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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文艺争鸣》2022年第8期
感谢邵老师与《文艺争鸣》授权发布
饮食趣味：从生活情趣到文化批判
中国文人的闲适趣味中，有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他们的饮食趣味。这一点同样表现在鲁迅早期的写作中。《戛剑生杂记》的第二、三、四则，都是有关“吃食”的记述：
生鲈鱼与新粳米炊熟，鱼须砍小方块，去骨，加秋油，谓之鲈鱼饭。味甚鲜美，名极雅饬，可入林洪《山家清供》。
夷人呼茶为梯，闽语也。闽人始贩茶至夷，故夷人效其语也。
试烧酒法，以缸一只猛注酒于中，视其上面浮花，顷刻迸散净尽者为活酒，味佳，花浮水面不动者为死酒味减。[5]
中国文人以饮食为记述对象不知究竟起于何时，但这类记述，自鲁迅提到的宋人林洪的《山家清供》等作以来，的确代有所作，其著者如清李渔《闲情偶寄》中的“饮馔部”和袁枚的《随园食单》等，到现代，则有周作人、梁实秋、汪曾祺等次第撰作的数量不菲的小品文。后来的鲁迅，显然并不喜欢这样的文字。不过，偶有涉笔，仍有诱人食指的描写，如众所周知的《孔乙己》中的盐煮笋、茴香豆，《在酒楼上》中的油豆腐、辣酱、绍酒等。就连《风波》中那一句“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热蓬蓬冒烟”，也要惹得汪曾祺叹赏不已[6]。最精彩的，当然是《论雷锋塔的倒掉》里关于螃蟹的那一段描写：
秋高稻熟时节，吴越间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红之后，无论取哪一只，揭开背壳来，里面就有黄，有膏；倘是雌的，就有石榴子一般鲜红的子。先将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个圆锥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着锥底切下，取出，翻转，使里面向外，只要不破，便变成一个罗汉模样的东西，有头脸，身子，是坐着的……[7]
文章写及这段话的本意，原是要说白娘子故事中的法海的下落，以见民间对于这类人物的憎恨。但关于吃蟹一节的细致描写，真可谓鲜明生动，曲尽其妙，在古今有关美食的描写中，无疑也属妙笔。然而，说到底，这样的描写多不过是情节的需要，或别有寄寓，而非有意地欣赏品鉴。唯一的几次例外都在私人信件里，如1929年5月22日从北京写给许广平信里的“云南腿已将吃完，很好，肉多，油也足，可惜这里的做法千篇一律，总是蒸。[8]”不过，更有趣的还是1927年8月在广东时写给江绍原的信里最后顺带说到广州荔枝：
青梅酒长久不喝了。荔支已过，杨桃上市，此物初吃似不佳，惯则甚好，食后如〖已〗用肥皂水洗口，极爽。秋时尚有，如来此，不可不吃，特先为介绍。[9]
寥寥数笔，颇有魏文帝《与吴监书（葡萄）》、刘峻《送橘启》一类小品的余韵，亦近于明清小品，但却绝非有意为文地营造闲适情致的结果。关于鲁迅的饮馔，近来颇有学者找出一些证据，证明他不是一个不懂得生活享受的人，这大体是不错的，但享受美食与欣赏甚或醉心美食，还是有所不同的。中国文人对美味的享受，一向并不看重珍馐，而更看重其中隐藏的生活滋味。《朝花夕拾小引》里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 [10]
在鲁迅后来的文章中，比较集中地谈到他对中国的饮食文化的态度的，是《马上支日记》中的七月四日一节。这篇日记一开始就从查找收在清人顾嗣立辑《闾邱辨囿》里的唐杨煜著《膳夫经手录》说起，为的是驳正日本人安冈秀夫《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中讲到中国的肴馔时的一些误闻。虽然说“我于此道向来不留心”，但顺便说到的“所见过的旧记”，就分明地指示出了中国饮食文化的源流，从《礼记》里记述的“八珍”，到《酉阳杂俎》里的御赐菜帐、清人袁枚的《随园食单》、元朝和斯辉的《饮馔正要》，以及收在《闾邱辨囿》里的唐人杨煜的《膳夫经手录》等等，几乎是对中国历史上这类笔记文学的一次最系统的梳理。不过由之引起的，却并不是“本国人和外国人颂扬中国菜”所说的“怎样可口，怎样卫生，世界上第一，宇宙间第n”，而是中国社会不同人群、不同阶层，饮食内容和饮食文化的巨大差异。与古往今来一切颂扬、品鉴中国饮食文化的人不同的是，鲁迅所注意的，首先是：“我实在不知道怎样的是中国菜。我们有几处是嚼葱蒜和杂合面饼，有几处是用醋，辣椒，腌菜下饭；还有许多人是只能舐黑盐，还有许多人是连黑盐也没得舐。”
不过，这一节文章的中心所在，却在对安冈氏所引威廉士著《中国》中《耽享乐而淫风炽盛》一篇有关中国菜与性欲关系传言的驳正。其中引用的安冈氏的文字说：
对此，鲁迅是很不以为然的。他说“我对于外国人的指摘本国的缺失，是不很发生反感的，但看到这里却不能不失笑。筵席上的中国菜诚然大抵浓厚，然而并非国民的常食；中国的阔人诚然很多淫昏，但还不至于将肴馔和壮阳药并合。'纣虽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研究中国的外国人，想得太深，感得太敏，便常常得到这样——比'支那人’更有性底敏感——的结果。”接下去便举到了安冈氏所说的“笋”与“虾”。对于将自己自幼吃了十多年的“笋”与“色欲”联系起来，鲁迅是大不以为然的。对于这一点，不知今天的研究者会怎么看，然而看看今天隐然流行于一些地方的某种食文化——如对韭菜、羊肉一类食物的微妙态度，他还是有点低估了部分国人的“性底敏感。”不过，这篇文章中最精彩，也最能见出鲁迅精神的却是他有关“醉虾”的那一段精彩议论。
我没有恭逢过奉陪“大宴会”的光荣，只是经历了几回中宴会，吃些燕窝鱼翅。现在回想，宴中宴后，倒也并不特别发生好色之心。但至今觉得奇怪的，是在燉，蒸，煨的烂熟的肴馔中间，夹着一盘活活的醉虾。据安冈氏说，虾也是与性欲有关系的；不但从他，我在中国也听到过这类话。然而我所以为奇怪的，是在这两极端的错杂，宛如文明烂熟的社会里，忽然分明现出茹毛饮血的蛮风来。而这蛮风，又并非将由蛮野进向文明，乃是已由文明落向蛮野，假如比前者为白纸，将由此开始写字，则后者便是涂满了字的黑纸罢。一面制礼作乐，尊孔读经，“四千年声明文物之邦”，真是火候恰到好处了，而一面又坦然地放火杀人，奸淫掳掠，做着虽蛮人对于同族也还不肯做的事……全个中国，就是这样的一席大宴会！
接下来的结论是：
我以为中国人的食物，应该去掉煮得烂熟，萎靡不振的；也去掉全生，或全活的。应该吃些虽然熟，然而还有些生的带着鲜血的肉类……。
一段有关食材、食法的议论，出乎意料然而又非常自然地转到了有关中国文化建设及国民性改造的宏大话题上，其与近、现代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化的关系，更足引人联想[11]。众所周知的是，有关“醉虾”，鲁迅后来还有更深刻、犀利的比喻，那就是将它看作国民境遇的一种表现，《答有恒先生》：“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12]这样的文字，虽然从有关饮食文化的分析出发，但其意义之超出那种趣味主义的描写早已不可以道里计，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切，又的确是与鲁迅在其生活创作早期就已显示出的对传统饮食文化的某种审美关注分不开的。不过，就像我在论及鲁迅的江南印象时所已说过的，从各种回忆看，实际生活中的鲁迅，对于吃其实并不怎么讲究，和周作人的随处谈吃食不一样，在鲁迅的文字中，除了如本节开头引录的《戛剑生杂记》中的数则记录，在他后来的文字中，是很少能看到他纯然以欣赏的态度写吃的，而这也与他实际参加了多少的应酬饮宴无关。[13]
《戛剑生杂记》作于1898年，收录于《鲁迅全集》第8卷
花鸟虫鱼：从闲适文化到科学认知
对花鸟草木的喜爱，也是中国文人一贯的趣味之一。这或肇端于孔子对《诗经》的解释。孔子要儿子学《诗》，说到其中的好处之一便是“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有明显的知识意图，但后来的同类追求，却都更将真正的注意力放到了审美和趣味上。这才有了后来那么多的如《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毛诗品物图考》一类的著作。它们和各种《本草》一类的书看上去很接近，但实质却有很大的不同。《本草》编纂的本来意图，在博物知识的汇集，不过到后来，其文化意义渐趋突出，科学意味反倒隐晦了。《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一类的书，则近乎《尔雅》意义的演变——本来是厘清概念的读物，到后来的阅读接受中，却除了满足语义阐释的需要之外，更被当作一种博物/清玩趣味的载体。
鲁迅少年时曾经很喜欢花草，还读过像《花镜》、《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尔雅音图》、《毛诗品物图考》、《南方草木状》、《释草小记》、《广群芳谱》一类的博物书籍。后来学了新的知识，一段时期对植物学也有兴趣。南京读书期间和1901年，还曾多次批校《花镜》，把它分订成三册。从他和周作人的诗中，都可以看到他在家养花的记录。如周作人为思念亡弟而作的《长短句》中提及的“忆当年，远甓砌花篱，携锄栽桃树”，以及鲁迅《和仲弟送别元韵并跋》中的“抱瓮何时共养花”。《周作人日记》1901年正月19日还记有：“晴。下午同大哥往厅房芟剪罗汉松及山茶枯枝冗干。” [14]可知鲁迅这一时期的爱花，也不仅仅停留在读书上。不过，随着鲁迅进入江南水师堂后接受的新的知识，他对这一切的态度，似乎也发生了变化。约作于这一年的《蒔花杂志》，文体仍像旧式笔记，但就观察的细腻和注意的重心来看已颇有不同：
晚香玉本名土馝螺斯，出塞外，叶阔似吉祥草，花生穗间，每穗四五球，每球四五朵，色白，至夜尤香，形如喇叭，长寸余，瓣五六七不等，都中最盛。昔圣祖仁皇帝因其名俗，改赐今名。
里低母斯，苔类也，取其汁为水，可染蓝色纸，遇酸水则变为红，遇硷水又复为蓝。其色变换不定，西人每以之试验化学。[15]
可注意的是，这里除了对花草形态的描写，更多了一种科学观察意味，而后一节甚至已有了明确的有关科学实验的介绍。
中国人对于草木虫鱼的书写，从《诗经》《楚辞》起就包含有两种不同的意味。一种是知识的、趣味的，亦即孔子所说的“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另一种是生命的、象征的，如《离骚》所感叹之：“惟草木之零落兮，哀美人之迟暮”。现代文人的草木虫鸟书写，亦有类似的不同趣味。有兴趣在草木本身的，较早的如周建人[16]，晚近的如汪曾祺。但也有不无借题发挥，别有寄托的。周作人《看云集·草木虫鱼》篇《小引》云：因为“此刻还觉得有许多事不想说，或是不好说，只可挑选一下再说，现在便姑且儿择定了草木虫鱼。”[17]但更多的时候，还是一种闲适趣味的流露。当然，还有流入科普和民俗的，如钟敬文、叶灵凤、贾祖璋、邓云乡等的撰作。从《蒔花杂志》看，从早年起，鲁迅对于这两者，都是深有会心的。他童年期对花草虫鱼的兴趣，自然以好奇为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有关花草鸟虫的描写，进入三味书屋后对“怪哉”虫的疑问，都是很好的说明。周建人回忆，他早年种花，就喜欢在得到一种花时，在“盆上插一条小竹签，写上植物的名字。[18]”到后来更将这种趣味性的知识追求，推进到科学探求的阶段。
鲁迅对植物态度的转变，无疑开始于进入水师学堂或矿路学堂之后，而在留日时期所接受的教育中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蒔花杂志》正是这一转变的记录。晚年的周建人忆及自己生物学趣味的发生，便说一开始即缘于那时在日本的鲁迅的鼓励：“因为他说，学习的别的科学，都需要一定的实验设备，自觉是比较困难的。植物随处都有，可以自己采集标本，进行分类研究。”并说当时鲁迅寄给他四本书：“一本是德国Strusborger等四人合著的《植物学》……；另一本是英国人（著者名字已忘了）写的《野花时节》……；第三本是Jackson编的《植物学辞典》；第四本是《植物的故事》”，此外还有架解剖显微镜[19]。
鲁迅对花鸟草木审美的这种趣味，虽不大出于后来的文章，但偶尔也会流露在他的创作、书信中，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故乡》《狗·猫·鼠》《春末闲谈》等文中的有关描写。读这些文章的人，都不会不记得他所描写过的鸣蝉、黄蜂、叫天子、油蛉、蜈蚣、斑蝥，何首乌、木莲、覆盆子，猹、麻雀、墨猴、隐鼠、细腰蜂、小青虫，体现在对这些细小的事物中的表现中的兴趣的浓郁、观察的细密和描写的生动，在整个现代文学中都是罕有匹的。即便是知识性的介绍，也都浸透了某种文化的情调和审美的愉悦。1928年写的《动植物译名小记》说：“经学家对于《毛诗》上的鸟兽草木虫鱼，小学家对于《尔雅》上的释草释木之类，医学家对于《本草》上的许多动植，一向就终于注释不明白，虽然大家也七手八脚写下了许多书。我想，将来如果有专心的生物学家，单是对于名目，除采取可用的旧名之外，还须博访各处的俗名，择其较通行而合用者，定为正名，不足，又益以新制”。正可以看出这种趣味的延续。再如1935年1月17日《致山本初枝》的信中所云：
中国诗中，病雁难得见到，病鹤倒不少。《清六家诗钞》中一定也有的。鹤是人饲养，病人便知道；雁则为野生，病了也没人知道。棠棣花是中国传去的名词，《诗经》中即已出现。至于那是怎样的花，说法颇多。普通所谓棠棣花，即现在叫作“郁李”的；日本名字不详，总之是像李一样的东西。开花期与花形也跟李一样，花为白色，只是略小而已。果实犹如小樱桃，孩子们是吃的，但一般不认为是水果。然而也有人说棠棣花就是山吹花。[20]
虽然是为外国友人解疑释难，但从中也可看到他对于辨识名物，始终都没有失去兴趣。这趣味，既来自古典的诗文传统、名物兴趣，也来自某些现代意义上的动植物学知识，虽为闲情、闲笔，仍可见他的生活情味。即便只有片段的流露，也足见出鲁迅精神世界的温润丰盈，往往都是很难得的神来之笔。当然，就自觉的意义上说，这一切，可能更流露在后来他对北京笺谱一类艺术的喜爱上。
鲁迅于1898年5月初,来到南京,考进了江南水师学堂
民俗与博物：从审美游戏到学术研究
中国现代作家对草木虫鱼的兴趣，除了传统趣味，还受到影响现代民俗学的影响。论及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兴起，人们多追溯至五四时期以周作人、顾颉刚、钟敬文等为代表的歌谣征集活动，以及其与赫尔德为代表的欧洲民俗学运动的关系，而较少强调，这其实也是中国传统地理博物趣味的一种延续。中国知识人对博物的兴趣，从一开始就和民俗有很大的关系。早在现代民俗运动兴起之前，中国文人对民俗的趣味，就体现在从《禹贡》《山海经》《汉书·地理志》到《华阳国志》《水经注》《荆楚岁时记》一类的地理杂著里。这些书，在传统的分类体系中，或归之杂史、或归之小说。正是鲁迅早年所爱读的“杂书”。不过，这中间究竟有多少是知识的，有多少是趣味的，仍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有关传统博物学知识在现代中国的演化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进行的课题。大体而言，博物学在现代中国，在三种意义上获得了新生。一是转向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前者如植物学家、农学家、医药学家（如周建人、程鹤西等）的研究；后者如历史学家、文字学家（如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徐森玉等）的研究。 二是转向艺术（如鲁迅、张大千、谢稚柳等）。三是转向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如陈梦家、邓云乡、叶灵凤、王世襄）。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那种转向，转向之后仍然残留着某些属于博物趣味的东西。鲁迅对博物趣味的转化，同样与这样三种方向有关，而其与民间文化与文人文化的关系，也相当复杂。这一点，同样从其早期创作就可多少看出其端倪。
写于1901年2月11日的《庚子送灶即事》，仍然署名戛剑生。不过，所表现的不再离愁别绪，而是日常生活的另一面，即节日文化。“只鸡胶牙糖，典衣供瓣香。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所谓“祭灶”，大概是人类最古老的信仰活动之一。家乡的祭灶的风俗，给鲁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致在他后来的小说《祝福》和散文《祭灶日漫笔》中便都再次提到了这件事。就这首诗本身来看，其中虽或透露出了周家家境的中落，但未尝不也是旧诗文常见的“嗟贫”习气的一种表现，若就其诙谐幽默的一面看，同样也是文人闲情的一种表现方式。
有着同样意味的，还有同年2月18日的《祭书神文》。这与其说是一篇礼仪文，不如说更是一篇幽默小品。初看颇让人想到韩愈《送穷文》一类的诙谐滑稽，但整篇文风，更趋近屈骚韵致。文章以祭神的形式出现，然而所祭之神并非多么有名的人物。书神长恩之名，最早见于宋吴淑《密阁闲话》，其文曰：“司书鬼曰长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啮，蠹鱼不生。” 其后又数见于宋元以来笔记，如欧阳玄《睽车志》、伊世珍《瑯环记》、张岱《夜航船》、无名氏《致虚阁杂俎》以及小说《镜花缘》等书[21]，但其地位、声名都不算有多显赫。比起为更多的读书人所崇奉的文昌帝君，它更像是一个出自小说家言的趣味人物。
鲁迅之所以祭拜它，与其说是出自信仰，不如说是更出自一种游戏趣味。对这位至今声名不彰的“神”，他之所以能想起它，或许是因为读了《镜花缘》或《夜航船》一类的书。而祭文的内容，与其说是祈福，不如说是言志，甚至只为显扬辞华之妙。这正如许多年后，他在《中国小说史略》所论：“幻设为文，晋世固已盛，……然咸以寓言为本，文词为末，……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22]这样的论述，也正可移来说明他早年所写《祭书神文》一类的游戏文字。
值得注意的还有这篇文章的结句：“他年芹茂而樨香兮，购异籍以相酬”，这当然还不能说已可看出作者“别求新声于异域”心志的萌动，但“购异籍以相酬”一语所透露的抱负，却的确可以看出鲁迅后来生活趣味中的许多东西，正如众所周知，鲁迅一生，都酷好购书，但他从来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藏书家，为他所喜爱的“异籍”，也非新旧藏书家们所耽爱的珍本秘籍，而更是带来新的文化信息、新的艺术趣味的那些中外文图书。《孤独者》说到看到在旧书摊上看到魏连殳的一部汲古阁初印本《史记索隐》，说“他喜欢书，但不是藏书家，这种本子，在他是算作贵重的善本，非万不得已，不肯轻易变卖的。”
作于1901年1－2月间的《重订〈徐霞客游记〉目录及跋》，看上去只是一项古籍整理的准备。在晚明的山水文章中，《徐霞客游记》是最为独特的作品。这独特，首先就表现在其境界与格局的博大；其次，表现在它所体现的探究趣味的科学潜质；第三，还表现在它文风的沉实质朴。这三点，都有异于一般的“晚明小品”，而于鲁迅成熟期表现出的审美倾向比较一致。鲁迅1898年10月由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所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开矿，自然对地质、地理知识格外感兴趣，然而他之喜欢《徐霞客游记》，究竟是偏于知识的探讨，还是审美的愉悦，现在已不可确知。但趣味的因素，显然也是存在的，譬如“重订”以“独鹤与飞”为序，就是沿袭了传统文人的风雅旧习。而对出自《二十四诗品》“冲淡”条的这个以“轻”“逸”为特征的意象的青睐，也是在他后来的审美趣味中很少见到的。中国传统的博物学著述，对于矿物虽亦时有记录，但兴趣一向远不及对植物那么浓厚。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学的是开矿，到东京后还曾写过《中国地质略》《中国矿产志》（与顾琅合著）等著作。日本时期购买的德文书，有相当一大部分都是生物学或矿物学的。周作人回忆鲁迅归国后的“钞书”，也“多为古代博物学方面的著作”[23]。不过，或许也是受传统文化趣味的影响，其对矿物的兴趣，似乎始终都停留于科学认知，而从未产生像对植物那样的审美的兴味。
这里还不能不说到，鲁迅早年，特别是民国初年那一段时期，对所谓“金石学”的那一种态度。《琐记》说到他初入矿路学堂，所学课程中即有“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不过，为他紧接着就声明的是，这“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 从这样的刻意强调，我们看出的，除了它所指明的事实，同样也可看出其流露其中的对一种新的知识体系和价值的认同。所谓金石学在中国，本来是一门极具文人趣味的博物知识。其存在的意义，可谓在知识与趣味之间。传统中国文人的博物趣味，在宋代曾达到一个高峰。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云：
金石之学创自宋代，不及百年已达完成之域。原其进步所以如是速者，缘宋自仁宗以后，海内无事，士大夫政事之暇，得以肆力学问。其时哲学、科学、史学、美术，各有相当之进步；士大夫亦各有相当之素养，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此种精神于当时之代表人物苏（轼）、沈（括）、黄（庭坚）、黄（伯思）诸人著述中，在在可以遇之。其对古金石之兴味，亦如其对书画之兴味，一面赏鉴的，一面研究的也。汉唐元明时人之于古器物，绝不能有宋人之兴味，故宋人于金石书画之学乃陵跨百代。近世金石之学复兴，然于著录、考订皆本宋人成法，而于宋人多方面之兴味，反有所不逮。故虽谓金石学为有宋一代之学，无不可也。[24]
“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王国维这几句话，可谓道出了中国文人对金石之学态度的秘密。而它的发达，正是与“海内无事”，士大夫多暇联系在一起的。而他们对这种学问的兴味，也如其对书画的兴味一样可分作两个侧面：“一面赏鉴的，一面研究的也。”虽然这“研究”在大多时候，主要还是在文史之学的意义上进行，但不能一概将之归为简单的“玩物丧志”，也是显而易见的。而自清初顾炎武以来，经由钱大昕、王昶、阮元、吴大澂、罗振玉、叶昌炽、孙诒让等一众学者的进一步推动[25]，以及进入现代以来王国维、梁思成、陈梦家、夏鼐、陈万里等众多学者的不断努力，更将其从传统意义上的一门学问，转变成具有丰富现代意义的艺术考古学。就此而言，即就是鲁迅早年的喜欢汉画、汉砖、瓦当，以及所谓“抄古碑”，以及后来对中国版画艺术的热忱，也都可以从这一传统中去理解。
必须看到，对昔日以雅玩、古董为名的这些事物，鲁迅所持的主要是一种批判的态度。这不仅见于《华盖集·忽然想到（五至六）》中那一段有关“《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的话；也见于《小品文的危机》中对“小摆设”的批评；以及小说《离婚》中有关七大人玩“屁塞”的那些讽刺性描写。其中的动机，除了一般地不喜欢文人雅趣之沦为无聊、恶俗，更在于一个身处民族危机时刻的知识分子对“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心理焦虑[26]。 就如《小品文的危机》中所说：“这'小摆设’原也不是什么重要的物品。在方寸的象牙版上刻一篇《兰亭序》，至今还有'艺术品’之称，但倘将这挂在万里长城的墙头，或供在云冈的丈八佛像的足下，它就渺小得看不见了，即使热心者竭力指点，也不过令观者生一种滑稽之感。何况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27]关于这种态度的复杂之处，十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重新思考民族生存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从〈怀念振铎〉论及巴金晚年有关民族文化的反思》，做出过初步的讨论，这里不再赘述[28]。
1935年，曾经屡屡被鲁迅嘲弄讽刺的邵洵美，在《一个人的谈话》中对趣味与文学的关系曾颇做过一番有趣的论说，如说：“高尚趣味又可以说是批评本能的正当的表现，它给我们的创作本能一种选择和整理的准备。” [29]“趣味是一种人工的天才，而天才则一种自然的趣味。”[30]“鲁迅有天才，没有趣味；茅盾有趣味，没有天才；达夫有天才又有趣味，在他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见他整个的人格。”说鲁迅没有趣味，显然是一种不准确的甚或暗挟了私怨的看法，但在很多时候，鲁迅的确是有意地压抑着某些容易被混同于他所反对的那种“闲适”的趣味。然而，对一个真实的人来说，某些时候的“闲适”也是不可免的。在《“题未定”草(六至九) 》中论及看一个人，须顾及其“全人”，鲁迅曾过说，即便是“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31]”这本来是人生需要的不同侧面，不可一概否定，一概否认的。对鲁迅的刻印《十竹斋笺谱》，当时即有很多种不同的看法。而今人则多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给予纳入某种宏大叙事的肯定。这当然是有其根据的。然而，不能否认，这里的确也有某些属于文人趣味、文人性情的东西在。陈丹青谈论鲁迅的美术趣味，就很感慨于历来的人们“总要强调、夸张鲁迅战斗的一面，决裂的一面，苦恼愤恨的一面，无视他闲适的一面，游戏的一面，怡然自喜的一面。[32]”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这样一种对这闲适的一面、游戏的一面、怡然自喜的一面的忽视或掩蔽，其实也是鲁迅自己的选择，虽然作为一种“积习”，这一切在后来仍有显露，但在意识的层面，涉及公共文化生活的层面，他又的确始终对这种来自传统的闲适、游戏、感伤诱惑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抵制态度。这也是认识鲁迅之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非常重要的一点。从前很长时期的鲁迅研究，偏重强调鲁迅的生活情调的“无产阶级”化，而无视其正常生活中属于趣味的、审美的、休闲的一面，固然有失全面；近期的鲁迅研究，又出现了颇为强调这一点的现象，一些流行的论著，通过梳理鲁迅的“生活圈”“草木趣味”、“饭局”，亦不无暗示其生活的富足、闲适、优裕，从而将其再次推向“小布尔乔亚”一边的可能。这或许是同样值得反思的。
鲁迅先生于1934年找到唯一的明刊本《十竹斋笺谱》，委托荣宝斋翻刻印制。
[1]仿吾《完成我们的革命文学》，《洪水》第3卷第25期，1927年。
[2]有关情形，详参鲁迅1934年1月11日致郑振铎信及《鲁迅全集》第13卷第8页注[3]，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3]难知（周作人）《十竹斋的小摆设》，《文饭小品》第5期，1935年6月25日。
[4]檀作文《试论白居易的闲适精神》，《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5]鲁迅《戛剑生杂记》，《鲁迅全集》第8卷，第527页。
[6]汪曾祺：《吃食和文学》，《知味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7]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第1卷，第180页。
[8]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第299页。
[9]鲁迅《致江绍原》，《鲁迅全集》第12卷，第60页。
[10]鲁迅《朝花夕拾小引》，《鲁迅全集》第2卷，第236页。
[11]鲁迅《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347－350页。
[12]鲁迅《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3卷，第474页。
[13]邵宁宁《魂兮归来哀江南：鲁迅创作中的江南生活影像及其美学》，《文艺争鸣》2020年第11期。
[14]《周作人日记》（影印本）大象出版社1996版，第196页。
[15]鲁迅《蒔花杂志》，《鲁迅全集》第8卷，第529页。
[16]周建人的植物学趣味，虽有早年栽植花木的影响，但其真正形成一种兴趣，还是来自鲁迅留学日本以后，从科学知识角度对他的启蒙和引导。详见周建人《达尔文进化论是怎样吸引着我的——早年学科学追忆》，《周建人文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17]止庵编《周作人自编文集·看云集》，第15页。
[18]周建人《略读关于鲁迅的事情》，《周建人文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290页。
[19]周建人《达尔文进化论是怎样吸引着我的？——早年学科学追忆》，《周建人文选》，第370页。
[20]鲁迅《致山本初枝》，《鲁迅全集》第14卷，第338页。
[21]胡松涛《中国的“书神”》，《中华读书报》2019年2月27日。
[2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
[23]周作人《关于鲁迅》。参顾农《早年鲁迅与草木虫鱼》，《与鲁迅有关》，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2页。
[24]方麟选编《王国维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48，752－753页。
[25]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十六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93－95页。
[26]《华盖集·忽然想到（五至六）》。
[27]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第591页。
[28]邵宁宁《重新思考民族生存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从〈怀念振铎〉论及巴金晚年有关民族文化的反思》，《西北师大学报》2006年第2期。
[29]《一个人的谈话》，《洵美文存》，第27－30页
[30]《一个人的谈话》，《洵美文存》，第31页。
[31]鲁迅《“题未定”草》，《鲁迅全集》第6卷，第436页。
[32]陈丹青《笑谈大先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3页。
轮值主编：夏天
本期编辑：熊阳 付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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