弑父：人类精神成长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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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弑父”情结，贯穿西方文明史。人类也许经历过漫长的母系社会，但有文字书写的历史，绝大部分是父权制的历史。

有人认为：西方是杀父文化，东方是杀子文化。这个说法大体不错。因为东方文化相对来说，精神结构比较稳定，难以“杀父”开新。而西方文化则经历了一系列断裂。

父权制，东西方都曾经经历过。而且，父权制阻碍人类精神的特征，古今中外都差不多。例如，父权制会吞噬自己的后代，就像希腊神话中的，第一代天神乌拉诺斯被儿子泰坦神克罗诺斯阉割了，第二代天神克罗诺斯又被儿子宙斯推翻了。

不过，西方文明对父权制进行了不断的反动。例如，普遍的弑父精神，即“俄狄浦斯情结”。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情结存在于人类的潜意识中。在现代西方，表现为对家长制的抗拒，以及对狭义的爱国（血缘、种族）主义的抨击。在东方则不一样，我们一直沿袭着祖先崇拜、孝道等等父权制文化。

这里有必要了解一下几个相关的单词。词根Patr(I)=father，表示父亲；patriarch表示家长，大主教；patriarchy表示家长制，父权制，父权政治；patriotism表示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在西方，除了一种开放性的共同体情感之外，多半具有贬义色彩，例如下面这些人的说法：

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

——塞缪尔·约翰逊 (英国)

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

——卢梭 (法国)

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

——列宁（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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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弑父”是西方人的成年礼。通过“弑父”，个人走向独立自主。当然，“弑父”并非是指在肉身上杀死父亲，而是喻指对权威的反抗。并且，这种反抗是同一辈人对上一辈人的共同行动。因此，弑父同时标志着一种团体精神的成熟。

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把西方民主制度的产生直接归因于儿子对父亲的反抗。他认为，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从“原始父亲”的专制向“兄弟联盟”的民主转变的过程。

但在中国，历朝历代都奉行“以孝治天下”，这跟儒家伦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秩序，是分不开的。《孝经》有云：“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

《历史的终结》一书的作者，美国著名学者福山，下面的文字，可以看作是他对西方“弑父”精神的理解：

在西方社会里父亲的权威必须和其他来源的权威竞争，譬如孩子的老师、老板、国家，还有至高无上的上帝。以美国来说，子女叛逆，反抗父母亲的权威，早已经内化成这个国家的一部分，青少年只有通过这个阶段，才像是真正长大成人：反抗父母变成了一项仪式。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美国的这种现象绝对是不可思议的，西方那种唯上帝意旨为依归、即使必须因此而违抗家庭也在所不惜的基督教思想，是中国人永远难以理解的，毕竟在中国社会里，孝顺父母本来就是神圣的行为，没有任何一种个人意识能够超越，遑论与其相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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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些人对中西差异的认识，跟福山上面所说的也差不多类似。这些认识，不仅注意到了独立人格的问题，更注意到了团体（公共）精神的问题。一个是“弑父”的必要性，一个是“弑父”的目的所在。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中国是血缘宗法伦理社会，呈现为一种“差序格局”：服从权威、困于家庭，以个人为中心，实际上是没有个人。而西方是一种“团体格局”的社会。在这种格局之下，个人才能争取到自己的人格。他写道：

我们如果要了解西洋的“团体格局”社会中的道德体系，决不能离开他们的宗教观念的。宗教的前程和信赖不但是他们道德观念的来源，而且是支持行为规范的力量，是团体的象征。在象征着团体的神的观念下，有着两个重要的派生观念：一是每个个人在神前的平等；二是神对每个个人的公道。

梁漱溟则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人原来个个都是顺民，同时亦个个都是皇帝。”他还指出：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但他又说：中国人之所长在“人对人”。因此，他主张“以中国精神引进团体组织”，也就是想塑造出一种民族精神。

旁观者也能发现中国文化的痼疾。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谈到：“孝道或族权是或许是孔子伦理中最大的弱点，孔子伦理中与常理相去太远的也就在于此。家族意识会削弱人的公共精神，赋予长者过多的权力会导致旧势力的肆虐……孔子宣扬的孝道有碍于公共精神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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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说，中国永远是人类历史的例外。实际上，真正的例外是西方。因为例外才是真正强大的东西，它能够突破以往和惯例，重新立法。我们不难看到，西方的权势，就在于它能够不断地创造“例外”，以吐故纳新，不断地开出新的文明。任何传统文明，在这种“西方文明”的面前，往往只有被淘汰的命运。

西方的构成，其实是断裂性的。不像东方，是连续性的。所以，张光直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才是普遍性的。这个观点是有解释力的。因为不同的古代文明，其实都在传统文明之内。沃格林认为，中国是一种萨满式文明，未能实现真正的突破，只是停留于“宇宙论秩序”，没有走向一种“心性论秩序”。历史变迁表现为“皇、帝、王、霸”的倒退。

唯独“西方”是一个例外。它从古希腊开始，其文明形式就再也无法固定下来。西方的中心，一直处于游弋之中：古希腊哲学、民主、罗马法、世界精神、个人主权、自由主义，等等。但又始终保持着一种自我革新，以及开放性。同时，呈现为一种普适性的“团体格局”。它努力打通“天-地-人-神”四维。所以，它总能够表现为一种韦伯所说的“全面合理化”的努力。因此，“西方”在哪里，没有一个固定答案。例如，东方的日本也可以成为西方。

西方人一直在自觉地反“西方”。可以说，整个人类思想史，也是由此主宰的。当我们强调自己的特色时，西方在不断开出新的特色。所以，这样的西方，其实就是无形的。它通过“弑父”而不断更新自身。父权制的狭隘性是明显的。它制造假想敌，破坏人类团结。父爱主义之下，人格只能依附权力，法治也就荡然无存。

其实，东方的父权制早就走到了尽头，男性开始变态。例如，有人认为，中国是隐性女权王国。在这个王国之内，阴柔的男人更容易为官驭民。那些富有男子气概的人，正直、勇敢的人，多半都是倒霉蛋，备受世人排挤。

因此，必须警惕“父亲”！弑父，仍然是人类精神成长的必经之路。