，敬神敬祖，合家团聚，忠孝结义，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联系在一起。比如旧时红白喜事。红事多表婚姻，虽当事人未必高兴，但家人一定高兴。白事多指丧事，中国人的葬事也有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如家长仙逝，则办得越大越好，而且没人怪你越礼之责。这三个文化圈，相互依存，彼此沟通。终于形成了以土地——小农经济为基础，以皇权为中心，与礼教为思想规范的文化模式。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